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母家与我家，虽然属于堂亲，但是，在村上却是各自唯一的至亲，相互的依赖与唯系。
不管是我家，还是伯母家凡有喜事，双方都会提前商议：筛选来宾名单，准备女方彩礼，备足柴伙，清洗房屋，筹借碗筷桌櫈。到了迎娶的那天，全员赴宴。大人负责接待，小孩做些小杂活，个个忙得不亦乐乎。
在大堂哥结婚的那天，我第一次充当搬夫，到下庄新娘家抢着陪嫁的马桶，最先抬回家，通风报喜。三天宴席办完后的第一餐，由我家把来宾接到家里宴请，这叫做“接顿”。因为我们至亲的只有两家人，也就成了唯一接顿的人。接完顿后，来宾又回到伯母家，吃最后一餐，这叫做“回顿”，婚宴也就圆满结束了。我家的每一件喜事，伯母也是较伯父先到，而忙前忙后，亲情投入。
我与伯母接触最多的，是在同住一橦房子的时光。
那年，伯母家因在盖新房，而暂借了我们房子属于别人家的那一半居住，因而，来往甚密。每当父母吵架时，伯母总是尽力劝和，而且，在矛盾的风口浪尖，伯母总会化险为夷。
有一次，我家柴堆里用完了木柴，虽然，责任都不在父母双方，而在于我们兄弟的忽略。可能是母亲偏袒儿子，不让父亲责骂，而惹怒了父亲。俩人越吵越凶，伯母得知后，立即从自家柴堆里抱了几捆木柴，放到我家的灶炉上，从而，避免了事态的激化。
偶尔，在我母亲生病时，伯母总是扔下手中的活，过来帮忙涮洗，挑水，烧饭。成了我家不可或缺的帮手。她家一旦有新鲜的好菜，伯母也会第一时间端一碗放在我家灶台上。
后来，伯母家的新房盖好了，伯母一家又搬回去了。虽然俩家不再同一屋檐，却丝毫没有拉开亲密的距离。无论大事小事，伯母都会“叔仔”长，“叔仔”短的来找父亲。家里来客了，叫父亲陪酒；家里宰猪，叫上父亲饱吃一餐；家里婆媳纠纷了，叫父亲主持公道。
有一天，我们正在吃晚饭，伯母满脸通红，气喘嘘嘘地跑到我家，向我父亲倾诉着大堂哥的不是，说大堂哥私心，偏袒其老婆。把父亲叫去训斥了大堂哥一番。
过了几天，伯母又跑到我家，向我父亲告状，说大堂哥怎样怎样的不是：“叔仔，这一次非分家不可了。我也不打算叫上儿子他舅舅，只能靠你主持公道了。”父亲赶到伯母家，调解一番后，认为伯母的母子关系，婆媳关系的矛盾已经无法缓和。于是，父亲做了裁示：大堂哥结婚所欠的债务，由大堂哥偿还，家中口粮按人口平分。家里有重复的农具，大堂哥拿走一份，如果仅有一份的，就留下给其他兄弟用，老房子归大堂哥所有，择个吉日，大堂哥搬回老房子住。新房子归其他四位兄弟共有。父亲的话，在伯母家是一言九鼎，没人敢抵制的。
于是，大堂哥搬回祖屋住了两年，便举家迁至星溪芳源（今政和火车站所在地）居住，伯母家就也平静了一段时光。
后来，二堂哥结婚后不久，又重蹈了大堂哥的覆辙，父亲再次主持了分家程序，这是伯母家第二次，也最后一次分家。这时，我们已经搬到洋当坪新房了，旧房子也就留给了二堂哥居住。
或许是由于两位兄长的相继出走，削弱了创造经济的凝聚力，或许是因为自己的内在因素， 三堂哥渐渐地错过了谈婚论娶的最佳时机。一个卖锅的房客，也是伯母家的朋友，帮他介绍了一位比他小十五岁，且高挑，靓丽的女子，迎娶的那天，大家在兴喜之余，为他俩的般配而担忧。果然，好景不长，三堂嫂突然丢下幼女跑了。从此，三堂哥再也没有迎娶了。家务活的担子再次落到伯母肩上。
有一次，三堂哥因为家庭琐事与小堂弟发生争执，小堂弟抡起木棍砸下三堂哥，伯母上前一挡，木棍落在伯母的左臂上，打断了骨头。由此，落下左手终身残疾。
前年清明节，我回老家，正在村委会楼上聊事，突然，从窗户往下一看：一位老太太正弯着九十度的腰走路，我问身边的人说：“那个人是我的伯母么？”身边人告诉我说：“是，你别看她佝偻形态，耄耋之年，还会上山采茶呢！”
我急忙走下楼梯，伯母正要去卫生所买药，我扶着伯母，边走边聊，不禁潸然泪下。我拿了些零用钱塞给伯母，她推让了一番才收下。第二天中午，伯母找遍了大半个村庄，找我吃饭，终因没有找到而闷闷不乐。
当我要启程离开的那天早上，伯母提了一袋平时舍不得吃的母鸡蛋，送给我们兄弟。坐在我家的厅堂里，伯母断断续续吐着忧愁：你二堂哥患上那种绝症去世了，家里本来给他物色了墓穴，可偏偏埋在福州，骨头也带不回家了。伯母带着哀伤，却显得格外淡定，看来，伯母早有思想准备，磨砺出比年轻人更坚强的意志。
伯母起身时，我想扶她回家，可是，就在我不小心碰到她左臂时，伯母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顿时，我的心觉得一阵阵绞痛。
这就是我九十岁高龄的伯母么？
2017.5.30.于上海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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