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和昆虫的变色行为，于我的理解，也是牠们为了生存和生活适应环境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
然而，我认为这个世界，为了生存以及为了生活得比他人更好，更容易获得利益，最会（善于）“变色”的动物是人。
因为这个世界上，与其他动物相比较，最善于钻营和伪装的动物是人，而非是动物学家和昆虫学家上面所列举的那些动物和昆虫。
譬如一些人为了让领导或旁观者满意，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伪装积极表现自己；为了让他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如何清廉奉公守法，既可以一面收受甚至勒索他人的贿赂，又一面坐在台上信誓旦旦地谴责腐败行为；为了让家人放心认为自己是一个高尚情操的人，一面口若悬河的教育妻儿老小，一面在在外花天酒地。
这些“变色”的能力和类似的“变色”水平，都是其他动物和昆虫所永远难以达到和相提并论的。
善于钻营“变色”的人，在自己的心中，做事的时候只会想到自己。有时候有意无意之中就会伤到他人，或是让他人难堪下不了台。
记得是在我下乡当知青一个多月时，我就遇到过一次他人为了表现自己，却让我和另外的两个知青无意之中就受到了一次“非议”的事，那被作秀之人打的一记耳光，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那是有一九七六年九月的一天，大队茶场的人和我们刚刚成立的知青点上的全部知青，到黑龙滩尾部收割的584水线以上至594水线下丰水季节淹没，枯水季节露显出来可以种一季水稻，那也是我当了知青一个月后第一次干参加收割水稻的农活。
到了干活的地方，茶场的领导将知青点上的五六个女知青，安排去与茶场的七八个男的和女的一起去田里割水稻，另外有十来个茶场的男女劳动力则去踩打谷机和传递割下来的水稻。
可能是因为茶场（也是知青点）的领导，看到我和德述与松柏三个人是小伙子的原因，没有安排我们去割水稻，而是将我们安排去几个男的主要劳动力一起，挑那打谷机打下的湿漉漉的水稻。
咋眼看来这一农活貌似简单，只是单程负重。返回的路途只挑着那空空如也的两个箩兜。但实际上负重时要将那一百五六十斤重的一挑水稻，硬生生地挑到那三四里远的嗮场上去，刚开始还可以支撑下来。可在跑了两三趟之后，再继续挑着那沉甸甸的水稻时，肩膀就已经被压得红肿起来，身体的双腿就像灌了鉛一样，每一步都很是艰难。
从八点钟干到十点左右，大家早已经是大汗淋漓不说，我和德述与松柏三个全身就像快要散架似的一样，好在这时候传来了茶场领导说到了歇气的时候了。于是我和德述与松柏三个知青便与茶场的人一起，躲到那有树的林荫下歇息起来。
可是，然而，就在大家刚刚坐了几分钟后，德述和松柏指着不远处那水稻田里说：“刘红，你快看那边，那几个割水稻的女知青没有上坎来歇气，还在继续干活呢！”。
我急忙举目一看，那几个割水稻的女知青果不其然真的是还在田里干活。
就在我们三个人还在纳闷那几个女知青为什么不歇息一下时，另外一个坐在树林下的茶场里的老农民小声地对其他几个一起歇气的人说：“你们看，那几个女知青娃娃还不错，大家都在歇气，她们还任劳任怨地干活，真的是劳动态度比旁边三个男知青好得多！”。
德述和松柏我们三个人听了以后，心里就如猛地被撞击得生疼。
德述悄悄的给我说：“妈哟的，我去问一下她们为什么不歇气！”。说完话后的德述，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抓起地上的草帽戴在头上，三步两步跑到那田坎上挽起库管下到那田中去了。
几分钟后，德述回到树林下小声给松柏和我说道：“我问了惠英，那个叫芳的人给她们几个女知青她们说，反正割谷子没有他们踩打谷机打谷子和挑谷子的恼火（意思是那么累），我们就趁此机会表现一下，给贫下中农和茶场的领导对我们留下好印象！保准对都今后报送去读大学呀，入党呀什么的能够有好处！所以，她们不上来歇气！”。
松柏和我听了之后，气不打一处来。松柏说：“刘红，咋办？我们是不是还是去挑谷子吗？！”。
德述说：“唉，我遭不住了（意思是说我不行了），我不想去装假正经！”。
最后，肩膀红肿疼得不得了，全身实在是疲倦不堪的我们三个人都继续选择了歇气，而没有选择去“伪装”积极。
多年以后的我，想到这件事情都会一个人忍俊不禁暗自发笑。
那时的我和德述与松柏三个，对于人性的认识不甚了了。更不知道作为动物世界中的动物之一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级的动物，却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最复杂的最会伪装自己的“变色”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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