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呓：文化的“清高”与“清高”的文人

                        官僚历来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传承者

总有些文化界的人，或自觉和文化界搭边的人，特别热衷鼓吹文化清高。也就是说，文化离政治越远，政治对文化干预越少，文化才越清高。文人离政治越远，政治对文人干预越少，文人才越清高。其实，即使不讲阶级社会中，文化都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仅从政治和文化的内在理论联系和文化传承的脉络看，这种观点就大谬不然！

一、古代国学教育第一要旨就是讲政治

文化的概念包罗的内容很广泛，而教育在文化中的地位极为特殊，也极为重要，一直都将“文化教育”相提并论，但教育文化的属性从来没脱离政治。

1、文字、文化、政治。文化的核心就是文字，人类的文明史就起源文字，而自有文字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对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晰的定义：人类自有文字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既然“自有文字以来”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贯穿政治风云翻卷的历史。作为有文字承载的文化，他就绝不能回避政治，政治也是文化要表现和传承的重要内容。欲亡其国，先亡其史。日本鬼子扶持的“满洲国”，学校的教材不都是重新编写，让学生不都接受的殖民教育？台湾闹腾这么多年的修改教科书，不就是培养“天然独”？

2、文化、教育、政治。文化自然包含教育，教育在文化中，不仅内容上占重头，且传承形式上也占主流。文化往往通过教育在传承，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尤其是国学文化的教育，第一传承的就是政治。国学的教育宗旨就是知书达理。而这个“达理”，说到底就是社会伦理，就是政治伦理。“四书五经”作为古代教育的教材，核心就是讲怀仁、修德、立志、报国，这不等同于现代的德育课、政治课？所以说，中国古代的文化教育第一功能，就是借助国学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进行政治理想教育，这绝对是中国教育的突出功能！而我们现代教育中的语文教育，恰恰放弃了这个首要功能。。

3、语文、文人、政治。文人必须接受文化，学习文化才能成为文人。可在牙牙学语中，人们开始接受文化，尤其，接受中国的文化，就必须要接受教育，古代教育能堂而皇之的学《论语》讲修德，这个国学教育从根本上就是灌输政治影响，就在自觉地为政治服务。这样教育中形成的文化人，写出的作品能不讲政治？“学而优则仕”，又是中国文化教育的规律，文人又普遍当官了，本身就置身政治中，又如何摆脱政治？

所以，不管一些文人如何鼓吹文化清高，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任何社会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即使进行文化的叛逆，那也必然坠入政治的漩涡，而绝不会清高的超越政治。

二、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传承者是官僚阶层

文化有延续性，自然就有继承性，那么，谁是中国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呢？是文人雅士，但更是官僚阶层。因“学而优者士”，是中国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更是一种特殊的政治传统。在中国古代，几乎优秀文人都必然走向从政，这就出现了一种文化现象：官人成了传承文化的主体，就拿在中国画坛占主流地位的文人画来说，就是“士夫”所画之画。具体来说，有五种与官僚相连的文人在传承文化。

一是大文人成大官僚。李斯、颜真卿、严嵩，这些大书法家；李白、刘禹锡、王安石、欧阳修，这些大诗人、大散文家，皆都分别官拜丞相、太子少师、监察御史、翰林等高官。

二是小官僚承大文人。王羲之、顾恺之、韩愈、杜甫，这些大书法家、大画家、大诗人，虽然官不大，可也均当至右将军、散骑常侍、江陵府法曹参军、加检校工部员外郎。

三是想当官梦断官场。战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精于“刑名法术之学” 的散文大家韩非，多次上书韩王，要求实行变革，但其主张不得采纳，转而投靠秦王，被李斯、姚贾诬陷入狱，被逼自杀。蒲松龄19岁补博士弟子员，屡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成贡生，用毕生精力完成《聊斋志异》，“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四是与官场藕丝相连。有些大文人，虽未曾从政，却身染政坛。著名的才女蔡文姬未当官，可她出身官宦名门，其父蔡邕时为大名鼎鼎的文学家和书法家，可官拜中郎将，封为高阳侯。婉约词派代表李清照未当官，可其父李格官至提点刑狱礼部员外郎，其夫赵明诚授鸿胪少卿，其公公官至右丞相。锐意草书的怀素和尚未当官。可他无心修禅，更喜交王公名流：“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

五是官场失意装清高。“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 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这类人，官场失意了，才装文化清高。可当年陶渊明也是怀“大济苍生”之愿走入仕途，只不过无法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所做都是祭酒、参军、县丞类的芝麻小官，才转向躬耕，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可后来一有机会，他不又跑出来任了彭泽县令。悉数中国古代文人，有几人白丁？而在中国画坛占主流地位的文人画，就是“士夫”所画，

三、大文学艺术作品总在表现大政治

凡中国古代的大文学艺术作品，其品位之高、内涵深刻、影响广泛，无一不和政治相连。或者说，只有表现了大政治的文学艺术，才能成为大作品。

四大名著都深刻表现了政治。中国的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全景表现了东汉末年和整个三国时代及西晋初期，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水浒传》叙述了北宋末年官逼民反，梁山英雄聚众起义的故事，再现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发生、发展、失败的全过程；《西游记》虽是部优秀的神魔小说，但也是吴承恩通过故事对明朝中期，政治日渐败坏，百姓生活困苦的不合理的现象，提出的批评；《红楼梦》对现实社会、宫廷、官场的黑暗，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庭的腐朽，封建的科举、婚姻、奴婢等级制度及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了朦胧的带初步民主主义性质的理想和主张。

所有名著都有脐带相连政治。如，《西厢记》、《桃花扇》、《聊斋志异》等知名作品，哪一部离开过政治主题？就是《金瓶梅》，老人家都评点：“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应把它当作“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来读，是研究明代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诸如此类，都充分说明，只有表现大政治主题的文学作品，包括剧目等，才能成为大文化的主载。

在兴中抒发政治情怀是诗歌传统。比兴是中国传统诗歌创作的两个基本点，比是比喻，兴为寄托。而兴的核心就是诗言志，可凡言志，几乎同抒发政治抱负等同。即使民间文学和民间诗歌，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也必然的要表现社会和政治主题。

总之，纯文化不能成为文化发展的主导。即使篆刻、考古。以及歌颂和表现人性的文化作品，离政治相对远些，但他们绝不能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主流，绝不能引导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方向，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就连欧洲“文艺复兴”，它也是引领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是划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

当然，文化有文化的内在发展规律，这又不能简单等同于政治，但文化绝不能脱离政治，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文化要脱离政治，那就是自己拎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那样的愚蠢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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