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节.务工

大约也是由于去企业里面呆的时间比较多，开始是县工业局、工交部的领导，后来直至县上的头头脑脑，也都认为本人对县办工业的情况还比较熟悉，一些讨论工业企业规划、管理的会议也破例地被指定参加。自1977年下半年起至1981年底这四年，至少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单独或跟随县委书记雍湘为争取“磷”、“水”、“氮”转产为“丝”、“麻”、“罐”，在省内外四处奔波。有的同志私下里和我打趣说：“你前几年‘务农’（指参加劳动）现在又改行‘务工’了” 。所谓“磷”、“水”、“氮”，是指磷肥厂、水泥厂、氮肥厂三家县办“五小”企业，由于当地没有原料，亏损严重，县财政已不堪重负。县委、县政府决定全力以赴，争取省上有关部门批准，将其转产为由当地提供全部原料的“丝”、“麻”、“罐”（即缫丝厂、黄（红）麻纺织厂和罐头厂）。 由于“务工”经常与那时的南充地区经委、计委、轻纺局，省经委、计委、纺织工业厅、轻工厅直至纺织工业部的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打交道，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还真当是县上“分管工业”的一个“小头目”。有人问起，我只好如实地说自己是县财政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而且还是一位身负“原罪”的工作人员，只不过未能说出口而已），无不感到费解和惊讶！

磷肥厂转为缫丝厂和氮肥厂转为罐头厂，虽然也很费周折（主要是省上有关部门意见不一和办事程序太过冗长），但并未将“门”关死。特别是氮肥厂转罐头厂，省轻工厅向光生厅长（苍溪藉老红军）不只是一般的支持，还要求当时的南充罐头厂，从规划、建设和技术方面进行重点帮扶，直到能够完会独立生产、经营时为止。而利用氮肥厂的剩余劳动力和农机一厂（又名超英机械厂）的地盘，转为黄麻纺织厂，却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跟随雍湘多次到地区和省上有关部门汇报，怎么也过不了省计委那一关。有一次向省计委工业处汇报，我把转产的原因、条件和转产后的前景，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以为“要求合理，论据充分，无懈可击”，可是主管这事的女处长余正坤却不紧不慢地说：“不管你们怎么说，反正不能批”，紧接着还补了一句：“ 只要我还在管这个事，就一定不得批！”。雍湘火了，站起来桌子上一巴掌，吼道：“你不批，我回去发动农民，把几万亩红麻一刀给砍了！砍了！通通的砍了！（意思是不再种植了）”边说还边做了一个使劲“砍”的动作。余坐在那里，不动声色地说：“你砍嘛，砍了有我屁事！”，就这样不欢而散。几尽绝望的时候，打听到时任国家纺织工业部部长钱之光，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主任（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新华社合署办公。住地就是著名的重庆红岩村）而苍溪籍老红军赵继（70年代后期任132厂厂长、党委书记）是周恩来（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在重庆期间的生活秘书，同时也受钱之光的直接领导，与钱的关系甚好。雍湘和我一起去赵继在成都黄田坝的家里，说起家乡想办黄麻纺织厂遇到了麻烦，赵很热情也很热心，信心满满地说：“只要钱部长开了口，没有办不成的”。雍湘听了非常振奋，立刻决定派我直接从成都乘火车去北京向钱部长汇报。我说：“我凭什么去见钱部长呢？”，赵说：“简单得很，你以我的名义给钱部长写封信，就说是我托你去看望他，同时想向他汇报汇报我家乡的事就行了。”接着他又说“啊，别忘了落款就写‘赵大汗’哈”。他特别强调：“是‘汗水’的‘汗’不是‘大汉’的‘汉’咯。”雍和我异口同声地问道：“怎么会是这个‘汗’呢？”，他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红岩村那些年我一吃饭鼻子上就不断地淌汗水，钱主任就给我取了一个‘赵大汗’的绰号，很快就叫开了！后来好多同志就只知道这个诨名，连我的真实姓名都叫不出来了！”。

雍湘和我离开赵继家回到旅馆后，觉得让我只身一人去北京未免太“势单力薄”了点。便打电话通知县农机一厂的供销科长张惠德和我一起去，并约定直接到广元火车站乘我从成都去北京的同一列车。也就在去北京的火车上，我正儿八经地以“赵大汗”的名义给钱部长写了一封信，一下火车就直奔纺织工业部（当时纺织工业部的办公楼就在北京饭店对面），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问明来意后，很快将钱部长的生活秘书李子厚叫了过来。李是道地的北京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忠厚、诚恳、热情、敬业。他把我和同行的张，领到北京饭店，乘电梯将主要楼层参观了一遍，然后在一间小餐厅吃了午饭，便用钱部长的红旗牌轿车，把我们送到草市胡同纺织工业部招待所住了下来。其实在吃中午饭时，李就给我们讲了，钱部长身体欠佳，现正在首都医院住院治疗，他的意见，让我们先在招待所住下，等晚上把信送给钱部长看了，是否可以去医院面谈，他再来告诉我们。我和张一致表示：“听从李秘书的安排”。

第二天早饭后(大约9点左右)李子厚来到招待所，说已经征得主治医师同意——钱部长叫我们这就去医院。我和张真可谓喜出望外，没想到这么快就能见到钱部长，二话没说便一头钻进“红旗牌”。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和首都医院大门至高干病区三道关卡，非常顺利地进到了钱部长卧室（病房）外的会客厅。还没等我们看清整个房间的摆设，钱部长便从卧室里迎了出来，他身着类似睡衣一般的病号服，身材显得有点矮小，但神采奕然。我和张立即从刚才落座的沙发上站了起来，他一边热情地招呼“快坐快坐”一边忙着和我们握手。当我们都已坐下并问过我和张的姓名以后，他接着说：“赵继的信我都看过了，知道你们是从四川苍溪来的，我在重庆的时候就见过你们那里产的一种梨，个儿很大、颜色不怎么好看，但很好吃”。我说：“那就是‘苍溪雪梨’，所以苍溪又称‘雪梨之乡’”。钱部长“啊！”了一声接着又说：“不说这个了，苍溪是老区，有很多像赵继那样的老红军，近年以来种了很多的红麻，他叫你们两位来，就是要我支持县上办个黄麻纺织厂嘛？”，我说：“是的。同时他也很想让我们来看望、问候老首长！”。他说：“赵继是个好同志，是周总理信得过的人。他关心老区家乡，应该得到肯定。”说到这里钱部长突然转过身去指着坐在他旁边的李子厚说：“这事就叫生产司刘瞻司长去办，他也是从四川来的，在重庆那段时间他在新华社工作与赵继的关系也很不错”。李子厚说：“好的，那就请钱部长在赵的信上签个意见，我好去找刘司长，行吗？”。钱部长说：“行，怎么不行呢！”他边说边起身回卧室去，过了两三分钟再从卧室里出来，把我代赵老红军写的那封“亲笔信”交给了李子厚。李对我和张说：“那就这样吧，钱部长需要休息了”。于是我和张一齐上前与钱部长道别并祝愿他早日康复！

