胡同是曲径通幽，路在背阴的砖墙或土墙后面无穷无尽。六岁时第一次迷失在里面，在长满青苔的石板上跌破了膝盖，暗影和恐惧让胡同变得逼仄而深远。坐在石板上，用石子临摹着墙上白漆刷出的线条与纹路。是雯姨找到了我，她穿着浅绿色的长裙从胡同深处走过来。现在我依然常常想起雯姨出嫁以前的身影和容颜，用带着叶子的藤络将头发闲闲地绾起，长长的刘海遮住了前额和眼睑。她走过来，在我临摹的线条后面用石子划了一个巨大的叉，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雯姨的这个举动是多么有力，不留余地。这在我逐渐成熟的日子里频繁地被忆起，成为我洞察人事的尺度，固执性格的源头。
　　
　　后来那位戚先生出现在胡同里，他用竹竿搭起一个简单的棚子摆起了旧书摊。我记得是我们几个从后山取来的竹子，这些竹子撑起了我对文学最初的启蒙。他给我们讲《聊斋》，讲《西游记》，讲《圣经》和希腊罗马的史诗故事。教我在废旧的报纸和桑皮纸上临摹《灵飞经》。我常常记起的是在冰天雪地的年月里，他用毛笔呈现着对我来说生平未见的雪骨冰姿。他铺平我的手掌，像算命先生一样指着上面的纹路说：你要平庸。在我不懂得平庸意义的年岁，是多么厌恶平庸。他的书摊没过多久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铁匠铺。那时的铁制物什价格不菲而抢手，一个个非法的小铁铺迅速地在一些隐蔽的角落窜出来，用来弥补前段时期的领导人因大炼钢铁而造成的损失。
　　
　　我家原有一片面积不小桑树林，留在记忆里的不只是夏天暴雨后满眼紫红的桑椹，还有那一排养蚕的老北屋里浓重的消毒水味道。采桑叶，编草山，摘蚕茧，洗蚕框。一季下来，不仅可以换足整年一家七人的口粮，还有余钱来接济叔伯。后来在我逐渐懂得生活的年岁，各地疯狂划分成分的年代也已过去，那时我还不能理解它带给父母的战战兢兢与谦恭为人，事实上，它所带来的辛酸远胜于贫穷和饥饿本身。
　　
　　算不得许多年以前，生存与光景在我眼里并不如现在一般，那时总是动不动就起风，昏天黑地，树木在黄土路的两边荡来荡去。太阳总是躲在高高的山墙后面，留下巨大的暗影。人在胡同里游走，如鬼魅一般。沂河冲击的故土，黄河淤积的平原，人生活在光线昏暗的阴影下，如同大河中苍天的倒影一般，微风足以让它摇摆，继而支离破碎。
　　
　　我又想起那个胡同，那两堵墙截获的天空。狗趴在胡同口，如蜷缩的蚕。土墙上白漆刷出的标语多半已脱落——夯土的墙，毕竟不是铁打的江山。幽巷上苍的积云越变越深，每到梅雨季节便来清洗一番，石板缝隙里窜出的青藤与爬山虎疯狂地滋长，这种有着惊人生命力的植物，霸道的藤叶像一层层密切的鳞片，常常在某个盛夏暴雨过后的清晨悄悄地攀升数尺。然后慢慢变黄、变黑，裸露出被榨干汁水的藤茎。在深秋的季节之后，一把火，劈劈啪啪，摧枯拉朽般，泛蓝的青烟直指天庭。
　　
　　被砍伐殆尽的桑树地里，变着花样地种上蘼、麻、玉米和甜菜。有时候我站在落满了霜的田地里，看一座座立着坟茔的土地在越来越深的秋里渐渐冷下去，焚田的白烟就悄悄升起来，如同儿时的我站在院子里的榆钱树下看羊群吞噬南瓜肥硕的叶子时，落在山墙上的夕照慢慢模糊下去，空净而冰冷。
　　
　　在没有了龙的岁月里，人们把蛇作为图腾而崇拜。经过了六七十年代一场革命的洗礼，人们并未被赐予虚灵上的智慧，生活遂变得盲目而具体。养蚕不能继续，便养鸡。生命的重量一旦由动物和植物所承担，人便没有了闲暇去思考生命本身的意义。多水的地方就会有很多蛇，而这种精灵却也爱往人的家宅里觅食。开始时捉老鼠，后来便同我有了相同的癖好，偷食生鸡蛋。它修长的躯体可以自由地在每个鸡笼里肆意穿梭，黑褐色的纹路在油亮的身体上清晰可见。它们一旦在此定居便不愿再离开。不知道何时起，老祖宗称它们为屋龙，它们是打不得的，父亲每次发现它，都是用木棍把它挑到河边放生，不厌其烦地。
　　
　　维森特。加奥斯说：“那么多的阴影，那么多的创伤，那么多的生命。”在我躲藏在榆钱树茂密的枝叶后大口朵颐的时候，父母常小心翼翼地窃窃私语，有意躲着我们，他们在提防什么？时间久了，我渐渐明白戚先生要我平庸的告诫。在人们思想高度统一的年岁，每个人都力求单纯、虔诚信仰与营造太平。对我来说应当是幸福的。在家境突转的几年里，一日三餐都要精确算计，母亲却出奇地让一家七口都安逸无忧，清苦的的日子里，不认识几个字的母亲成了数学家。我在那棵榆钱树上，看着她把晒了一天的油菜籽堆起来，把草料和树叶放进羊圈，然后端着煮熟的南瓜粥或山芋饭在门前叫我们几个的名字。而那时我已到了入学的年龄。
　　
　　教科书的第一课只有五个字——毛主席万岁！我们跟着年轻的老师学唱《东方红》。父亲说只要一唱关于毛主席歌，干起活来就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学校正门前屏风上巨大的彩绘，需仰视才见。
　　
　　而我始终无法摆脱那条阴暗胡同的困惑。岑寂的夜晚一如既往地降临。青藤缭绕，依然延续着年岁和故事，和人一样，拼命地向上攀，然而土墙是它毕生的高度，它能抱怨什么？苦难的根须生在潮湿的石板间。年迈的戚先生不过是一介书生，他的几张秀丽的繁体小楷手卷被我封存在箱底。我的生性怪癖寡言鲜语也多半缘于那时的记忆以及平庸二字背后的含义。雯姨出嫁是在霜降后的第四天，那天夜里下了很大的霜，古旧的窗格上落满了一层，瓦楞看上去很晶莹，像是一排排整齐斜放着的古书册。在我长到二十几岁的年纪，雯姨时常拿出小时候的照片给我看，不满与无辜的眼神和如今相去甚远，是时间，让人变得更加理性。外祖父是个老红军，现在早已作古，舅舅叫红旗，曾做过红卫兵，常跟我提起那时候他所经历的故事。墙上的标语，时间早已讽刺了它们的无知，可束在雯姨发间的藤络早已经枯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