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节.文革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北京天安门接见了参加“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的百万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各地分散的、零星的造反运动，迅速统一到“红卫兵”这个风靡全国的组织形式下，发展成为一股席卷数亿青少年的狂潮。

苍溪红卫兵造反大致与全国各地同步，是从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开始的。这“四旧”中的无论那一个“旧”都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不管破什么都能搭上边。首先，是揪斗以地、富、反、坏、右为主的“二十一种人（即1967年中发19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列举的二十一种人）和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知识份子）。这些人当时有一个的共同身份，叫做“牛鬼蛇神”。谁敢说“牛鬼蛇神”不是“四旧”呢？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对这些人实行“打、砸、抢、抄、抓”（抄家、批斗、挂黑牌、戴高帽、游街示众……，）就成了“天经地义”的革命行动。短短半年间，仅县城晓古街、兴贤街（名义上叫“街”，实际上就是两条不到三米宽的小巷）之间几十户人家中，被折磨致死和自杀（上吊、跳江、服毒）的就达9人之多（其中一小院6户居民中就有3人自杀）。

其次，是拆毁古旧建筑。据不完全统计全县被拆除、毁掉的寺、观、庙、楼、堂、台、阁、亭、榭，至少在500座以上，其中不乏极具历史文物价值的稀世瑰宝。例如：道教24治之一（张道陵升天处）的云台观、千年古刹禅林寺、建于1224年的望江楼，以及新店子和圣堂坪的天主教堂，等等。有的建筑虽未被全部拆除或毁掉，但其梁、柱、檐、脊上的雕塑、图案以及室内的塑像、壁画等精华部份，则无一幸存！连县政府小院内几盆花草，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残渣余孽”，而落得个“粉身碎骨”。

第三，查抄和烧毁古玩（含个人收藏的文物和珠宝、玉器）、古籍（包括所谓“封”、“资”、“修”的各种书刊、字画）。凡是疑有对象，不管机关、团体、学校、医院、企业……，或城乡居民，一律格查勿论！对所获之“战利品”或烧、或毁、或隐藏私分，无一敢质疑者。当时县财政局办公室里设有一个书柜，图书虽然不多，却也是红卫兵必然查抄的对象。我偷偷地将其中一部线装《红楼梦》甩在邻近的一个文件柜顶上，逃脱了被抄去付之一炬的命运。可是好景不长，过了差不多一个月，被一位自告奋勇为办公室打扫清洁的同志发现了，他很认真而近乎愤怒地说：“这样的毒书怎么跑到文件柜顶上去了呢？”，接着他又说：“这不是有人故意藏起来的吗？”。他要求造反派的头头们高度重视这件事情，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我当时就在现场，心里确实有点“虚火”，但依然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任凭说好说歹，权当没有听到。幸好头头们没有那么认真，才又避免了一次劫难！

经过破“四旧”的“洗礼”，“革命群众”无一例外地，全身心、全天候地投入到了疾风暴雨式的、几近疯狂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各种名目的战斗队、造反团、造反军，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县城乡应运而生。个个摩拳擦掌、人人口诛笔伐，高音喇叭里：“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口号声和《造反歌》：“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群众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革命忠于党，毛主席胜过亲爹娘，谁有狗胆敢反对，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的歌唱声震天动地，不绝于耳。一夜之间，从县委书记、县长到生产队长，乃至作业组长、记工员，通通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写大字报，开批斗会，给走资派戴高帽、挂黑牌、游街、游田坎，成了“革命群众”的第一职业和主要工作。

