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妻儿去超市，看到在超市的过道门口处，瘫坐着一位白发苍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老头，他的面前是一把破旧掉瓷的搪瓷杯，那是他盛放行乞来的钱币的，也许那还是他吃饭用的工具。走过他身旁的男男女女看也不看他一眼，谁要是给他一目光，他会乞怜般地看着你。不知道他已坐了多久了，也不知道他乞讨了多少硬币？
这样的场面见多了，更听说如今的乞讨也已变了花样，乞讨者只要钱，他们能表演出种种让人同情的逼真的境况来，都还有组织有纪律有地牌的。这儿上班时是这一面，下班后就有轿车接走，然后是出入高档酒楼尽情享受的另一面，他们是新时代的“丐帮”，其生活的奢华非一般人可比。但我不愿相信眼前的这位就是，人的肢体残存到这种地步，代价也太大了吧。
不由得又想起以前的时候，读书时第一次见到一位乞讨的小男孩，我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二元钱。等小男孩走后，同学说我怎么那么容易相信别人，很容易上当受骗的。后来，我一直没觉得自己受骗，却认为同学缺少怜悯之心为自己找的托词而已。
工作后的一天，办公室里来了一位中年妇女，声音哽咽地说跟家人吵架跑出来了，如今想回家路费没有了。她之所以来单位里，就是觉得上班的人有善心，能帮助她，她不要多，就是一元钱。那一次，办公室里二十多人，就我和一位女同事给了她。同事们倒没有再说我别的，但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表演了一场我比别人高尚的戏剧，把别人踩到脚下去了。
去年深秋的上午，我骑车到菜市场买菜。路过僻静的小巷时，一位五十来岁的男子操着异地口音半遮半掩地叫下了我，向我要两元钱。我就想，是不是自己长得面善好欺，要不怎么人家偏偏拦住我？他见我迟疑，就说明了情况，原来他是鲁西曹县的，来这儿打工做建筑，人到后老板却不见了，身上没有钱，回不了家。我见他手里拿着建筑用的工具，说的话是鲁西南的腔调，就给了他。心想，就是骗了我，我也心甘情愿。
但是我实在不愿见到这些了，因为每一次打算袖手离去的时候，总是天真地幻想：这些人中兴许就有当年韩信遇临的桥头老叟，是有高人的，不能小视。我不希图回报，但每次都让我带着朝圣的心坚定自己，搜刮自己，奉出一枚钱币，才能走开地心安。这一次就算了。
想到这些，我拉紧儿子的手，加快了脚步，我不愿儿子像我一样常常为苦难的存在而驻足留神空发无故的忧伤。我们在超市的一家西装柜前停下来，妻子为我选西装。西装很美，但价格不菲，一看吓一跳，几百元一套，实在不是我愿意掏腰包的。我认为衣服不在多，有的穿就可以了，虽说三年来只有一件像样的，但我还很喜欢的。认识我的人知道我的性格，不认识我的也不会太在意我打扮得入时与否。妻子看就看吧，满足女人的观衣欲，反正我不要，她也就作罢了。
妻子每选一件，只要她说好，我就委婉地唱反调：这件腰部紧了，那件颜色淡了——那衣服根本不值三四百元的。妻子还是有耐心的，挑来挑去，挑得我都快晕了。
这时，妻子忽然指着挂得挺高的一件青色西装，跟服务小姐说：“那一件怎么样？”
“那是啄木鸟的，名牌，八百多呢！还是算了吧。都是有钱人买的。”
我愣了，八百多元怎么了？我们买不起吗？我是有钱不买。我正要发火，妻子拉起我走了。细想一下，可不是人家的对。我是不买那么高价的，对于我这个收入寒酸的人来说，穿上那样的衣服折寿——这不是精神胜利法吧！可我实在难以忍受那种鄙夷的口气。
回来的路上，经过超市门口过道，看到行乞的老头还在那儿，不免自恋起来：我和他有什么区别呢？在服务员小姐的眼里，我不也是一位行乞者？只不过我的行乞有一点点体面、有些含蓄，而他的行乞直接、坦露，不掩修饰罢了。从他身旁飘过的行色人等，包括楼上的那位小姐，也许比我更早更甚地麻木了自己的神经，对周围所有的一切抱有冷漠和怀疑了，这究竟是谁的悲哀啊？是她，是我，还是我们生存的社会？
心游至此，我毫不犹豫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元硬币，对儿子说：“你去给坐在那儿的那个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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