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我家租住过的房客大妮从深圳来内蒙，参加高中同学聚会，聚会完的当天，大妮坐了一个半小时的火车，专门到我家看我母亲，拉着老人的手，聊不完的往事。

　　那时候，我家住在城镇旧区一排铁路职工专属的平房里，每家都贴着正房向前圈出来个院子，距离前排一米左右留个出进的过道，院里盖上南或西房，我家也在院子里加出来两间南房，前后开了窗户，倒也透亮，平时堆放一些杂物。那些年，市场作为北方的一个新名词开始蔓延，南方和西北人到内蒙做小生意的越来越多，邻居们争相把自己家闲置的屋子租出去，有整个院子租给河南做豆腐的，还有大点房子租给云南卖麻糖的，我家邻居租给了陕西来的一家四口卖茶叶的。不久，卖茶叶陕西人给的房租低，邻居准备另外租给福建卖塑料电子表的，邻居就怂恿我妈把南房租给卖茶叶一家。我家南房没有邻居家的房子高大，由邻居大婶子出面讨价还价，以比她家原先租金略低的价钱，我妈把两间南房租了出去，一间住人，一间放茶叶和我家的物品。几天后，卖茶叶的陕西人领来他的“乡党”一家三口，这一家子没有男人，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带着两个女孩，大的七岁，小的六岁。经茶叶房客与我妈协商，在已经确定好的租金上加了个半价，他们两家各出一半，每月凑齐交给我妈。新来的房客卖石榴，娘仨从家乡背来的大石榴，他家的大女儿叫大妮，在我家附近的一所小学读一年级。

　　大妮个子不高，黑黑瘦瘦，眼睛亮亮的，走路像小跑，平时说话不多，字字洪亮干脆。她们的“乡党”称呼她为“麻杆妮”。“乡党”们一到下雨下雪天歇工，在院子里逗和妹妹玩的大妮，问她长大当谁的婆姨，大妮一把推开身边的大叔，大眼睛泪晶晶地跑回屋。听到屋里大妮妈妈的抽泣声和大妮在一旁坚强的劝妈妈：娘，有大妮在呢，您别伤心。从她们老乡那里得知，大妮她们的“大大”和一个坐台小姐跑到了广东，组建了个“另类”家庭。几个亲戚和老乡把她们三人从乡下带出来，大妮妈和老乡们一块儿挑担子走街串巷，叫卖她们老家特产的石榴“大红甜”。大妮的“乡党”们不再逗大妮，但仍旧叫她“麻杆妮”。我母亲看到大妮妈妈在家的时候，总会过去和她聊天，开心的时候，大妮妈妈露出爽朗的笑声，大妮和二妮在周围欢快地打闹。

　　大妮上学的时间就是妈妈“出挑”的时间。大妮在前边走，妮妈妈跟在后头，大妮一字一句地背课文，妈妈手里拿着课本看，背错的地方大妮妈妈也不认识，大妮自己知道，她总要停下来看一眼妈妈手里的书，继续走继续背。大妮妈没上过学不识字，肩上挑着的两筐火红的石榴颤巍巍，看到妈妈吃力，大妮不再走到前头，跟在妈妈身后，小手紧紧抓住一头的筐子，背课文的时候小手向上用劲儿地提石榴筐，胳膊上绷起的细细的青筋和妈妈头上罩着的绿头巾一样显眼。课文背完学校也到了，大妮从妈妈手里拿走书，和同学们走进学校，大妮妈放下石榴挑子，擦把汗继续走。第二年，出挑的成了娘仨。

　　一晃就是七八年，大妮她们的茶叶老乡早就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大妮三人一直住在这里。夏天走街串巷时间长，大妮家的“大红甜”卖得还可以，冬天天短卖得不好，我父母干脆免了她们的房租，但一到日期，大妮还会把租金送过来。大妮妈晚上在屋里手工缝鞋垫，白天在石榴挑子上挂个布袋子，把手工鞋垫装出去卖。我家前排有一家老两口，儿子在铁路上班，老两口没事就弄回来火柴盒纸片，用浆糊糊火柴盒，送到加工厂，每月能挣几块钱，上三年级的大妮央求老奶奶给她分点活儿，后来，两个女孩每晚写完作业，就在灯下糊火柴盒，帮妈妈挣钱。因为这事，大妮和妈妈大大地争吵了一回，引得我家人和邻居，还有大妮的乡党们劝了半天，大妮妈红肿着眼，才同意了姐妹俩“做手工”，但是必须先由大妮妈妈检查小姐俩的作业，尽管大妮和妹妹知道妈妈不识字，但她们从来没欺骗过一次妈妈。

