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梁小斌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以至于至今仍是大学文学史课程中不可或缺的符号。然而，鲜有人知，如此盛名对应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他是那一代诗人中“混”的最差的一位，他没有像北岛、顾城那样走出国门，没有像王小妮那样进大学教书，更谈不上像舒婷那样担任官方作协的领导，甚至连一个普通体制内的专业作家或文学编辑都不是。反之，从1984年三十岁时被单位开除以后，他一直栖身于社会底层，靠打零工和朋友的资助，过着极为清贫、寂寥的生活。

　　梁小斌，这个诗人早在1984年就开始了对自己身在其中的“朦胧诗的存在价值与道德价值产生质疑”。他的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曾被列为新时期朦胧诗的代表作品。时过境迁，当昔日的风流人物一个个成为社会名流、文化精英的时候，梁小斌失败的深度尤其显现，也更加引人思考。他没有利用自己早年的声誉攫取世俗的荣耀，相反不断抵制和拒绝自我的被群体化、标签化，让他成为一个“孤寂的诗人”，一个在墙缝中夹生的写作者。他宁愿过着与“时”隔绝的生活，却在自我废弃中成全了独特的艺术生命。

　　借助诗人王小妮说过的一句话：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不需要诗人。这话看似说的讽刺，实则道出了这个时代对诗歌这种文学题材的忽视，人们在追逐金钱，谋划自我价值的同时，是否还会在意这些呢？有人说：是的，“我们”要的是物质，金钱，这个时代再讲情怀，文学素养，这不是耍“鬼把式”，“假正经”吗？当然，我是无可辩驳。诗歌，它是文学的一部分，而且我确信它不赚钱，至少这个时代它已是“廉价”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化的浪潮席卷了中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它也带来了诸如梁小斌等一类诗人的落魄，他们不善“包装自己”，性格上也不合流。或许在他们心里，过于暴露，针对的文化竞争不适合他们。然则当代大多学者在形而上学与现实生活态度之间做的“泾渭分明”，使人在不得不叹服中国“知识分子”生存技艺高超的同时，也难免对这个群体抱以深深的失望。玄幻，言情小说，这些题材一再被人复制，文学创作成了商业化，市场化竞争下的“笔法战场”。反之，你要是写一部抨击当代文化潮流的小说，或是诗集，那你大多会被人当作案桌的笑谈。这也大抵是我们这个时代知识阶层批判精神的整体萎缩。这也让我想起了张枣每当与人初次握手时，都会轻切的说一句开场白：你好，我是张枣，我是一个诗人。比起张枣，当代的诗人至少很少有张枣这般的勇气和自信，因为诗歌没落了，确实没落了。考虑到当代人的学术秉性，我完全理解余华对知识分子这一称谓的强烈反感，也理解些许北岛所说的：这是个诗歌断裂的时代。当然，说的严重些：这个时代，有些知识体系，不也正在逐渐断裂吗？中国文化，尤其在经济高速运行的今天，是否我们应该自省自身文化力的培育和发展！少一些市场化的文化迎合，多一些中国自身优秀文化的发展。其他国家好的文化形式，文化体制，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借取，该评判的也要勇于评判，文化自省和文化批判，应当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同时进行。说到底：梁小斌，张枣等人的思想；学术体系，不是最优秀的，但起码他们在推动当代汉语言文化的发展进程中，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读：张枣《春秋来信》、梁小斌《少女军鼓队》、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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