在送我们回招待所的路上李子厚说：“前几天听说刘司长去日本了，不知道回来了没有，等我联系上了再来接你们去和他见面”。我和张依然异口同声地回说：“一切听从李秘书安排”。回答得那样整齐，仿佛像事先统一训练过似的！

李子厚离开招待所以后，张对我说：“不知道多久才见得到刘司长啊，等一天两天可以，再久了这日子咋打发？”感到非常无奈。我说：“再无聊也只能呆在招待所里等，不然老李来了去那里找我们呢？”。其实，我们的耽心早已在李子厚的意料之中，第二天早饭后，他特地赶到招待所来给我们说：“我问了生产司的同志，说刘司长今天上午就要回来”，他稍微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如果没有十分特殊的情况，我今天晚上就接你们到刘司长家里去，直接和他谈。”我说：“这就太辛苦你了！”他说：“这是钱部长交待的事，绝对不能马虎”。晚饭后我和张就到招待所门外去等，不一会儿李子厚真的开着“红旗牌”来了，我们很快上了车，不知道穿过多少条大街和胡同，街灯刚亮不久就到了刘司长家。李子厚将钱部长批示的信交给了刘司长，同时引领我和张，分别跟刘司长及其夫人握手、介绍。司长夫妇非常热情，一边沏茶一边让我们欣赏刚从日本带回来的，能自动闭合和唱歌的烟灰缸。寒暄的主题多是赵继老红军的近况和轶闻往事，至于办黄麻纺织厂的事，刘司长说：“我一定接照钱部长的意见尽快落实，”接着他又说：“我说‘尽快’就是抓紧办理的意思，但也不是几天十来天就能办成的事，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就不必再在北京等了”。我说：“以后我们怎么联系呢？”刘说：“用不着联系，直接与省上衔接就行了”。李子厚说：“这样吧，以后还有什么需要部里办的事情就找我给你们跑腿，好吗？”，我说：“怎么好意思来惊动李秘书呢！”刘司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找他是对的，他可以一步‘通天’呢！”李子厚说：“刘司长是在揶揄我啊！”接着他又说：“那就这样吧，刘司长今天才回家，也该休息了。我们走吧”。我们与刘司长夫妇握别以后，在李子厚送我们回招待所的路上，我对他说：“这回事情办的这么顺利、周到，全靠李秘书的精心安排和无微不至的关照，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还没等我把话说完，他就接过话茬抢着说：“这都是我份内的事。从明天起你们可以在北京玩一玩，然后再回去，我还有别的事，就不来陪你们了……”说着说着就到达招待所了，我们下车和他挥手道别，内心里真还有点不舍。按照县委书记雍湘的交待，此后的第二天、第三天我和张一起，分别看望了苍溪藉的老红军罗青长（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和李开湘（时任总后勤部顾问）。