　　本来不大的南房里，并排摆了两张单人床，三个人挨着睡，地上就剩不下多少地方了，每天做饭的锅碗必须收起来，才能在原地支起张小方桌，放盏台灯，头对头大妮姐妹俩写作业。写完作业，做她们的手工。一次下雪天，大妮和妈妈晚上去火车站接陕西亲戚给捎来的石榴，借了我妈的自行车放在车站外面，母女二人把石榴背出车站一看，锁着的车子不易而飞，大妮和妈妈硬是把两大箱子石榴背了好几里路回来，连夜把一沓自行车钱从门缝给我妈塞进去。早晨吓了我妈一大跳，问清楚后退回去钱，但我妈家窗台多了一大溜火红的大个儿石榴。

　　大妮每天都起得比妈妈早，给妈妈和妹妹做好早饭，然后自己搬个马扎坐在院子里，拿块馒头边吃边看书，等着妹妹和妈妈吃完早饭，姐妹俩再帮妈妈把一颗颗石榴用布子擦一遍，然后和妈妈、妹妹一起出门。晚上学习，她们怕影响妈妈休息，姐妹俩在妈妈的床边拉个帘子，姐妹两人在台灯下面，学习到深夜。有时候遇到不会做的题，大妮就怯怯地拉着二妮的手，过来问我念高中的妹妹，凝满渴望的眼神。每次过来，大妮她妈总是让顺便带过来几个石榴，由于市场上价格不菲，我父母只留下一个，其余的送回去，让大妮妈妈留着卖钱。每次大妮还会把我妈送回去的石榴又送回来，黑瘦的小脸上眨着黑亮的大眼睛，咧着嘴，笑得比她家的“大红甜”还甜。

　　我父母搬离平房时候，没有再租给别人，就让大妮三口就搬到正房里，价钱不变。住的地方宽敞了，晚上，大妮姐妹执意要求妈妈自己在正房里看电视，她俩仍旧在南房的台灯下学习。随着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蔬菜水果摆摊销售的形式越来越被市场接受，大妮妈也在集市上摆摊卖起了水果，主打还是家乡的“大红甜”，生意像掰开的石榴一样慢慢红火起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妮初中毕业，考进了首府最好的高中，由于大妮的分数太引人注意，学校了解情况后，给大妮免去了所有包括三年住宿的费用，每学期发一次奖学和助学金，足够一个女孩子吃饭。大妮上高中开学前一天，妮妈和二妮送她到火车站，大妮妈把一个火红的“大红甜”塞到女儿手里。开往首府的列车缓缓启动，看着车厢里其他和自己一样异地求学的同学，有父母陪在身边，问这问那，大妮双手紧握住“大红甜”，看着车窗外妈妈和妹妹远去的身影，默默地说，妈妈放心，您的麻杆妮自己能行。第二年，二妮也考到姐姐那所学校，她们的母亲决定重新挑起石榴担子，挑进首府。开学时候，我妈打电话让我回来，把大妮一家送过去，帮她们租到了房子住下。

　　过了两年，听我妈说大妮考进了北大，学习金融专业。第二年，大妮在首都火车站接来了妈妈和妹妹，二妮也考进了首都师范大学，大妮妈把石榴担子又挑进了首都。但是在一次挑着石榴沿街叫卖的时候，被一辆汽车撞飞，永远离开了大妮姐妹，在亲戚和“乡党”的帮助下，姐妹俩含着泪把妈妈安葬回老家。回到学校，大妮的同学们也开始亲切地称呼她“麻杆妮”。大妮和妹妹在学校的资助下，顺利完成学业。大妮毕业后去了深圳，成了一家国际大企业在大陆区域的总裁，妹妹则留在了大学任教。

　　每年妮妈妈的祭日，大妮总要带着妹妹回老家，在母亲的坟前摆上几个“大红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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