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一年以前，县委书记陈亮，一直就在200多公里以外的岳池县任社教工作团团长。虽未向社会公开宣布，这期间县委的工作事实上是由副书记张友益在全权代理。而张又于1965年12月被选为县长，由于前任县长苗裕厚不愿意赴南充履任新职，经南充地委同意继续担任苍溪县委常委，并以县政府党组书记的身份主持全面工作。所以，张友益虽是当选县长却没有上任，也没有履行过一天县长职责。1966年8月份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到了岳池县，社教工作团被迫撤回苍溪。这时“打倒苍溪地区头号走资派陈黑（亮）”、“打倒黑帮头子陈黑（亮）”的大幅标语，已遍布全县城乡。陈亮回到苍溪正赶上戴高帽、挂黑牌，被各个造反组织勒令到各单位、各区、乡（镇）去接受批斗，弄得死去活来；无论从批斗的次数或被斗的惨烈程度上讲，能与“打倒陈黑（亮）”比肩的，便是“打倒雍臭（湘）了”（有好几次被打得几乎断气，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从县级领导班了排位上观察，当时雍湘（县委副书记）一直是排在四位以后的，大约是说话不够检点，暴露了自己对少数派12.26的某种倾向，惹怒了多数派“苍联”，而带来的一场灭顶之灾；唯一比较幸运的还是张友益，虽然偶而也能看到“打倒张有（友）害（益）！”的标语，从数量上看那恐怕只有“打倒陈黑、雍臭”的万分之几，更使他聊以自慰的不仅是很少被抓去批斗，而且从未尝过“皮肉之苦”；不像陈亮、雍湘那样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勉强保住了一条活命。苗裕厚被揪到大会上批斗，也不过三至四次。而就在这第三次或是第四次的批斗会上，被打得奄奄一息时，遭邓质文（县统计局干部，造反派）猛然一脚从台上踢到一米多高的台下，当即不省人事。抬回家里一直卧床不起，过了不到一月即与世长辞！

运动发展到1967年的二三月份，苍溪全县大大小小数以千计的群众组织，经过分化、联合，逐渐形成“苍联”、“12.26”两大尖锐对立的派别。从没完没了的“口水战（辩论）”到抢斗“走资派”（领导干部的代名词）的“文斗”，很快演变成近乎全民参与的两派动用棍棒、大刀、长矛、钢钎、火枪的“武斗”。因寡不敌众，“12.26”被迫逃出苍溪，大都滞留在广元、剑阁、旺苍等地。也有部份跑到成都、绵阳、汉中，参与当地同派造反活动。“苍联”在苍溪人多势众，是绝对的大派。但是一走出苍溪，走出当时的南充地区，就是绝对的少数派了。曾经有好几批“苍联”铁杆，路过广元被12.26夥同当地造反派抓去批斗、游街和关押，逼着写“反戈一击”的声明和交待、揭发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县财政局“6713部队”勤务组成员张建新，就是被抓的那几批铁杆之一。先是在广元游斗了几天，然后用麻布口袋将头部蒙住，秘密转移到剑阁县城附近一个仓库里关押、刑讯了四十多天，已是遍体鳞伤，负责警戒的看守心有不忍，暗示让他乘夜逃跑。经过百多个小时的昼伏夜出，讨口叫化，才回到苍溪。比起致死致残者，张是不幸中之大幸也！

在毛泽东主席充分肯定上海（67）“一月风暴”之后，全国各地各级党政机关已经全部瘫痪，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组织，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联合夺权的同时，也在抓紧扩大各自的武装力量，准备应付更大规模的武斗。各种油印《快报》关于××组织抢了××武器库的新闻层出不穷，最令“苍联”派夜不能寐的，是12.26随同汉中地区的造反派，成功地抢劫了广元399国防战备仓库。被抢走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等武器数千件，子弹数十万发。恰在这时，中江县继光兵团1000多人乘坐30多辆大货车抵达苍溪县城，扬言要抢县武装部的弹药仓库。经过谈判，“苍联”愿意全力“协助”。在实施“抢劫”的那天晚上，“苍联”凭着人多势众和地利优势以及县武装部指战员的倾向性（里应外合），将仓库里2000多支步枪、100多挺轻机枪、10多挺重机枪、10多门迫击炮以及10多万发子弹，全部“抢”了过去。中江继光兵团以绝交、绝食等方式表示强烈抗议，也无济于事。直到第四天，才无可奈何地被“苍联”礼送出境。

