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王维跟陶渊明很像，两人都有田园诗人的名头，也都曾经张扬，而终归淡泊，两人还写过相似的诗，陶渊明有名句：“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王维就向他致敬：“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

　　他们还都是隐居的倡导者，隐居这种事儿，说起来很古典，但潜伏在写字楼格子间里的上班族，哪个没想过推开桌面上的电脑、电话和纸张，站起来，去一个更快乐的地方呢？女友聚在一起，做大头梦是永恒的主题，开咖啡馆，开饼子店，去丽江开客栈，而我，则梦想着，开一个四面玻璃墙、器皿锃亮、伙计英俊的豆腐店，因为我和瞿秋白很有共鸣：中国的豆腐是很好吃的。

　　虽然终是大快口舌一场后作鸟兽散，但我对能够亲力亲为者，总是具有惆怅的敬意，还一直想看看他们在隐居之地是怎么过日子的。虽然也知道，中国的文人，不大可能像梭罗那样，连一斤大米多少钱都标出来，能看个大致框架，也可以望梅止渴了啊。

　　某日无意间翻到一本王维的年谱，这一翻不当紧，我发现，所谓隐居，全是我的一厢情愿，人家王维，根本就没真正隐居过。朝堂上始终有他一席之地，在去世的前一年，他已经60岁了，还在门下省替皇帝起草赦书表。

　　他的确从三十多岁时就间断地隐居，的确在乡间建了一座蓝田别墅，的确做过“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这样的表白，但他还是工作到了最后一刻。

　　这其实不难理解，对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他是不以为然的，曾说：“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计其后之累也。”

　　陶渊明啊，您只要折腰见一下督邮，就可以安享公务员待遇，不能忍耐一时的难堪，就要忍耐一辈子的难堪，像这样不知轻重，以后有好果子吃了吧？

　　王维的思路，其实跟格子间里的我们挺像的，虽然对手上的工作有烦言，抱怨着抱怨着还是做下去了，最多像王维那样，周末去乡间走走，做快慰状，做流连状，再果断地发動引擎，回到熟悉的生活中来。

　　陶渊明与我们的差别在于他更在乎生命的完整性，他将整个生命向生活撞过去，若疼痛，也没什么，写在诗中好了，他的活法更像一种行为艺术，证明，我们只是生命的房客，而不是业主。

　　我们则把生命切割成两部分，付出一部分，赎买另一部分，最完美的设想是，像蜜蜂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可是，你真的能像设置iPhone一样，自如地转换你的生命模式吗？还有，一旦习惯了付出，很可能就忘记了赎买，最后把付出当成目的，比如王维，就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很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叫《暗恋王维》，我列举了一系列他值得爱慕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他能令人安静，我让自己穿越到他身边做一个女侍，“素衣，黑发，干净的额头与眼神，并坚持不发一语，在琴声与啸声的交替里，我细若游丝地，感受着这个男人内心的静气与激情”，如今再看，这想法还是比较靠谱，起码比去陶渊明身边做女侍靠谱，他自个儿隐居隐得饭都吃不上了，还用得起漂亮女侍？

　　而王维，更像安妮宝贝笔下的那些男人，要安静，要干净，要能谈谈禅说说诗歌，但最重要的，是穿得起“价格不菲的白色衬衫”，这才是点睛之笔，有了它，前面那些才能锦上添花，没有的话，前面那些，在年轻姑娘眼里，恐怕都是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