 罗部长一大家人，当时住在北京西苑中共中央调查部机关后院一独栋小楼（一楼一底，大约200m2）里，母亲和胞妹罗青莲也都住在一起。在去罗部长家的路上，同行的张给我讲：“回想起1960年，脑海里都会立刻闪现出饿殍遍野那情景。那时罗部长的母亲还在苍溪老家，我在县人民武装部工作，恰巧被下放到县城附近的民主养猪场当饲养员。那养猪场是县粮食局办的，与罗部长母亲住的老屋相距不过十来米，眼见老人家饿得皮包骨，走路偏偏倒倒的，便悄悄地将喂猪的饲料碗豆，给她戳了两撮瓢过去。那以后每次见到我，老人家都说是那两撮瓢麻碗豆救了她的命……。”说着说着，我们到了中调部机关大门。两边有武警战士站岗，被告知去罗部长家，必须经家人同意并明确身份后才能进去。于是，一位站岗战士代为拨通了罗部长家里的电话，张接过电话说：“我是从罗部长老家苍溪县来的，请老太婆接电话。”接电话的大约是罗部长的生活秘书，他很快把电话交给了老太婆。“你是哪个啊？”老太婆问，“我是60年在民主养猪场养猪的那个小张呀”张回答说。“唉，是救命恩人来了呀！”老太婆激动的接着说：“你等到哈，我这就叫李（树文）秘书来接你们”。不一会儿李秘书出来跟站岗的武警交涉了一阵，便把张和我领到了罗家。那刚好是上午10点半钟，张和我一起跟老太婆、罗青莲母女摆谈了二十多分钟，便去书房看望在家养病的罗部长夫人杜希健（她坐在椅子上，已无力随意走动）。书架上、墙壁上、书桌上，有杜本人与邓颖超、罗部长与周总理、罗部长夫妇与周总理夫妇不同时期、不同尺寸的合影照片10多张。特别显眼的是书桌上的那三部不同颜色的电话机，让人感到这并非一间普通的书房。杜很热情、也很健谈，她要我留下来随便聊聊罗老家乡的最新情况。她说这样可以稍许弥补没能亲自回去看看的遗憾；她还说：“刚才我跟罗部长通了电话，他听说你们来了特别高兴！”……。不知不觉到了12点，罗部长回来了，我和张一起迎上去向他转答县上领导的问候。他招呼我们在客厅里坐下，说：“你们来得好呀，今天中午外交部章文晋副部长也要来，正好一起聚聚。”话音刚落，章副部长（还有一位随员）真的就来了！罗部长把我和张向章副部长作了介绍。章一边和我们握手一边说：“四川嘛，1945年前后我在重庆红岩村住过一段时间，解放后在渠县参加土地改革又住了几个月。”罗部长接过话茬说：“那我们还是半个老乡嘞！”章副部长说：“真的啊，可不是冒充哈”。这时李秘书进来，在罗部长面前低声地说了几句什么，罗部长站起来说：“好哇！那我们就去吃饭吧”。于是，我们一行在李秘书引导下，穿过一条两三米长的过道，来到已经摆好一桌酒席的小饭厅。因为是圆桌，无所谓上席下席，大家围着罗部长和章副部长坐了下来。罗部长举起酒杯说：“很久不见章部长了，今天请你过来，恰好家乡也来人了，刚才章部长说也是半个老乡，那就是老乡聚会吧，酒嘛你们能喝多少喝多少，不勉强”。从入席到下席也就那么40多分钟，没有再相互敬酒，谈话的主题也都没离开过家乡（四川）。吃完饭，章副部长说下午还有外事活动，和大家打了个招呼就走了。罗部长对我说：“我每天中午要小睡一阵，就20分钟左右吧，这会儿我们先到客厅去谈谈”。我说：“耽搁你休息了！”。他说：“谈谈再睡一会儿，不影响。”我便跟着他到了会客厅。他先问了县上领导班子和农村是否在搞联产承包等情况。接着问我：“你认识潘适之吗？”我说：“认识，特赦回来后就安排在我们财政局房管所的。”罗部长说：“你回去向他转达我的问候，叫他一定要想开点。”我一边答应：“嗯！”，一边暗暗地想，怎么要问候一个特赦出来的叛徒呢！罗部长也许看透了我心里的疑惑，继续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我们中国革命有多曲折。”他好像又回想到了刀光剑影那岁月，声音显得有点缓慢而沉重：“我们很多同志死在战场上，是英勇的；我们不少同志死在敌人的监狱里，是壮烈的。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可是我们还有一些同志蹲我们自己的监狱、甚至死在我们自己同志的手里，至今还背着这样或那样的黑锅和骂名！”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又说：“1934年廖承志同志受党中央派遣来到川陕苏区，我们一见如故，他写了一首诗给我：‘余正二六君十六，惠阳苍溪喜同途！今朝心有鸿鹄志，他年定将腐恶除！’。不久，在巴中召开的川陕省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张国焘站在主席台上说：‘同志们：廖承志的父亲廖仲凯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他母亲何香凝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你们说这样的人是革命的呢，还是反革命的呢？’台下参加会议的代表齐声回答：‘是反革命的！’，张国焘又问：‘我们对待反革命应该怎么办？’台下齐声高喊：‘交苏维埃法庭审判！’话音刚落，我亲眼看到，被五花大绑从会场上抓走了！在长征路上也一直是被押着走的。快到延安时周恩来副主席碰到了，但周副主席假装没有看见（那时张国焘势力强大，如果他发现周知道了，会直接威胁到廖的生命）。到延安后，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周副主席说：‘现在我们党的纪律也很成问题，中央从上海派了一位叫廖承志的同志到红四方面军，都两年多了，一直不向中央回报工作。请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去查一查，这人到底在干啥？’张国焘回去后，就叫人把廖承志给悄悄地放了！这就是周副主席处事的高明之处”。罗部长谈兴正浓，很快又转了一个话题，说：“不是我现在才说，谢富治这人历来军阀作风就十分严重。那年部队转移，路过一条可以涉渡的小河，刚走到河中间，突然一股洪水下来把他的马给冲走了。他一句话没说，拔出手枪‘嘭、嘭’连发两枪，将他那个活蹦蹦的小马夫打死在水里，还不准捞尸，那情景真叫人心寒！”。这时我看了看表，已经快到午后一点半了，便站起来说：“罗部长：你该休息了，回去后我一定把你的话转达到”。罗部长也站起来把我送出客厅，叫出还在与老太婆母女俩拉家常的张，我们一起道别后，便离开了罗家。

李政委（李开湘曾任总后副政委、内蒙白城子基地政委）住在丰台“将军大院”（是部队专为退居二线的将军们修建的居所。一楼一底的小别墅有将近一百幢）。我和张去敲门时，他和夫人刘子文正在书房里练习写毛笔字。听说家乡来人了，连忙迎过来，把我们招呼到客厅里坐下。又沏茶又拿烟（其实政委夫妇，张和我都不会吸烟），不断地打听家乡的点点滴滴。政委夫人刘子文曾任总后某医院院长，摆谈中得知也是四川人，早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我斗胆地问了一句：“家乡传说你是刘伯承元帅的女儿，真的吗？”，她哈哈大笑，说：“又是四川又姓刘又在部队当干部，很容易和刘帅联系起来。但是，不是，他是开县的刘，我是成都的刘，风马牛不相及。”，说着说着已经是上午十一点多了，我和张起身道别，二老齐声说：“午饭已经准备好了，要走也要吃了饭再走”。午饭后李政委特地嘱咐他的司机，带我们到卢沟桥（就在住地附近）去参观那见证“七.七事变”的501只石狮子，然后又开车送我们回草市胡同招待所。

回到苍溪的当天晚上，雍湘听了我和张的汇报，感到非常满意。叮嘱我随时保持与省纺织工业厅的联系，有新情况立即向他报告。第二天，我去房管所找到潘适之，原原本本地，转达了罗部长对他的问候和希望。闲聊时，我问他：“听罗部长那口气你是被冤枉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嘛？”，他说：“强加给我的罪名有三个：第一是出买了苍溪地下党。40年代初期苍溪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有130多名地下党员在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控制的《新生报》上‘悔过自新’。报社在登这条消息的时候，别有用心地点名是地下党县委书记我潘某人提供的名单，这明明是敌人的离间之计嘛！稍有一点白区工作知识的人都知道，地下党员只知道他的上线和下线，我作为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只比一般党员多知道两个人，即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130多人叛党那是一个一个咬出来的嘛，我哪来的什么名单呢？你默到像现在的县委书记，可以随时叫组织部把党员名册给拿来哈，莫得嘛，不可能有嘛！何况出事时我已经离开苍溪一年多了”。我看他有点激动，等了一阵才又问：“你离开苍溪后到哪去了呢？”他说：“上级通知我去接任广昭剑中心县委书记，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护送从重庆、成都、昆明等方向去延安的青年学生，相当于地下交通站”；我又问：“那第二呢？”，他说：“第二是投奔大叛徒张国焘。”我说：“这是怎么说起的呢？”他说：“张国焘从西安叛逃后到了重庆，我确实去见过他。那是党组织派我去的嘛，交待的任务就是去看看他的动静，见着即可，别无任何要求”。我说：“谁派你去的，证明一下不就行了吗”，他说：“人家就是拿这个问题来整人的，想想看会证明吗？”；我又问：“那第三个呢？”他说：“第三是担任反动要职，为反动政府服务。”没等我发问，他继续说：“我确实先后当过长寿县田赋管理处主任和贵州省政府秘书长。”说到这里他说：“我给你讲个故事，上海刚解放，有一天华东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周总理也参加了，会议快开始时，从会场外面来了一位陌生人，周总理马上站起来说：‘同志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的冀朝鼎同志’，到会同志无不感到惊讶！他们谁都知道冀朝鼎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兼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行长）的高级秘书（高参），是我们要捉拿的对象，怎么会是我们的同志呢？但是他们谁也不知道，冀朝鼎就是周总理派到孔祥熙身边并只与周总理一人单线联系的同志。”。我说：“我知道了，你也是党组织派去担任那些职务的嘛？”，他说：“是呀”。我说：“那派你去的人呢”？他说：“贵州解放后，我转任省人民政府秘书长，派我去的同志也是我的直接上级（上线）担任省公安厅厅长。有时省长交待一个任务要我召集有关厅长来研究、讨论，这其中也包括我原来的上级，即我刚才提到的公安厅长。他非常反感，心想你算哪把夜壶还在我头上指手划脚的！1956年‘内肃’他是‘五人小组’的成员，硬给我栽上那三个罪名，被打成叛徒，获刑20年。我真是‘哑巴吃黄连’呀”！我问：“这人现在做啥”？他说：“在中央当部长”。我又问：“叫啥名字？”。他说：“这不能告诉你”。我不能强人所难，马上将话题又转回到罗部长对他的关心上面来，说：“罗部长和我谈了20来分钟的话，中心意思就是希望你想开点。同时也不排除将尽力为你澄清的可能”。他说：“我问心无愧，现在出来了，还给安排了一个事情，没有想不开的”。接着他又说：“我的问题不是太复杂，而是知道底细的人就是捏造罪名的人，别无旁证。要扳过来是相当困难的，我不抱任何希望”。那天的闲聊就这样结束了，大约又过了两三年，据说是当时的中组部副部长、中组部老干局局长郑伯克为他作证，问题得以纠正，并恢复了党籍。