抢枪过后，“苍联”组建了一个近300人，以退武军人为骨干的专业武斗队伍，由勤务组直接指挥。其余的武器全部下发到了所属各造反团（队），包括县委机关的红卫造反团、县政府机关的倒海翻江造反团、县公安局的永红造反团，……。不久，成都发生了“5.6事件”（即5月6日黄田坝132厂武斗死伤2000多人那件事），中央针对此事件出了一个《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决定》（即《红十条》）。南充“临联”应支左部队邀请，派代表到成都学习《红十条》，代表中有“苍联”的黄元忠等2人，从南充乘飞机到成都，在双流机场被12.26抓走。消息传到苍溪，“苍联”所属各造反团队群情激愤，连夜冲上街头举行武装游行，“还我战友！”、“誓与12.26血战到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口号声此起彼伏，动地惊天。有一支游行队伍正喊着口号往东门外行进，在街沿上执勤的武装人员隐约听见五金门市部内有人发出：“1、2、3、4、……”点数的声音，甩起几脚将铺板踢开，发现正是营业员何××借着铺板缝外的灯光，在计数街上游行队伍中的枪支。经过一阵拳打脚踢以后，将其带到当时县政府门外的县文化馆内审讯。何承认是12.26的“情报员”，并供出医药公司的刘明远、县财政局的文国安等一杆人马。那天晚上大约11点过几分，我还在办公室，五六个“苍联”武装人员闯了进来，厉声问道：“文国安呢？”，我说：“文国安下班了呀”，又问：“他住哪里呢？”，我说：“住在家里”，又问：“家在哪里呢？”，我说：“不知道他家住哪里”。其实我虽从未去过文家，但大概位置还是知道的，只觉得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一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而不愿意告诉罢了。殊不知，那帮煞神背后还隐藏着一个财政局的“内鬼”，此人就是与文国安和我同在企业财务股的牛兴贵。第二天才有人悄悄告诉我，头天晚上“苍联”那几个煞神到财政局办公来的时候，牛就在门外。“苍联”那帮人刚走出办公室，牛就迎了过去并亲自带路到了文家。不过他一直藏在暗处并未进屋，眼见文国安被五花大绑抓走，才回寝室睡觉。

文国安，阆中人，建国前在苍溪县政府“电话室”当职员。那时全县只有6个区公所各有一部电话，县政府“电话室”有1台12门的总机和1部单机。“电话室”的职责就是值守、管理和维修机器、线路，保证上与剑阁专署、下与6个区公所的电话畅通。文1948年与县城一个姓郑的姑娘结了婚，家一直安在离县政府不远的刘家巷。1950年新的县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文国安作为伪政府的职员被接收了过来。先是安排在邮电局的，后来到了工交局，1964年调到了财政局。由于是伪职员，又有人检举曾经加入过国民党，虽然查无实据，但在那个疑罪从有的年代，再怎么说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政治历史问题。所以，对人处事一直十分小心谨慎，百依百顺，从来没跟哪个说过一句红脸话。财政局20多人中，除了我等（含文国安）少数几位有问题、没资格者外，其余都是青一色“苍联”所属6713部队的成员，在这种环境下面他不可能，也从来没发现他对“苍联”有任何不满的言论或对12.26有丝毫同情的表现。我猜想一定是五金店里那位何先生，在重刑之下胡咬一通，生拉活扯地把文国安给牵了出来。

