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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的往事,萧红的记忆

时间:2016/3/6 作者: 乌衣巷 热度: 87258

矛盾称《呼兰河传》其比小说更为诱人在于: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城是一片精神的荒原,无情吞噬人性本真的一面,而萧红的童声就想一曲清音梵唱,久久低回在呼兰河畔。“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肃杀、冰冷化开呼兰河上尘封的旧事,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座城?希望还是绝望?拯救还是沉沦?曙光还是黑暗?萧红的一生命运多舛,经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煎熬,被骗怀孕被抛弃的凄凉,爱情失败的惨淡之后,他的心却如此沉淀。1940年,《呼兰河传》完成于香港,她回到她和祖父的“后花园”,展开对往事的追忆,也是对鲁迅先生“国民性”批判的继承。

     一、民情风俗的浓墨重彩,恰是一首挽歌

东北特色的民风民俗在《呼兰河传》中叙述得理,淋漓尽致,并全面剖析各种不同的风俗。比如生活风俗,信仰风俗,礼仪风俗,岁时风俗等等。小说沾染着浓厚的民族风俗的气息。小说从第3章开始提到呼兰城的习俗,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呼兰县志》记载:“巫觋,俗名‘萨嘛’,又名‘大神’,为人禳病必跳舞,故呼之曰‘跳神’。跳神市,腰玲手鼓,作法演技……神来格时,一问一答,答者俗称“二神”。乡人有急者恒延之……端木蕻良在《大江》中也渲染了北国农村女巫跳神治病的场面。呼兰城里盛行跳大神,甚至将其作为一种时尚,是他们精神上的盛举。胡家婆婆生病,她的儿媳妇请来跳大神的巫婆,她身穿神衣,头戴神帽,口中念念有词,“一本正经”地与神鬼世界沟通。然后“大神”“二神”将胡家祭神鬼得来的鸡、米、布匹自己吃了,穿了。

“这鸡、这布,一律归大神所有,跳过了神之后,她把鸡拿回家去自己煮上吃了。把红布用蓝靛染了之后,做起裤子穿了。”

这无疑是萧红对充满迷信色彩的“跳大神的讽刺,迷信信仰的伪善的批判。巫神观念从商代便开始延续传递,扎根中国几千年,民国时期护栏人仍挣脱不了镣铐的枷锁。健康的小团圆媳妇的惨死,不由令人唏嘘,一个完人,黑乎乎的,大模大样的,眼睛骨碌骨碌转的小姑娘,却被一群“跳大神”的“半仙”和虚伪的假道士残害,小团圆媳妇通过跳神,泡热水汤驱鬼到奄奄一息无人问津,最后命丧黄泉。“黑乎乎,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被残害的整个过程中,免不了一群围观的“看客”。当写到写到小团圆媳妇泡热水汤那一节,近乎残忍。

“很快的小团圆媳妇就被抬进大缸里去。大缸里满是热水,是滚熟的热水……这时候都以为看热闹的人们,一声狂喊,都以为小团圆媳妇死了,大家都跑过去拯救他,竟有心慈的人,流下眼泪来。…….“赤身裸的羞不羞!”…….”有的竟觉得困了,问着别人三道鼔是否加了横罗,说他要回家睡觉去了。大神怕看热闹的人都走了,就卖一点力气叫一叫座,刺着小团圆媳妇的指尖。……..“于是人心大为振奋,困得也不困了,要回家睡觉的也精神了这来看热闹的,不下三十人,个个眼睛发亮人人精神百倍。”

萧红细腻地描绘了群体性的国民心理,在呼兰人的观念里,神鬼确确实实存在,他们骨子封建迷信思想,甚至国民性的麻木不仁,认为一切神鬼都是理所应当存在,他们迷信,蒙昧而不自知,尤其是小团圆媳妇的婆婆。