在焦急的等待中，过了将近三个月，省纺织厅一直没有得到来自纺织部关于苍溪麻纺厂的任何消息！雍湘沉不住气了，又叫我赶快到北京去问个究竟？我到北京后通过李子厚见到了刘司长，刘说：“半个多月以前，已将纺织部的正式建议意见，邮寄至四川省委分管工业的杜星垣副书记了，你赶快回去直接与他衔接”。得到这消息后，我立即跑到北京长安街的长途电话局，排队等了3个多小时，才在电话上向雍湘书记作了报告。他说：“杜书记已经去重庆调研并将在那里主持召开全省工业工作会议”，叫我立马乘飞机取道成都回苍溪，我说：“不行呀，没有县团级以上机关单位的介绍信，买不到飞机票呀！”，他说：“找纺织部办嘛”。于是，我又去找李子厚，李依然十分热情，不仅以纺织工业部办公厅的名义开了购票的介绍信，还开车陪我一起去民航售票处，帮忙把机票买了，又去附近商店买了一袋“干粮”，叫我就待在那里，等到乘民航的“摆渡车”直达首都机场，他觉得一切都已经安排得万无一失了，然后才和我告别。

回到苍溪的第二天早晨，雍湘叫我和他一起驱车去重庆面见杜星垣书记。经过差不多一整天的颠簸，于当天下午7点20分左右，到达杜书记下榻的潘家坪招待所（渝州宾馆），还没来得及吃晚饭，雍湘就急着叫我去找“联络员”，经打听杜书记刚吃过晚饭，正在卧室里休息。雍说这是最好的机会，便通过总服务台接通了杜书记卧室的电话，雍说他是苍溪县的县委书记专程赶到这里来，有重大事情想当面向杜书记回报，杜说：“你是苍溪县的？”雍说：“是的，就是南充地区那个苍溪县。”杜说：“知道知道，不就是来谈建麻纺厂的事吗？”雍说：“就是就是！”杜说：“那就这样吧，明天上午要开大会，等散了会也就是上午11点你到我这里来，我找几个人一起合计合计，对吗？”雍说：“好的好的，那就感谢杜书记了！”。

次日上午无事可做，早饭后我们去“侦察”了杜书记住处，然后在招待所里面转了几大圈，感到有点无聊，雍说：“干脆我们去旁听大会吧！”，于是我跟他一起进入会议大厅，刚在后排找了两个位置坐下不久，台上就宣布散会了。这时虽然还差20多分钟才到11点，我们还是快步如奔地赶到杜书记之前到达了他的住处，大约过了1分多钟，雍见杜书记过来了，便主动迎上前去并自我介绍：“我是苍溪的雍湘。”杜问：“来多久了？”没等雍回答，便招呼我们到他卧室外面的接待室入座，不一会儿省计委、省纺织工业厅、省财政厅、南充地区经委等省、地部门领导和南充地区分管工业的郭副专员也都先后到了。在杜书记主持下开了半个小时的短会，决定：①同意苍溪麻纺厂按纺织部的建议方案（年产麻袋160万条，麻布336万米）由省计委批准立项并尽快开工建设；②所需自筹资金由省地县三级共同筹集，具体方案由省财政厅提出并负责落实；③所需机器设备由省纺织工业厅负责与纺织部衔接落实；④所需贷款由纺织工业厅协助建设单位与省建行、省工行等单位御接。至此，跑了两年多的麻纺织厂终于尘埃落定。

1980年全省新建和技改，共需新增缫丝机（前缫）十万绪。这些设备必须纳入省纺织工业厅的计划，然后统一安排生产、供应。当时省内能生产缫丝机并纳入省纺织工业厅计划分配的工厂，只有资阳纺织机械厂一家。这就意味着，除纺织工业部当年分配给四川的二千四百绪缫丝机以外，其余的九万多绪缫丝机，都将由这家工厂生产。大约是这年的五月下旬，省纺织工业厅在资阳纺织机械厂，召开了全省缫丝机计划分配和订货会议。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的苍溪县缫丝厂，是我和李友义副厂长去参加的。我们提前两天到了成都，向纺织工业厅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请求将部里分配的那二千四百绪（cd681型缫丝机，绍兴纺机厂生产，当时是国内质量最好、价格也相对便宜的）分配给苍溪县缫丝厂。理由有二：第一.苍溪是革命老区。我说前次去纺织部汇报麻纺厂的事，钱部特别强调对苍溪这样的革命老区要尽可能的支持；第二.苍溪县缫丝厂设计规模恰好是二千四百绪。厂房及各个车间以及其他各种设备也都是按这个规模布置和配套的。而其他各兄弟厂，不是多于二千四百绪就是少于二千四百绪。在同一个厂里使用两个以上不同厂家和品牌的设备，也不便管理和维修。“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厅里相关领导和准备出席资阳会议的每一个人，汇报和呈述这“两点理由”，终于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认同。

