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爷爷给地主家做长工，他做的是苦力。春天，他披蓑戴笠犁秧田，从第一场春雨开始，一直到过完端午才收起犁耙上田坎，算是完成一年的春耕。秋收稻熟，金灿灿的稻子人仓之后，剩下的是丘丘谷桩田等待翻犁。爷爷又套牛下田，直到冬季播种完毕。爷爷就这样周而复始的劳作，他做了20多年，迎来了解放那年。
爷爷认为，自己给地主家做长工是他情愿的，虽说帮人耕犁是农活中最苦最累的，但自家没有田地，用自己的劳力换回全家人的生计也在情理之中，因此，爷爷只字不提什么剥削之类的话题。
地主家的三十亩田由爷爷和一头水牛，负责耕犁。说起那头水牛脾气温驯，善通人意，做起活路来也肯下力，无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日，从来没有耽误过活路。就是因为这些，解放那年，打倒地主分田地，分财产，爷爷托人要下了这头水牛。那时，水牛已有了十岁口，奶奶劝爷爷要些其它的家什，可爷爷执意就是要这头牛。这样，水牛成为我们家的一员，过上了贫下中农一样的生活。爷爷饲养牛是远近有名的，如今水牛也跟着沾了贫下中农的光，它不再独耕三十亩田，身上的担子轻多了。在爷爷的照料下水牛膘肥体壮。也许是应了“人畜兴旺”吉言，就在我出生的那年，水牛也生产了一个牛犊。从我记事起，我就跟着爷爷放牛。我坐在水牛宽宽的脊背上，任凭水牛上坡下坎，我却稳坐在上。爷爷挑着一对草篮子，跟在其后。我在牛背上渐渐长大，小牛犊也一天天壮了起来。按照当时的分配原则，耕牛是集体所有，个人饲养的，有了牛犊自然也归生产队所有。一户人家是不可以养两头耕牛的，生产队提出将小水牛分配给其他的社员。在生产队开会决定这件事的会议上，爷爷大闹了会场，使父亲很难为情，但仍应下再做爷爷的思想工作，将小牛分配出去。
那天，夕阳西下，我赶着水牛从山岗上那条陡峭的山路上下来，夕阳的余辉长长地照在山路上，牛蹄声踏着暮色苍茫的峡谷。这时，山下的寨子已升起了炊烟，烟从黑色的瓦缝中飘荡出来，袅袅绕绕地像海面上泛起的缕缕薄雾。水牛在前，人在后，我们一前一后地向着村庄移动。忽然间，走在前面的母牛停住了脚步，它似乎意识到路陡狭窄必须慢行，可小牛趁机想上前，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轰隆”一声，老母牛掉下了十几米深的山沟里，小水牛站住了脚，转头就往回跑。我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一口气跑回家，叫来了父亲。当父亲询问母牛摔下去的情况时，我却言不达意，不知所措。待我们来到山沟里时，小水牛已围在母牛的身边直叫。山沟里是一丘稻田，母牛趴在田里一动不动，父亲上前拉住牛鼻，试图将母牛拉起来，我掀着牛屁股，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往前推，仍无济于事。母亲领着兽医也来了，兽医拍拍母牛的前腿，又按了按母牛的后脊，摇摇头。此时我失声痛哭起来：“都怨我，不该赶牛走这条路。”因为这个地方叫滚牛坡。父亲并没有责怪我。黄昏时分，爷爷从十多里外的二姑家赶了回来，他手里抱着一大捆稻草，水牛见到爷爷，眼里流下了泪水。爷爷就着稻草在山里守了一夜。清晨，父亲找来了屠夫和寨上的几个男劳力，准备就地将母牛杀了。见到爷爷，他用责怪的目光看着我。但是我不委屈，我理解爷爷此时的心情。
老母牛消失了。我牵着孤独的小牛回家，它硬着鼻子不肯往回走。可它哪里知道我也在自责，都是我的不好。
曾记得，当我不足10岁就跟爷爷下地耕犁，身子极其单薄，瘦得像一根干豇豆。老水牛非常体贴我，时时与我保持一致。到了田间，它主动站在犁铧前，等待我给它套绊肩绳，只有等我下达“走”的号令时，它才昂着头，直起腰往前走。一丘丘稻田弯弯曲曲，没有经验的农人是犁不好这样的田的，就像我这样。可是老水牛能做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一天耕犁下来，我累得直不起腰，老牛还要替我背犁铧回家。老牛对饲料从不挑剔，有时耕田之前没来得及给它准备草料，它就一边耕田一边吃些田里的稻桩。老牛最高兴的是到河里洗澡，见到河水它会直奔而去，有时甚至不听招呼。泡在河水中，水漫过老牛的全身，只露出一个牛头，这时，老牛会咧开上腭唇，展现出它那一口洁白的牙齿。听老辈人讲，这是牛在笑。但我也感觉得出，劳累了一天的老牛，这时是放松的。老牛似乎懂得不可在水中嬉戏时间过长，因为，那样会耽误我上学的时间。老牛走上岸，使劲抖动着全身，它要甩干身上的水珠。我骑在牛背上，看着我心爱的连环画。老牛大摇大摆地朝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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