那天晚上文国安在家里被抓到了“苍联”设的“地下监狱”（雪梨山下红军院），以打“车轮战”的方式，被连续刑讯两夜两天。几度死去活来，始终怒目以对，一语不发，较之平时唯唯诺诺那形象，简直判若两人。历时一个多月的恣意折磨，文已奄奄一息。不知是那位善人“慈心”大发，命人将其抬到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而医护人员为青一色的“苍联”铁杆，不仅拒绝治疗，还向前线（白桥乡。当天12.26从剑阁方向一度攻占白桥场）护送伤员到医院救治的“苍联”武装份子指认：“这就12.26的侦探”！又遭到一阵毒打，抬回红军院已经命断黄泉！

攻打白桥场是12.26联合重庆“反到底”和成都“8.26”，企图同时从西边的剑阁和北边的旺苍两个方向打回苍溪的“小试身手”。“苍联”上下极度紧张，决定立即封锁全县边境，对毗邻剑阁、广元、旺苍一线各战略要地派重兵把守。同时，命令所属每个战斗队立即进入战时状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到最前线，准备与来犯之12.26决一死战。连我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也被他们拉入了“倒海翻江”战斗员的行列，发给了一支中正式步枪，填补了当兵时未能持枪的空白。并随队在马桑乡的淫浸山和岳东寨各驻防一个多月。驻防期间所有的给养由后勤部队（其中不乏走资派）负责，110多名战斗人员吃喝拉撒睡，都在山上（淫浸山炊事班驻在马桑场上，岳东寨炊事班驻在半山上一农户家里。三顿饭都送到山上吃）。山上战壕密布，根据不同地形在战壕内布置战位，一般每隔10至15米1个。各条战壕与睡觉（休息）的帐篷相连，每个帐篷与指挥部有电话联络，一有动静可立即进入战斗。驻防的战斗人员实行两班倒，每班每人在各自的战位上值守12个小时，无论白天黑夜，也不管烈日当空或刮风下雨，雷打不动！另有10多个侦察员，一天到晚都在山下附近各村秘密活动，一有情况立即向指挥部报告。此外，还随队执行了保卫“新生红色政权”土里乡革委会成立和突袭柳溪沟等任务。值得庆幸的是，所有这些“军事行动”均未与任何“敌人”接上火，避免了可能酿成的血光之灾！不过，另外几支队伍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例如，工交兵团在新观梓桐庙、亭子大云山，财贸造反军在三川、东溪等地，连续打了几次规模不小的遭遇战，双方都有重大的人员伤亡。

由于“苍联”的顽强抵抗，持续近一年时间，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双方死伤百余人（其中战死40余人），12.26打回苍溪的企图，终未如愿。1968年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7.3”、“7.24”《布告》，命令各地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解散武斗专业队，拆除工事，上交所有武器、弹药，苍溪两派大规模的武斗才有所缓解。但零星的打斗，尤其是思想认知上的严重对立（即所谓的“派性”），虽经过形式上的“大联合”以及由支左部队主导的革委会时期，却一直未能消除。在那段“你死我活”的两派激烈斗争中，只要具有一定思维能力的人，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观点，所谓的“骑墙派”，只是因为某种原因而不敢“选边站”罢了，我那时的表现，大体上应该归为这一类。不过“苍联”和其下属的县政府机关“倒海翻江造反团”以及财政局机关“6713部队”的头头们，都知道我一直没有怎么“亮”出来的观点总体上是温和、且为他们所能容忍的。也因此常常悄悄地给我布置一些编写简报、起草大字报之类的工作任务，俨然成了一名默默无闻的“地下编辑”和不能署名的“奉命撰稿人”。

在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两年多以后，针对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大多处于瘫痪状态（斗“走资派”、写大字报、没完没了的辩论、愈演愈烈的武斗被视为是最“革命”的，而工人不上班、农民不种田、干部不工作，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虽然强调了“促生产”的重要性，但同时更强调“革命”是“第一位的、压倒一切的”，在社会上很快流行开一句“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产”的口头语，以至形成了这样一种近乎真理的观念。