参加资阳会议的有将近一百人，代表三十多个厂家。会议开始前参观了资阳纺机厂各个生车间，听取了厂方关于工厂的历史、现状及主要产品（重点是缫丝机）的介绍。然后进入会场，与一般会议不同的是：主席台上摆了两个摊子，左边一个叫“计划分配席”后面坐着省纺织工业厅出席会议的几位同志；右边一个叫“合同签订席”后面坐着资阳纺机厂出席会议的几位同志。会议开始时省纺织工业厅一位姓代的科长，代表这次会议组委会总召集人××处长，面向会场讲了几句话。大意是：现在开会了，请需要缫丝机的厂家代表，依次到“计划分配席”申报计划，然后凭省厅签发的《设备计划分配书》，到“合同签订席”签订正式的《设备订购合同》。接着有将近二十个厂家按照代科长的要求陆续申领了《设备计划分配书》并签订了《设备订购合同》。还有十多个厂家的代表坐在会场里观望，代科长有点不耐烦的询问：“你们咋的，是不想订了吗？”，会场里有人回说：“不是不订，我们想问一问纺织工业部分配的那二千四百绪，为啥不拿出来分配？”。代科长接过话茬说：“我也想问一问，你们哪家今年新建或技改扩容是二千四百绪？”会场里一遍寂静，接着他又说：“是二千四百绪的请举手。”这时我把手举了起来，他从坐位上站起来说：“就苍溪一家嘛，其实我们也知道就苍溪一家。其他厂家不是多于二千四就是少于二千四，一家分几台，既不利管理也不便维修。况且苍溪县又是革命老区，不光是我们，纺织工业部也有这个意思，那二千四百绪就分配给苍溪，我想你们也不会有什么不同意见的。”会场里有交头接耳的，但没有人提出任何不同意见。过了一两分钟，代科长说：“没有意见哈，那就请苍溪县的同志上台来。”我上台去按工作人员的要求签字、盖章，领到了注明是cd681型缫丝机的《设备计划分配书》。这以后，其余厂家也都先后上台分别申领和签订了《设备计划分配书》及《设备订购合同》。计划开一天的会议，仅一上午就圆满结束了。

返回苍溪以后，县缫丝厂领导请示县委书记雍湘决定由厂里供销科长韩家满，同我一起赴绍兴提货。经与韩商定，我先去北京纺织工业部办理提货的相关手续，然后由北京去绍兴。韩加满晚两天动身，由苍溪直接去绍兴。不管哪个先到绍兴，都必须到鲁迅故居纪念馆，在门外适当的位置留个言，以便会合（那时如有手机，就不会想出这个笨办法了）。我到了北京找到纺织部才知道，绍兴纺机厂的主管部门是浙江省二轻工业厅。产品虽然已纳入纺织工业部的计划，由部里统一分配，但也不能绕过省厅而直接对厂。所以部里不仅要重新办一个《设备计划分配书》，还要办一个去浙江省二轻工业厅衔接此事的介绍信，我带上这两纸文件到了杭州。

因为要去省二轻工业厅办事，就住在离那里较近的横河区政府招待所里。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杭州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清洁卫生、交通秩序似乎还不如成都。我于是想，世人都说杭州美，只怕她美就美在西湖了，而西湖又没有时间去游览，所以才有这种不完全的第一印象。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苏杭二州出美人”。是不是由于爱物及人的缘故，才“美”名大震？为了证明这种奇妙的想法，我便下意识地观察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几天时间过去了，竟然没有遇到一位令人“看不够”的帅男倩女，更不用说西子之类的人物了。我由此想到“美”这东西，多半是文人们创作出来的。杭州也好，西湖也好，恐怕也不例外。历代文人墨客，到底写了多少赞美西湖的诗文，我想没人能够说得清楚。而比较公认和最具代表性的，要数苏轼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所以后来人们又把西湖叫做西子湖，并误认为西施就是杭州人。文人们创作出来的美，岂止杭州？比这更典型的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莫过于达坂城和跑马山。本来一个是气候十分恶劣的西域小镇，一个是几近荒凉的小山坡，王洛宾辈以《达坂城的姑娘》和《康定情歌》的动人旋律包装起来，推向全世界，使数以亿计的人们为之倾倒！而后，居住在这两个地方的人们，在感到无比自豪之余，为迎接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游客，便不遗余力地把它修葺打扮一番，才造就了今天这般美丽的模样。

话虽如此，杭州毕竟是江南的中心，是自唐以来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文人众多，文化氛围特浓。越剧、绍剧、评弹、江南小调“男女老少总不离”，街头巷尾，随处可闻。许多表现开放的风俗习惯，更令我这个四川老坎儿，窘态百出！横河区招待所（亦称宾馆），当时房间里尚无盥洗间之类的设施，整个宾馆只有一个同时可容数十人的，男女共用的淋浴房。在里面，男的穿个裤衩，女的除裤衩以外，只多了一副胸罩。男女相背，各自面壁而浴。有的女孩，为图方便、利落，索性把胸罩也取将下来，挂在喷头上，一边洗浴，一边哼起江南小调，旁若无人，怡然自得！我多次走到浴房门前，望而却步。同室的一位东北人，鼓励我说：“这叫入乡随俗，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于是才厚着脸皮闯了进去。另外，宾馆还有一个男女共用的，也是唯一的一个厕所。我每次总是挨到实在憋不住了，才匆匆地跑进去找个最“边远”的位置迅速解决。而有的男女就蹲在相邻的位置上，还嘻嘻哈哈地聊了起来！