小城配备了全套的神鬼服务设施,扎彩铺、老爷庙、龙王庙、娘娘庙等等,呼兰人对神鬼的敬畏远远超过对人本身的关注,他们已脱离本身的自我在混沌的世界糊涂的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野台子戏颇为有趣,他不是简单地看戏,而是接姑娘换女婿,是女儿回家聚亲的机会,不在看戏本身而是在看戏这件事。作者以孩童的视野打量她周围的人事,但也涂抹不去人物命运的悲剧色彩,仍是低落的情感基调。现代社会,女儿回娘家探亲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可萧红笔下的女儿却不是这样。“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一年半载不能回娘家探亲就视为不敬公婆,不遵从丈夫,大逆不道,她们只能借助看野台子戏的机会回娘家。小说中的小团圆媳妇因经常说回家而惨遭虐待。人们看戏,怎知自己就是一场可笑的戏。而萧红由个人到群体,在影射到当时的中国社会,她说:“中国人的灵魂在全世界中说起来是病态的灵魂。”

 二、女性边缘人的社会地位

庆山(安妮宝贝)一系列作品中反复写到社会的边缘人,他们不是生命集体只是生命个体,处于社会边缘,被世界所遗弃的女性,她们寂寞,更是倔强的,她们活得明白、自在、特立独行,像火焰般短暂而绚烂,向死而生却生如夏花。而萧红笔下呼兰女性则是处在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中,是男人的附属品,男权社会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已。封建传统等级观念中,妇女遵从“三从四德”:幼从父,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典型的男尊女卑思想。她们处于边缘人社会地位,身泡毒中,而且百毒不侵,甘心被男权奴役,这是女性集体无意识的可悲。她们为死而生,生不如死。不懂的反抗。小团圆媳妇的婆婆认为男人打女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并且纵容丈夫将儿媳妇打昏死过去。女性对自己的婚姻没有话语权,对自己悲惨的遭遇没有控诉权,女子对自己“指腹为婚“只能默默的承受,男方家境一直挺好,嫁过去倒没什么若是男方家道中落,女方不嫁,男方家人则说她妨门。若是嫁与男方,婆家仍对她指指点点。王寡妇,小团圆媳妇,王大姐都受到男权的戕害,同时也浸没与人性的麻木与冷漠。

放河灯,四月十八娘娘庙会同样是对女性精神的荼毒。庙里的男神个个凶神恶煞,而塑像的男人“把女人塑得很温顺”,实质上是萧红笔下的“温顺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负的,告诉人快来欺负他们吧。人若老实了,不但异类要来欺侮,就是同类也不同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缘由。”这是萧红为女性伸张正义,对女性原始人性的疾愤地呐喊。

三、以儿童的视角进行诗性的记忆

萧红反复写道“我的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萧红不禁发出感叹: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如何,为什么这么悲凉。有意识地为小说奠下苍凉的基调,又漾着诗性的韵味。她以自己童年的视野将读者带入她久远的记忆,又似乎近在眼前。在她童年的记忆里,以儿童视野来看,她家的院子是热闹的,住着老胡家,古怪的有二伯,“八卦”的厨子,草房里的粉匠,卖年糕的冯歪嘴子,还有“我”一家人。并且通过我的眼睛,看到许多有趣的事。比如粉匠在草房顶上采蘑菇,不小心踩空屋顶,鞋子掉进煮粉的锅里,他们还是会吃脏粉,也送给别人吃;“我”顶着花园里的酱缸盖子躲雨,自己小小的身子被盖子罩住,像关进黑漆漆的房子里;大坑里掉进鸡鸭猪……一切在“我”的眼睛里是美好的,是因为有很多事,很多人小小的“我”还看不明白。萧红以天真纯洁的眼光打量自己的童年,和有关她童年的人事,正是她怀着的恋乡情结,扎根乡土的文学气息,呼兰小城里曾有她的祖父和她与祖父的“后花园”——灵魂的栖息地。她以诗意化的笔触描绘着故乡的城与人,城与人又晕染着划不去的荒凉,物是人非,萧红背井离乡,一生漂泊,只能梦回呼兰几生几世。

“我”的视角相当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客观地看着眼前的是是非非,同时又因“我”小孩子的身份,想拯救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小团圆媳妇被折磨得很痛苦,“我”却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我”的态度和大人们形成反差,给小说情节、思想以张力,更深刻揭露国民的劣根性。萧红活在那个时代,她很想改变愚昧、落后的社会,可单凭一己之力远远不够,需唤醒集体意识,这是很多当时的有志青年尴尬无奈的心理群像的反映。即使小说批判封建思想,愚昧的观念,也没有全盘否定呼兰城和人。作者始终在追寻梦里的呼兰城。

箫红说: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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