如上所述，由于自己的“原罪”身份，注定是“革命”的对向，而不可能与“革命”结缘。所以只有在“促生产”上尽量表现得积极、能干一些，以争取减轻对“原罪”的惩罚。因此，没日没夜、竭尽所能地做好一切能够做的事情（包括业务工作和体力劳动），便是自己的不懈追求。开初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我生存的考虑，久而久之便养成了只会做事不会休息的习惯。即便没事的时候也会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地“制造”一些事情来做。仅1970这一年，就无事找事地先后起草了《苍溪县国营企业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和《苍溪县国营企业更新改造基金提取、归集和使用办法》。以县财政局革命领导小组的名义，下发相关企业试行。同时被当时的南充地区财政局转发至所属12个县（市）财政局参照办理。南充地区财政局在转发这个文件的时候抄报了省财政厅，引起了省厅相关领导的重视。遂决定制定统一的《四川省地方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试图以此为切入点，逐步改变当时全省工业企业财务会计管理方面的混乱状况。也因此而以为我还有一点财务会计管理方面的经验，所以被借调到省财政厅与重庆市财政局企业财务管理科科长夏善伟、省厅企财处（当时叫“托”就是军管会业务组下面的一个单位，负责人叫罗玉林。这“托”其实就是先前及后来的“处”）的张顺根、王震宇等4人共同组成《四川省工业企业会计制度》起草小组，由王震宇任组长。根据分工，我负责起草“会计科目及使用说明”这一章。从1971年10初开始至1972年1月底正式定稿，历时近4个月。这期间曾多次赴成都市区内的20多个企业考察和征询意见。

其实，1972年1月初，我们起草小组的任务即已基本完成，但草稿需经省厅军管会下面的“业务组”审查批准后才能定稿付印。在等待的那段日子里，有一天我们几人相约去都江堰看水，走近离堆公园一个报亭前面，一幅林副主席（林彪）手举“红宝书”紧跟在毛主席后面的画像，让我心里猛然一惊！“为什么最近几个月以来一直没有听到有关这位副统帅的消息了呢？”，一种可能出了某种大事的想法油然而生，但又很快意识到那想法是非常危险的！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任何“杂念”都可能惹来杀身之祸！于是强装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同行的几位也无一所知。事有凑巧，回到财政厅的第二天，厅军管会召开全体干部大会，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即中发（1971）51号文件）。这个《通知》的发文时间是1971年9月18日（即9.11林彪叛逃后的第八天），由于实行严格的保密纪律，从上到下分层次逐级传达，每传到一级要反复学习，人人表态，统一认识后才再往下传。这样传到我们这一级，差不多整整经过了四个月时间！那天气温很低，会场里空气凝重，100多号人，个个神色讶异、粗气都不敢出、生怕听错了军代表严肃而沉稳地宣读的那文件里的每一个字。直至散会以后，各自走出会场，也没有“交头接耳”那种状况。自那天起，厅里所有业务工作都停了下来，连续学习了7天。到那年的春节前5天，我们起草的《会计制度》终于被批准付印了。这也就是说，起草小组已经没有再继续存在的必要，剩下的工作由厅里的王震宇、张顺根负责，我和夏善伟便于得到那消息的次日，启程返回原来的工作单位。

被借调到省财政厅那一段很短的工作经历，在我个人一生中算是一段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小插曲。但由于认识了当时厅里近100名工作人员中的绝大多数，而这个绝大多数中的绝大多数，在那以后的几年十几年里，都陆续升任科长以上直至厅一级的领导，这对于苍溪财政工作，在当时那种信息十分封闭的环境里，从70年代的后期开始，几乎每个方面都成了厅里的“试验田”或联系点，不无直接关系。

回到县财政局以后依旧在企业财务管理股工作，股里那个“政治挂帅”的股长，是不怎么过问业务工作的。1972年9月省财政厅在巴中县，召开川东北片区30多个地、市、县、区参加的企业财务工作经验交流会。指定苍溪县在会上发言，本来应该由股长去的，他“串通”局领导硬要叫我去参加。那是我第一次在那个层级的会议上发言，从头到尾难掩些许的紧张，却意外地得到了省厅领导的肯定。