横河区招待所坐落在一条小街（也是老街）里面。杭州的小街类似北京的胡同或上海的里弄。从商业活动上看，店铺一个接一个，似乎比胡同和里弄繁华得多。夏末初秋是杭州最热的季节，凭感觉，平均气温至少比重庆高2至3度。也许就是因为太热，才造就了杭州人特有的外露和开放的性格。在横河宾馆小住的那几日，几乎每天早晨和晚饭后，我都要沿着那条长长的小街来回散步，有时一走就是一个多小时。临近傍晚，只见店铺的门陆续关了，家家户户都忙乎着把用竹片做成的凉板床搬了出来，一溜烟地摆在小街两旁的街沿上（其实都是每户人家的门外边），接着便是一家又一家的男女老少，光着身子（依然是男的只穿一个裤衩，女的外加一副胸罩）歪三倒四地躺在凉板床上，使劲地摇着各式各样的扇子，嘴里仍免不了哼哼嚷嚷。远远望去宛若两条缓缓蠕动的长龙。待到第二天早晨，躺着的人们渐渐散去，凉板床也随之搬走。从天刚麻麻亮时才停在街中间，那辆运粪的大牛车尾部向后延伸，渐渐地排起了以人和马桶组成的长队。仔细观察那成百的马桶，或高或低，或黑或红，或大或小，无一雷同。每个桶体、桶盖、桶耳、桶系的设计、选料和制作都别有一番讲究，颇具匠心。桶上的图案有彩绘的，镏金的，烙文的，雕刻的。色泽各异，栩栩如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每个马桶都不失为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而那长长的，排列有序的队伍，又酷似一个小小的马桶展览会。此刻，我想这不正是杭州特有的，举世无双的马桶文化么？由马桶联想到茶叶、刺绣、摺扇以及人们的一颦一笑和那“总不离”的小调，……，不都是艺术么？这时，也只能在这时，我才觉得蕴含在杭州人身上的文化有多么深厚！而正是这深厚的文化塑造了杭州人的“神”和“形”。经过这番思考，再下意识地观察，那满街满巷的男女老少，哪个不是金童玉女？哪个不是仙翁仙姑？真是“不识美人真面目，只缘身在美人中！”

我等到省二轻工业厅的手续办好后（因主事的同志外出耽误了几天），立即赶到了绍兴。一下火车就直奔鲁迅故居纪念馆，大门左侧墙壁上确有韩家满的留言，得知三天前到了这里并已入住市政府招待所。据馆里的工作人员说，此去不是很远，我坚信无疑，甩起腿杆走了不到二十分钟就到了。找到了韩，他安顿我和他同住一室，同时告诉我他已经打听过了，我们要去的绍兴纺机厂，在郊区的兰亭，离这里还有十多公里。我说：“那是不是王羲之写《兰亭集序》那个地方啊？”，他说：“这，我没问过”。于是我们一起到大堂，从值班的服务员那里打听到：这个兰亭确是著名的书法圣地，春秋时越王勾践种兰于此，东汉时建有驿亭，兰亭由此得名。东晋永和九年，大书法家王羲之邀请了42位文人雅士在兰亭举行了曲水流觞的盛会，并写下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王羲之被尊为书圣，兰亭也因此声名大震。

次日，我们乘车到了兰亭站，然后走了一段不长的路，到厂里的供销科找到了主事的楼科长，他在表示欢迎的同时又面带难色地对我们说：“我们去年的计划都还没执行完呢！你们这批货，恐怕最快也要到明年三、四月份才能交付。”我说：“我们厂房都建好了，就等这缫丝机回去安装，时间拖的越长，损失越大。我们那里是革命老区又是贫困县，损失不起呀！”他连声说：“理解，理解！”但话锋一转，接着又说：“哎，你们还没住下吧，到我们招待所就知道了，那里至少还有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志，正等着提货呢！”。我说：“我们不知道厂里有招待所，昨天一下车就在城里住下了”。他问：“住在哪里的？”，我说：“住在市政府招待所的”。他说：“啊，我家就在那附近”。我说：“这么远，上下班多不方便呀！”，他说：“也没什么，早晨乘工交来，下午下班后乘工交回，中午在厂里用餐，都习惯了”。我们天南海北地谈得很投机，快到十一点时，我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这就进城去，晚上到你家里聊聊，好吗？”他很高兴，立即将具体的住址告诉了我们。握别时，一再说晚上八点左右在家里见，“不见不散！”。

在回住地的公交车上，韩家满对我说：“借出去解便的机会，我去几个车间转了转，也去了招待所，有七、八个人在那里闲聊，我也凑了过去，有个操四川口音的问我：‘才来的吗？’我说：‘是’。他说：‘一定是从四川来的？’我说：‘你怎么知道呢？’他说：‘听声音呗，我也是四川的’。我问他：‘四川哪里的？’他说：‘潼南县的’。我一下想起你老家不就是潼南县嘛，但我没说出口，马上又问他：‘也是到这里来提货的？’他说：‘是呀’。我又问他：‘来多久了？’他说：‘怎么说呢，去年十月份就来了，后来催货，又先后来过三次，这是第四次，已经十天了’。我问他：‘还要住多久呢？’他说：‘等设备全部上了火车，我就可以回去了，至少还要七、八天’”。韩加满接着又说：“看来楼科长没有扯把子，说的还是实在话。”我说：“真要按部就班地等，问题就严重了啊！”，他说：“那咋办呢？”我说：“关键在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楼科长的工作给做过来”。

