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萝卜，蜜蜜甜，看到看到就过年”，记忆中的童谣就是我对年的最初印象和盼望。
胡萝卜上市的季节，就离过年不远了。因为儿时家里比较穷，过年可以吃肉，可以穿新衣服，可以看到从湖北打工回来的爸爸，所以年的深刻，是没法用简单的辞藻来描述的。
记忆中的春节，规矩很多，头等大事约莫是午饭前祭奠亲人。吃饭前，照例是贴好春联，备好酒，然后燃放鞭炮，由家长郑重地邀请故去的老人先食，祈求祖先保佑来年家人平安，停留几分钟后才是长幼有序地入席。可以说，这种家族式的天地人沟通交流、协调合作，共同对付邪祟事物，守护幸福安康仪式深入到了每个家庭的骨髓。
我家不像其他人家要守岁，那时煤油灯的价格也是难以承受的，但父亲母亲一早就会起来做“圆包”，有时还会在里边包点花生或者硬币，吃着不知多幸运！柴火噼里啪啦的声音，哧哧哧的水涨声，勾引我的视线也随着大大的汤圆此起彼伏。吃过早饭，大人们更忙了，这一天一般要煮好整个初一到十五的肉，连平时不下厨的父亲也自觉地打起了主力。
吃是过年的主打节目。初一我家吃面，与别家不同，不知湖广填四川时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反正父亲模仿的是爷爷，爷爷模仿的祖祖。吃完面后母亲会把我和妹妹赶出家门，而且会一再叮咛不能空手回家，照例是要弄点柏树枝丫什么的，总之一定要抱“柴”归家。元宵前还必须偷青，把别人家的菜偷点回来，据说人家骂得越好当年就越顺越红火。偷青其实就是偷菜，谐音偷财。在春节，尤其是年三十和初一，农村即使是现在也可以夜不闭户，没有谁会真正的盗窃，更何况菜在农村从来不是稀罕物，我终究没能听到谁骂自己的菜被偷了，但老家年年偷菜的习俗似乎并未大改。母亲往往还特别嘱咐我年三十儿晚上不要洗脚，因为那时大家日子都很难过，撞到别人吃好的讨人嫌；大年初一不扫地，扫地就是扫财。
初一最盼望的活动其实是给长辈拜年，祝他们长寿、健康与平安。拜年时的一句祝福语，哪怕是简单的口彩也反映着孩子们的心理企盼。“福”在老祖宗那里是有衣有田有吃的，在我这里就是珍惜现在已经拥有的。得多少钱不是主要问题，主要是父母要“征用”。说什么礼是要还的，别人给了多少就必须得还多少，礼尚往来，为人处世不能动不动就占人家的便宜。小孩子们大都不这样想，这不是给我的吗？为什么要我拿出来还呢？父母好说歹说，说是存学费，存多了买新衣服，软磨硬泡，也就信了，但总免不了截留一点买糖买鞭炮。
还依稀记得我念高中时突发奇想写春联赚外快，我的那个毛笔字丑得自己都瞧不起，居然在场口上也卖得出，卖得好。现在想想，无论谁家，充满乡土气息的农村都需要一副春联。小小的对联背后是中华阴阳二元对立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它连接着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富贵之家可以锦上添花，贫寒之家也可蓬荜生辉，总把新桃换旧符”中的“桃”和“符”是互文修辞，意思是总用新桃符换下旧桃符，取除旧布新之吉祥义，实在是需求成就了我的市场。 “
四川老家农村的元宵节没有想象的那么热闹，因为过了这一天，大家就要再次各奔西东，何况也没有灯会可赏，没有节目可看，遗憾的是在圆月当空的时候往往又要开始新一轮的聚散两依依了。
再没有任何一个节日能像春节一样让我和亲人的心紧紧拧在一起的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守护春节，就是在守护一个族群的记忆与乡愁，守护中华文化的血脉脐带。不过今年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过年大家走动应该克制些，对生命的关怀和对人情亲情的呼唤始终符合人性的需要，只不过还要加上一条，和谐共处既包括人与人，也包括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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