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稍有记忆的时候，记忆中的那时候我吃饭时，手里端着的碗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碗，而是一个三四岁的人拳头大小的一个小瓷盅，时间大概是在上个世纪的一九六零年吧。
那时候我在藉田街上的医院对面的幼儿园里，正是过“粮食关”的时候。我的印象中记得每一顿拿着那个小瓷盅，排着队去一个窗口前盛稀饭。虽然小口盅里的稀饭也是满满的，可是却那口盅里的稀饭，全是像的米汤一般，根本填不了肚子，一天到晚总是觉得饿得心里发慌。
后来幼儿园发现一个姓熊的老师贪污了粮食，虽然把那个老师逮走了，可小口盅里的稀饭依然没有什么变化。
有一次，幼儿园放假，我去我煎茶公社怀文大队六生产队的舅舅家，吃饭的时候，我大舅舅带着我去生产队的大食堂吃饭。去到那食堂的时候，我看到生产队里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全部一百来十个的人，都蹲在一个很院坝中和几间大房间里，每十来个人围成一个圆圈，圆圈的中间放着一只木头的水桶，里面有一些黑乎乎的菜叶，每一个人的手中端着一个深咖啡色的碗，碗里装的是面糊一样的东西。
我大舅舅领着我从那蹲着的人中绕过的时候，我耳朵里听到的全是人们在喝那深咖啡色碗中糊糊时“唿、唿、唿”的声音。我看到的那些蹲着的人端碗的姿势，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都不是用手端碗，而是将那深咖啡色的碗放在手掌心。
现在我想，用那样的方式端碗，可能会让那碗可能会盛得满一些，但也不会烫着手指的原因吧！
长大一些后，我看到家里用的全都是土碗，那土碗表面上是一层上了“釉”烧制而成的，但是一旦稍不注意摔下去，就完全碎了。后来妈妈就去买了搪瓷碗，那碗的好处是不怕摔坏，即便是掉在地上，最多就是把瓷摔掉一些，所以不必因为摔坏了碗而花钱去买碗。
“文革”开始后，碗也成为了宣传的一个“阵地”和工具。家家户户用的碗，不管是是白色的还是其他什么颜色的碗，一个个碗上都印着“最高指示”，印得最多的是“要斗私披修”这局好和“认真学习‘老三篇’的几个字”，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话语。
端那碗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事是，无论放多大的脾气，都不能够摔碗，否则被人发现的话，可能会被举报为故意摔碎“最高指示”。
我第一次知道和端着那十分考究的巴掌大小的白花瓷碗，是在一九七五年的时候。那是我去一个成都的姑姑家做客。当吃饭的时候姑姑递给了我一个印着花的雪白的小瓷碗。我端着那碗心里想：这成都人也真是，一个巴掌大的饭碗，一顿饭下来不吃上他七八碗饭才能够吃饱吗？！还有就是这么漂亮的碗，摔下去了碎了怎么办？那不心疼死了才怪！
那顿饭我吃了两碗，肚子里还是觉得空空荡荡的，一点饱了的感觉都没有，但是也不好意思说还想吃。我当时就想，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虽然那碗却也是漂亮好看，但我是不会喜欢用那样的碗的！
两年后我去了农村当知青，知青点的碗全部都是大土碗，盛上一满碗就有三四两米的饭之多。有一次我和知青点的战友屈德述，被安排与茶场的二十多个贫下中农一起去黑龙滩边抬树。那天天下着毛毛雨路非常的滑，两个人抬着一棵树行走及重又累。
好在是那天中午的午饭是大队茶场的人做的，虽然只有芋儿和厚皮菜，但菜都是在茶场的菜地里摘带来的，米饭随便吃。而知青点吃饭都是定量每顿只有半斤米饭。现在而今一顿饭吃半斤肯定是笑话，可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油荤，加上每天都是体力活，一顿半斤米饭下肚，也就是五六分饱的样子。所以，那天中午我一连吃了五碗那每碗近四两米饭，算下来足足有一斤半米煮的饭……
时间眨眼已经在岁月之中行经了几十年，原来的那种印着“最高指示”的碗和印着“老三篇”的碗，只有去街上那古董陈货摊上，练摊的时候偶尔才能见着，也不知道是不是仿品和歪货。那深咖啡色的土碗，即便是在偏僻的乡村农家院里，也鲜有可见了。
时间改变着一切，当然也改变着人的观念。曾经的我并不喜欢的那漂亮好看，印着花卉的巴掌大小的白瓷碗，也早已经用惯习以为常了。
自己那一顿饭能够一连吃五土碗，足有一斤半米饭的记录，已经随着时间的过去，成为了沉淀在自己留在时间记忆的沙滩上，那永远的往事符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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