晚饭后，我叫韩将我们准备来这里时县委工交部写条子去苍溪县土产公司买来的那两斤干黄花装进当天下午才备办好的那个小包里，一起穿过一座小拱桥和两条小巷，准时叩开了楼科长家里的门，他热情地把我们迎了进去。我接过韩手头那个小包对楼科长说：“这是我们四川的土特产，一点小意思，请科长笑纳”。他高兴地接了过去，惊讶连连地说：“黄花菜呀，多好的黄花菜呀！谢谢了！谢谢了！”。我说：“小小心意，不足为敬！”。这时，他一边给我们沏茶，一边不停地说：“莫客气，快快喝茶，快快喝茶！”。我说：“我们很随便的，你倒莫客气哟”。等他坐定了，我又接着说：“你们绍兴从古至今英才辈出，名人荟萃呀。我晓得的就有夏禹、夫差、勾践、范蠡、西施、陆游、唐婉、贺知章……，近现代的那就更多了，如象秋谨、许寿裳、陶成章、朱自清、蔡元培、鲁迅、周作人、周建人、钱三强、马寅初、竺可帧、邵力子等等”。他说：“哎，这么多人你都知道呀！”。我说：“不是我都知道，是他们的名气太大了，我不想知道都不行！”他问我：“ 怎么‘不想知道都不行’呢？”，我说：“比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 范蠡和西施的故事，我才几岁的时候哪想知道，父母亲都时不时地在我们兄弟姊妹中讲起，你说，我不想知道，行吗？因为他们的影响太大、太深远了，真正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他说：“有道理，还能给我举过例子吗？”，我说：“再比如陆游（他一生留下了一万多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和鲁迅，我刚上学的时候，哪想知道他们，可是老师们总是拿他们的经典之作来给我们讲解。你说，我不想知道，行吗？因为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太重要了！”，没等他再发问，我又接着说：“就说今晚我们两个能到你楼科长家里来，也是你们这里一位大人物关照、支持的结果呀！”，他问：“谁呀？”。我说：“纺织工业部钱部长钱之光是你们绍兴的吗？”他说：“是呀”。我说：“钱部长的生活秘书李子厚是我的好朋友。”他问：“你们有往来吗？”我说：“不是经常往来，但每次到北京一定要去他那里，所以钱部长家里我都去过很多次了。去年钱部长在首都医院住院，李子厚还开着红旗牌骄车带我去看望过他”。他又问：“你们这次到绍兴来与钱部长有啥关系嘛？”我说：“你们厂里生产的cd681缫丝机，经纺织工业部分配给四川的仅二千四百绪。而四川今年新建和技改扩能共计需要十万绪，三十多个厂家，都盯着你们这二千四百绪，四川纺织工业厅正确地理解了钱部长的意图，果断地决定分配给了我们苍溪县缫丝厂！”他接着又问：“钱部长的意图怎么又和你们苍溪县扯到一起了呢？”我说：“抗日战争期间，钱部长任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主任，我们苍溪有好几位老红军也在那里任职，都是他的部下。所以他熟悉苍溪，知道苍溪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是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苏区）的重要组成部份。他对我们苍溪的发展一直很关心，去年县上拟建黄麻纺织厂，派我到北京向他汇报，他当即决定由生产司的刘司长负责落实。这次我到纺织部办理到你们这里来提货的手续时，特地请李子厚向他报告了，据李子厚说他很高兴，连声说：‘对革命老区就是要照顾嘛！’所以，我前面说‘也是你们这里一位大人物关照、支持的结果呀’”，他说：“你们真还有来头呢！”我说：“不是什么来头，随便聊聊事情的来龙去脉而已。另外我还想向楼科长打听打听，钱部长大儿媳妇也姓楼，而且也是绍兴的，你们是一个楼家吗？”，他说：“是呀是呀！认起来还是我的远房姐姐呢”。我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们两个今天能认识你楼科长真是一种缘份。我们两个这次任务完成的如何，也全靠你楼科长口里一句话”。他说：“好说，好说，你们有什么想法和要求都说出来”。我说：“上午我都说了，我们那里是革命老区又是贫困县，厂房都建好了，没法再等了，发货时间越快越好”。他说：“三个月以内行吗？”，我说：“我们知道你也有一本难念的经，上午韩科长去你们招待所，碰到我老家——四川潼南的一位同志，在这里等着发货已经等了快满一年了。我们理解你的难处，但是我们确属一种特殊情况，关照了我们也等于给了你那个老乡钱部长的面子”。他说：“那就两个月以内吧”。我说：“我们也不要再讨价还价了，从今天算起，四十天以内，行吗？”。他说：“怎么说呢，不行也行！”。我说：“你这是啥子意思啊，到底是行呢或是不行呢？”，他接连说了三个：“行！行！行！”。我说：“要不要做个记录？”，他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做个啥子记录啊，你们不相信我哦？” 我和韩同声说：“不是不是！”，他说：“这样，我们一起来拉个勾，好吗？”，我和韩一齐说：“要得！”三只右手同时伸出小指母，勾在一起齐声吆喝：“一言为定，一言为定！”。那晚的会面，就这样在既严肃又轻松的氛围中结束了。

离开楼家，韩对我说：“没想到今晚有这么好的结果”。我说：“你看楼科长能兑现他的承诺吗？”。韩说：“我看他还不是那种油腔滑调的人，做不到的事他不会随便承诺的”。我说：“下一步怎么办？你就住到他们厂里去等吗？”他说：“要等就是三四十天，算了算了，我还是跟你一起回去”他接着又说：“我等一个月再来”。我说：“那也可以，不过我们走的时候，要再去楼科长那里进一步把时间衔接好，要弄清楚外省能否或如何才能转接他们厂里的电话，以便与他联系”。他说：“那我们明天又到厂里去吗？”，我说：“也不一定就是明天嘛，绍兴是文化名城，你都逛几天了，我还想在这里开开眼界呢。”他说：“其实我哪里也没去，就在招待所里睡了几天觉。”我说：“那好哇，我们明天一起出去感受感受。”

绍兴位于杭州以东，属于近海河网地区，户户以水为镜，家家亲水而居。那时还没有私家车，几乎所有农家都至少拥有一条乌篷船，走亲访友、赶集赴会，它是唯一也是最方便的代步工具。在绍兴城里，我们停留的那几天，还没有看到用钢筋水泥垒起来的高楼大厦。无论店铺、栈房或小楼、大院，多是青一色的木结构加青瓦屋顶。每条大街小巷中间，都有一条碧波荡漾的小河。而小河上面每隔几十米或百多米，就有一座顶部高出两岸地面三四米、可以拾级而上徒步而下的石拱桥。再加上那石拱桥下面往来如梭的乌篷船，堪称一道独特的风景。绍兴素称“文物之邦、鱼米之乡”，也是著名的水乡、桥乡、酒乡、书法之乡、名士之乡。著名的文化古迹有兰亭、禹陵、沈园、柯岩、鲁迅故里、周恩来祖居、蔡元培故居、秋瑾故居、马寅初故居、王羲之故居、贺知章故居等。我们只到其中的禹陵、周恩来祖居、秋瑾故居等少数几处，走马观花似的溜了一遍。大禹陵位于城东南会稽山麓，距城3公里，相传是我国古代治水英雄大禹的葬身之地。周围群山环抱，奇峰林立，若耶（浣纱溪）清流潺潺东去，使大禹陵更显凝重、壮观。屋群高低错落，气势宏伟。大禹陵本身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典风格建筑群，由禹陵、禹祠、禹庙三部分组成，占地40余亩，建筑面积两千七百多平方米，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周恩来祖居在城内劳动路上，是一幢坐北朝南具有明代建筑风格的砖瓦房。相传祖辈中曾有一对夫妇寿至百岁，故旧称“百岁堂”。周恩来先辈世居于此，祖父任职江苏时，迁居淮安。1939年周恩来到绍兴，曾在此接待亲友和各界人士，宣传抗日救国，为抗日人士和乡亲书写多幅抗日题词，并填写家谱；秋瑾故居位于城南塔山南麓，坐北朝南，依山而筑。秋瑾曾经在此习文练武，度过她的少女时代。一九○六年回乡后，这里又成了她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故居共五进，第一进是门厅，第二进为三间平房加一楼一底房屋，是秋瑾居住、生活的房间，其余三进为秋瑾母、兄等人的住处。秋瑾所居住的二进房屋有客堂、会客室、餐厅、卧室，秋瑾曾在这里接待同志，秘密商议起义事宜。卧室的后墙为夹墙，在夹墙的密室内，是秋瑾收藏武器和文件的地方。

