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夜无眠，翻来覆去自己跟自己说了一夜的话。我需要有个娘家，听我诉说心中的委屈、前途的跋涉和我这几年的困惑。
第二天，我挑了一期朋友办的杂志，两篇自以为还拿得出手的稿子，惴惴不安地骑车前去。
转上楼，走进办公室，见空荡荡的屋子里，摆了张长条形桌子。桌子上高高矮矮一群开会似的茶杯，七八只灰头土脸。墙边，你挤我挨，排了大大小小的盆景。吊兰、金虎、文竹什么的，或许缺少雨露阳光，焉头耷脑的。墙上悬挂的几面锦旗，红底黄字断胳膊少腿。南墙顶头的一隅，一张狭小的办公桌，乍一看像只蜷缩在墙角里的蜘蛛。
“你是……？”蜘蛛的主人站起来，迎接我。高额头，矮个子，眼镜。——似曾相识，哪里见过？
我递上杂志和习作，作了些自我介绍。他从厚厚的眼镜里对我泛了泛熊猫似的眼睛，不加任何修饰地介绍自己：“朱XX。”
朱老师？！怪不得——
七十年代初期的一个夏天，我二哥擦去脚上的泥巴，借调到县文化馆，搞群众文艺创作。星期天，妈给了我一双布鞋，让我去城里给二哥。二十里地，别说那天上人间的文化馆，就是去城里的路，十一岁的我也难保不走错，叫我怎么送？妈说，你呀！也不小了，得学着做点事。人一辈子，不识人没饭吃，不识路不碍事，路就出在嘴上啊。我头顶气鼓鼓的太阳，脚板踩着发烫的路面，怀里揣着报纸裹了又裹的新鞋，战战兢兢来到城里，一路问，文化馆在哪里？先后在男女老小十数人的指引下，最后跨过一座桥，找到了一座绿荫森森，古木蔽天的院落。
这院里铺着青砖，即使骄阳七月，也仿佛湿漉漉地冒着凉意。我当时念过的课本上，永远不会有沁人心脾这类词，只知道赤脚踩上去，不是一路上乡间灶膛里烘过的土路，而是冰棍一样的凉爽。我在门口一个正在洗头的女人的指引下（世上竟有这样白、这么漂亮的女人？）绕过一棵参天古槐，走进一间两开扇大门的大房子——这房子又高又宽，比我们生产队的仓库大多了——二哥听说“你弟弟找你”，从床上翻起来，看到我，高兴地搓着双手，替我擦过脚，让我挤在他的单人床上一同睡午觉。
说是睡午觉，其实是在听另一张床上蚊帐里的一个人讲故事：再说那年高桥先生带着他美丽的妻子枝子从横滨横渡上海，找到他记忆里的普陀区胭脂巷。一看，哪里还有他的家？哪里还有南货店？呈现在他眼前的，是被日本鬼子狂轰滥炸后的一片废墟……我对面的蚊帐里，传出个混厚的高低错落的男中音。这声音如凌空抛出的一道绳索，紧紧地捆住了少年的心。我凝神屏息，大气不出，心情跟着故事，时儿悲痛，时儿欢快。偌大的屋子里，那饱含了激情的声音，像只飞来飞去的鸽子……在回荡，冲撞。偶有“哦”“啊”的感叹，不定时地从同样下着蚊帐的几张床里响起，使我知道，在听故事的，不止我们弟兄两人。
啊，这世上还有这样的故事？到如今，我一直以为最好听的故事，莫过于财福老师在课堂上念的冬子了。冬子妈从被还乡团包围的熊熊燃烧的屋子里甩出一个炸弹，竟没有将胡汉三炸死，激起我心中无比的阶级仇，民族恨！
……我撩开蚊帐的一角，看看门外院子里披着骄阳的绿树，看看被墙边那棵国槐遮盖着的铺了青砖的地面，看看屋顶上一根根染成红色的木橼，想：真好啊，文化……多么好！
（事后，二哥还专门给我补了那故事的头和尾，并且告诉我，那故事叫《音乐的眼泪》，那天讲故事的，是文化馆朱老师）
从此，“文化”两字，就像一枚种子，植入我心里。
“好啊好啊，不错。”朱老师放下我的稿子，不经意地从窗台上的笔筒里，拿出支彩笔，在我的一篇短文的最后一句，添了个“乎”字。我接过一读，原来的一句很平常的陈述句，祇因为多了个黑乎乎的“乎”，一下子变成了反问句，变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并且原先一般读者可能含糊的意思，变成了林中响箭，飞速而去。“真不愧前辈！”我暗暗生敬的同时，不觉对我带来的杂志有几分汗颜了。因为来之前，我曾考虑带什么见面礼，既是去文联，总不能一文不名吧？但是我们的杂志，不是纯文学，五花八门，乱七八糟，既有散文小说，也有服饰美食，甚至性讨论。“这有什么？蛮好的呀，食色性也。”朱老师好像看出了我的不安，一边翻看栏目，一边欣赏着装帧，大度地包容了我。接着，他泛了泛镜片里大熊猫的眼珠，说，“小黄，你长得很像我原先的一个同事，跟你同姓。”
