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母亲才四十几岁，头发就已经花白了，黝黑干枯的脸上爬满了皱纹，眼睛总像争不开一样，耷拉着，这是常哭的原因。每次母亲补衣服，总是脸颊留着泪痕。母亲生了九个儿女。儿多母苦。儿女多，这个的衣服刚补好，那个的衣服又破了，母亲要出工争工分又要做家务。补衣服只能在中午和晚上。母亲从没休息过，稍有时间就拿衣裤来补，好像补衣裤成了母亲的业余爱好。可母亲总是手里拿着针线，眼唅着泪，一边轻轻哭诉着什么。那时我年小，听不懂母亲说的什么，只知道母亲在哭。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母亲总是那个样子，一条长板凳，横跨在土砖屋的门坎上，廋小的身体靠在门框上，一边补衣服，一边流眼泪。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大年三十晚上，母亲给我补裤子的情境。
那是我更小的时候，大概还没上学吧，在那个腊月二十九，母亲要去大山那边探望年迈的外婆，不懂事的我哭闹着要跟母亲去外婆家。那天下了一场雨。我随母亲回家时，身上穿的新裤子沾满了黄泥巴。为了让我过新年穿干净的裤子，母亲帮我把裤子洗了。可天公不作美，三十又下了一场雨。到了三十晚上，我的新裤子还是湿漉漉的。这是我唯一的没有打补丁的裤子，母亲做给我准备过年穿的。家里的布料，是母亲把买来的白官布放在铁锅里加些染料染成蓝色的，虽然布料不贵，但能有一条新裤过年，在那个年月，已是不错的事了，于是，母亲再忙也没忘记把我那条未干的新裤放在炭火上的篾罩子上去烘。三十的晚上母亲最忙。忙着忙着母亲就忘记了我在炭火上烘的裤子了。等母亲记起，我的新裤子的屁股上已烘烂一大块。这个时候，新裤烂了，唯一最快的办法是把新裤补好，因为要另做一条，不仅来不及也没布料。于是，母亲把其它一切紧要的事做好之后，含着眼泪，连夜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用同样蓝色的官布，在我那条新裤的屁股上补一个大大的圆补丁。为了在第二天的大年初一，不让我的小伙伴们讥笑我穿补丁裤，母亲补的针子很短很短，短得几乎看不出。可是，有谁知道，这个圆圆的大补丁，融进了母亲多少泪？
父亲在世的时候，常常给我们这些儿女讲母亲削薯蒂子的故事。
那时国家处在最困难的时候，对于一个劳动力不足的家庭来说，更是雪上加霜。那时姐姐们也还小，听说她们每次刚吃过饭就说肚子饿了。家里一贫如洗，母亲拿不出任何食物给年幼的姐姐们充饥。一天晚上，趁着天黑，母亲悄悄地提着昏暗的马灯，走了出去。直到夜深人静时仍不见母亲的身影。此时，父女们乱作一团，兵分几路去寻找母亲。父亲和姐姐们把自家所有的空房子都找遍了，也没发现母亲的踪影。然后，又去了村前的两口井和池塘边寻找，也没有。然后，父亲就说，是不是到更远的地方去寻短见了？后来，父亲领着姐姐们不知怎么找到了村后的一间破屋里，这间破土屋没有门，是生产队专倒烂红薯的地方。父亲和姐姐们看到破屋里显着微弱的亮光，就走了进去。只看见，烂红薯堆里蹲着一个人，马灯放在烂红薯堆上面，左脚边，放着一个小竹蓝，母亲就着昏暗的马灯光，用菜刀在那丢弃的烂红薯上，削取那点仅有枣大的那个尚未烂掉的薯蒂子。看到此情此境，姐姐们一齐跑过去喊：“妈妈——”母亲低着头削烂红薯，不说话，默默的掉眼泪。
如今，母亲已九十五岁了，母亲，终于过上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那吃红薯蒂子的年代一去不复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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