离开绍兴的头一天，我和韩又去纺机厂找到了楼科长，他说：“你们来得正好，前天晚上忘了谈：与我们厂生产的cd681型缫丝机（前缫机）相配套的扬返机（后缫机）是湖州纺机厂在生产。有了我们前缫的计划同时也就有了他们后缫的计划，一般都是和我们同时发货的，不过你们还是要去与他们沟通一下”。说起湖州我一下就想到了湖笔。纸、笔、墨、砚，旧称文房四宝。宣纸、湖笔、徽墨、歙砚，被誉为文房四宝中的极品，为历代书法家及书法爱好者所宠爱。“四极”中有“三极”出自安徽。宣纸产于宣城，徽墨产于徽州，歙砚产于婺源县的歙溪镇，唯湖笔产于湖州，即现在的湖州市。岳父大人听说我要到浙江、上海一带出差，再三叮嘱：“找到了湖州产的毛笔怎么也不能忘了多买几支回来。”，岳父的毛笔字写的很不错，在当地小有名气，对纸、笔、墨、砚自然有一番研究，想再拥有几支湖笔是他长期的追求，有这样一个机会，想必是不会放过的。我原打算到了上海再想办法给他买，没想到还有机会到湖州，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我和韩一到湖州，匆匆地找了一个并不满意的宾馆住下。顾不得一路劳顿和39摄氏度高温的煎熬，拿着绍兴纺机厂的介绍信，径直去湖州纺机厂办理好了相关手续，便马不停蹄地四处打听正宗湖笔之所在。经过几翻周折，终于找到了一家已有300多年历史的笔铺，墨黑色店名牌上雕刻的四个镏金大字“王一品斋”，是当代著名书法家郭沫若的真迹。这是一家前店后厂的作坊式的工场。古色古香，文化氛围很浓，仿佛置身在二三百年以前的世界，感受不到丁点儿现代气息。每一支毛笔都是由那些身怀绝技的老师傅用手工精雕细琢，创作出来的，既是书画工具又是艺术品。所以才显得如此珍贵而身价百倍。

湖州地处浙江北部，属最富庶的杭、嘉、湖地区。北边与太湖相邻，江河密布，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乘船至上海当时只有一昼夜的路程，沿途可以饱赏独特的南国风光，为当地人出行上海之首选。我和同行的韩，要去的下一站也就是上海，于是，便也兴冲冲地排着长队，买了去上海的船票。船是木制的，以柴油机为动力，俗称“汽筏子”。可乘50至60人，设有硬坐和卧铺，我们买的是卧铺票。所谓卧铺，其实只不过在五平方米左右那样大一个房间里，放了四条被单，然后允许四位旅客在里面“席地而坐（卧）”罢了。比硬坐特殊的是，每天可以享受三顿免费便餐，这在当时那个“短缺经济”的年代，已经感到相当满足了。在船上最恼火的是，我们解大小便没有同船的江南人那么开放。船上有一间又小又矮的屋子，加上一只约半人高的木桶，充作厕所。不分男女老少，有时甚至几个人同时傍着那只桶，往里面拉屎拉尿，如赶街逛店，彼此毫无顾忌。而我却始终没有那个胆量，肚子胀起来了，就努力调动全身所有的神经，尽量憋着，使劲让它不要突然爆发出来。同时下意识地瞅着那间小屋的门口，一见没人，便风也似的往里面钻，然而刚一动作，幽灵般的女人即跟踵而至，如入无人之境，一进屋就迫不及待地挎下裤子，屁股一撅，背靠背地坐在木桶上，哗啦啦地拉起屎尿来！那一刹间，一种不可名状的惶恐，像电一样击中了我体内的每一个细胞，使正在排泄的各路器官嘎然而止，只觉得自己像是犯了弥天大罪而感到难以言表的羞耻！尤有甚者，是上船的第二天，木桶里的屎尿近乎盛满，船在行进中虽然非常平稳，也难免没有些许颠簸，此时坐在桶沿上解大便，既怕女人闯了进来又怕桶里的粪便浪到屁股上，其窘态以及心理和生理上的痛楚，是未曾经历过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由于一路尴尬，沿河两岸的绚丽美景和往来如织的“汽筏子”，怎么也无心光顾，只盼着快快抵达上海。待远远地看到宽阔的黄浦江和岸上的大吊车时，我和韩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经过的这一天，才真正叫做“度日如年”，好在这“一年”很快就要过去了！

我和韩到上海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去铁路局提前申报载运缫丝机的车皮计划。据说当时上海铁路局局长是苍溪藉的一位老红军，开初我们想如果申报中遇到了麻烦，就厚起脸皮去找他帮忙。但由于是提前申报，整个过程还算是比较顺利的。所以，也就没有去惊动他。

从离开绍兴开始，在返回苍溪的途中，韩一直帮我携带着一台“收放机”。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这种既可收音又可放录音带的电子产品。我给他说这宝贝是北京一位朋友通过关系，从出国人员服务社买出来的。是日本松下公司的品牌货，价值三千五百多元。他说：“你一个月的工资才四十多元，买得起这玩艺儿？”。我说：“这哪是我买的呢，是县财政局托我买的”。他信以为真，一路上无论是乘火车或汽车，都始终抱在胸面前，晚上睡觉也总是放在枕头边上，深怕出现任何差池。拢了苍溪县城，我才给他说：“去绍兴前我到北京，住在草市胡同纺织工业部招待所，一天早上碰到几位从河北来的农民，每人身上披着几件已经硝制好了的绵羊皮，正在招待所门外兜售。围观的、说好说歹的、讨价还价的，时聚时散。出于对皮毛的崇拜和好奇，我也凑了过去，而且看中了一件已经拼成大衣的羊羔毛里皮。毛细如萝卜丝，皮薄如构皮纸，色白如雪、轻盈如羽，重量不足250克，绝对是羊羔皮毛中之上乘。便大起胆子掏出五十元钱，把它买了！你手里提的那个‘收放机’其实只是一个包装盒，里面装的就是这件羊羔皮”。他说：“羊皮就羊皮嘛为啥要说是‘收放机’呢？”，我说：“如果你知道那盒子里装的是件羊皮，会抱到怀怀里坐车、放到枕头边上睡觉吗？”他说：“啊！原来为了这个来骗我哈”。我说：“就是因为不想骗你才给你说呢”。他说：“这不算啥，不说也没关系”。遗憾的是，费了那多周折才到手的“宝贝”，终因家用拮据，而忍痛以买入价格转让给了一位并不熟悉的有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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