“黄坤。”我笑了笑，说，“朱老师，你是说我二哥吧？”
“对对对，你是他弟？！”
——啊老师，你不可能记得我，我却在少年时就将你烙了印。
“咦，还真像。黄坤的弟弟！”朱老师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赶紧把我介绍给办公室里的两位同事，同时也把一直在默不作声地忙着的他们介绍给我。“这位是搞音乐的潘老师。这位是摄影家协会的王老师。呵呵。”（我后来有幸听过潘老师的演奏。王老师十六年后变成了我的亲戚）
接下来我们的交流又随和了许多。主要是朱老师帮我看病。或许是文学创作本就是个体劳动，再加上文人相轻的毛病（不是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吗？）我在这座小城，几乎是孤军奋战，白天处理女人与男人的爱恨情仇，晚上闭门造车，挑灯夜战，耐不住寂寞的时候喝酒睡觉，眼睛一闭，宠辱皆忘，管他谁又大发了！
真的吗？不是真的。真的充耳不闻是不可能的，我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每天还在吃五谷杂粮缴N种费呢。因此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反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对人对己有什么好处？还不如早点睡，省点电费，养养身体。但是如果一月不写字，又觉得无所事事，更加寂寞，空虚，什么都不在心上……简直是堕落。难道我得了精神病？因此我需要请教的，倒不是文章该怎么写，而是根本上要不要写的问题，君不见不需要这劳什子的反而活得更舒坦么？
简言之，五个字：“文学的困惑”。
朱老师听了我祥林嫂的唠叨，笑笑，说。“各人有各人的活法。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困惑。知道邓刚跟大学生们的讨论吗？有人问：人不吃饭不行，不穿衣服不行，不看小说还不是一样活？邓刚答：动物不看小说，一样活，但永远是动物。”
……我们聊着。我们还聊了一些其他事。比如，我问，“我们文联有自己的园地吗？”他答，“有。《古城文艺》。出过两期，没钱了。也曾经试图回收些本钱，继续出下去，组织了人去车站码头卖，没人要。”笑笑，指了指靠墙边的壁橱，“你走时，送你些。”“上面就没有下拨经费？”他说，“文联是群团组织，经费非常有限。而且，你们的娘家是这里，但真正写出了名堂，成名成家了，功劳在宣传部、文化局。”说着又向我翻了翻大熊猫的眼睛。“但人还不是一样的活！哪有这么多计较、苦恼？真正埋头苦干的人，情绪少。”
已近下班，我们一同向楼下走去。不是说君子之交淡若水？我正奇怪既已相知相交，何必将辞行搞得这么礼貌，还要送我？他却伸手一指楼梯间：“小便。”
后记：我记忆里的青砖铺地的文化馆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全国城市一个面孔的商品高楼，我不能哀伤，因为它是现代化建设的象征。至少，那参天古木犹在，郁郁森森，像个世纪老人。有时，我会在落日余晖里，走到他身边，摸一摸，抽支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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