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明代文学家杨慎的一曲《临江仙》借叙述历史兴亡抒发人生感慨，豪放而不失含蓄，高亢而深沉，既有“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无奈，也有“都付笑谈中”的洒脱。故此，毛宗岗将其放在了《三国演义》的卷首，恰如其分的点开了那段纷争的历史，引领读者细细品来。

　　读《三国演义》开卷有益，学习借鉴英雄们的成功经验，反省警戒失败者的错误与过失，深入的思考个人的事业与人生方向，回味无穷。

　　三国时期，战乱频仍。战争给黎民百姓带来的是生灵涂炭，而给那些胸怀报负的英雄们则带来了挑战和机遇。莫论黄天苍天，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有机会，就会有豪杰揭竿而起，而且英雄不论出身，不仅拥有特殊身份的“官二代”刘备、曹操、袁绍、马超们有机会中原逐鹿，平民身份的关羽、张飞、典韦、许褚们也能够建功立业，更使得隐居乡间的诸葛亮、庞统、郭嘉、徐庶们可以壮志得酬。 . . . . .真个是“一时多少豪杰！”

　　英雄豪杰很多，却总会有能否成就霸业和成就霸业大小之别，究其原因自然离不开其个人能力和水平的高低，但更取决于其能否知人善任。

　　客观的讲，每一个成功的人必然有其过人之处，尤其是能够成就一方霸业的领袖。只是个人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仅凭一已之力可以“修身、齐家”，若想“治国、平天下”则需要知人善任的“大智慧”。

　　三国中，曹操、刘备、孙权都建立了自己的基业，就个人能力而言，最强的是孙权，其拥有的非凡才华和政治远见就连曹操都慨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并被后世如辛弃疾等所传颂；但若论知人善任，孙权则只能排到最末，因而其成就的霸业也是最有限的，给部分读者的印象只是守着父兄的基业过日子的“守业之君”。

　　曹操的成就最大，其知人善任自不必说，既能做到任贤不避亲——任命亲戚如曹仁、曹洪、夏侯惇等建功立业；又能培养患难心腹——引得如典韦、许褚等舍死效忠；还能抚远纳降——任用归降敌将如张辽、庞德等统兵征战；最厉害的是能够妥善使用怀有异心的人才——如关羽、徐庶等为其效犬马之劳。可以说，是曹操真正把“知其所长而用之，明其所短以避之”的用人理念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 “天下之人皆可用于曹公”，故而，曹操得以为后代留下雄厚的资本。

　　即便是刘备，在知人善用方面也是英雄中的翘楚。

　　作为异姓兄弟的关羽、张飞对刘备的生死效忠，绝不是只因为当年桃园结拜盟誓时所说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而应主要归功于刘备的知人。否则，为何在古城张飞会因误会而欲对“结义二哥”关羽痛下杀手呢？因为刘备知道关、张都是忠诚仗义之人，故而平日里把兄弟视为“手足”，即便在创业征战中，多少次由于关、张犯的错误导致属地丢失甚至居家大小都身处险境，但刘备从未对两位兄弟有过任何报怨，反而在自己得势后，有福同享，对他们大加封赏。因为刘备知道，这两兄弟是自己成功的本钱，离开他们，不要说自己的事业、前途，就是自己的身家性命恐怕都难保。因而，他们之间在生死战场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情谊必定是坚不可摧的。

　　而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缘于刘备的善任。当初，刘备三顾茅庐请得诸葛，却只作军师，并无任命，迫使其出山后连续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火烧赤壁，用“新官上任三把火”展示自己的能力；赤壁之战后，方任命为军师中郎将，开始有了正式职务；入主益州后，“拜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如此直到六年后，才升为丞相、录尚书事，正式进入领导层；至于诸葛亮的最高爵位“武侯”却是刘禅继位后所封，刘备把这个最大的人情留给了自己的儿子。所以说刘备对诸葛亮“善任”，是因为即便自己相信“卧龙凤雏得其一便可得天下”，也知道诸葛先生有“未出茅庐已定三分天下”的能力，但在具体使用人才时也是论功行赏，并且每次都非常注意留有封赐“职务”的提升空间。

　　遇到知人善任的君主，能够在助其成就霸业的同时，实现自己的抱负，是有史以来诸多士人的梦想。然而，名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果明珠暗投，不小心投靠了一个无能的君主又能如何呢？

　　《三国演义》为我们提供了两条路可供选择：其一，另投明主；其二，取而代之。

　　在三国战场上，大将另投明主是常有的事。魏、蜀、吴所以能够成就三足鼎立，而袁绍、袁术、公孙瓒、吕布等各路诸侯所以灭亡并非只是英雄们在历次战役中具体战术运用得如何得当，而更在于队伍领袖日常的知人善任，把自己的队伍打造成了一个团结有凝聚力的团队。“上不能容”则必然“良禽择木而栖”，故而三国战场中好多名将如赵云、张辽、黄忠等，都曾经在多位主帅手下谋过职，庆幸的是，最终他们各自找到了适合于自己并能够提供空间让自己施展才华的“主公”，进而得以辅佐主公成就了一番大事业。而那些不能识人、不会用人、不肯容人的诸侯，即便曾经辉煌，最终却也只能落得个兵败城破、孤家寡人，更甚者则众叛亲离、身首异处，再休谈成就家国大事。

　　相比“另投明主”而言，“取而代之”则要麻烦得多。“另投”不需要什么势力和资本，只要拥有一身本事，稍有不如意，随时可以一走了之，简单而且痛快；而“取代”则不仅要有“真本事”，还要势力超强、实力雄厚，并且还得全力做到“名正言顺”，才能天下归心，不然，很容易画虎不成反类犬，落得个事与愿违。后汉天子平庸无能，势力不足又不能用人，却掌握着最丰厚的利益，于是，每有大权在握者都难免萌生出“取而代之”的想法——至于敢不敢将这个想法付诸实际和“取代”成与不成则另当别论——从最初的十常侍，到董卓、王允，再到李傕、郭汜，莫不存有异心，然而，他们的“取代”都不尽如人意，最终不仅未能得到好处，反而落得身首异处、背负骂名，故此吓得曹操至死未敢迈出“取代”的那一步。事实证明，那些责骂掌权人“国贼”者，无非是尚未轮到自己掌权而已，面对一个无能又不能知人善任的领导，如果没有“另投”的路走，试问能有几人甘于久居其下呢？

　　“取代”做得最好的是刘备，从取代刘表得荆州，到取代刘漳得益州，屡试不爽，并且事后又能显得理所当然，故而很快便成就了自己的霸业，占尽了“便宜”。

　　因此，用人之道对于领导而言，真正可谓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大事，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