1973年县氮肥厂提出以无烟煤代替焦炭生产碳酸氰氨的方案，为了从技术和生产成本两个方面充分论证是否可行，县上决定由厂里分管业务的副厂长曹承松带上两名技术人员，去广西临桂县氮肥厂（当时全国小氮肥，仅此一家是以无烟煤代替焦炭生产的）学习考察，同时要求县财政局，派一名懂得成本核算的同志参加。我们的股长又一次“串通”局领导把我给推了去（这是我第一次到省境外出差，内心里还是想去的）。我们四人启程那天，推举厂里一位姓陈的工程师负责路上的食宿，发生的费用（含粮票）按人头平摊（现在时新说法叫AA制）。陈表态：“乐意为大家服务，但是吃啥子、住哪里，必须听我安排，你们不能参言，也不得有半点异议，否则，拉倒”。乍听此话，感到有点霸道和苛刻，但是，在另外再也没人想出来做这些汤水事情的时候，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同意”。临桂县（现在是桂林市的临桂区）离桂林市中心不足5公里，我们去时选择的是以走水路为主（即从苍溪乘班车到南充—重庆，然后顺长江而下到武汉，从武汉乘火车到桂林）返程以乘火车为主（即从桂林乘火车到长沙，从长沙乘火车去韶山，从韶山返回长沙，再从长沙乘火车到贵阳—重庆，从重庆乘汽车到南充—苍溪）。临桂县氮肥厂对于我们千里迢迢去学习取经，觉得是对他们创新成果的肯定，所以格外热情。我们在厂里紧张的工作了5天，该学的学了，该收集的资料全都收集到了，考察任务堪称圆满完成。从1973年下半年起，苍溪氮肥厂借鉴临桂氮肥厂的经验，推行以煤（无烟煤）代焦（焦碳）生产碳酸氰氨的新工艺。虽然未能彻底改变企业亏损局面，但可比产品成本下降了5％，减轻了县财政很大一笔负担。

桂林属低山丘陵地区，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遍布全境的石灰岩经亿万年的风化浸蚀，形成了千峰环立，一水（漓江）抱城，洞奇石美的独特景观。那时，国内还没有旅游这个概念，“游山玩水”被斥之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不良行为。一有发现，必然被批倒批臭。但是仍有不少“意志薄弱”的人，经不起“桂林山水甲天下”这美景的诱惑，心照不宣地、悄悄地走进了“游山玩水”的行列。我们四人也非另类，临桂的工作任务完成以后，返回到市中心，住在市政府招待所，准备在那里停留两天。第一天跑马观花似的游览了七星崖、芦笛崖、叠彩山景区。另外远远地、从不同角度欣赏了象鼻山、月牙山等景点的风光。印象最深的是七星岩，和我们一起进入溶洞参观的人群中，有几位像是来自东南亚的华桥，一边看一边侃，赞不绝口。有位老者情不自禁地说：“我走了很多国家，看了不少溶洞，这个算是首屈一指的，说是‘世界岩溶景观杰出的代表’一点不假！”，我这个初出远门的‘土包子’没有那种经历，只觉得浑然天成、巧夺天工的洞穴画廊，给人以无限遐想和美的享受。洞外石壁上，刻有一首疑是抗战时期流行的古体诗，其中两句：“男儿战死在沙场，马革裹尸泥也香”，至今记忆犹新。第二天一早，我们赶到漓江边上那个小码头，登上了去阳朔的游船（每只船准载30人，那时每天从桂林去阳朔的船也不过三、四只）。还在临桂考察时，氮肥厂的同仁就不断地给我们灌输“阳朔山水甲桂林”和“不去阳朔等于没来桂林”那套所谓“桂林共识”。否则，也许我们不会有这趟阳朔之旅。船驶出不久,远远地见到一座峰顶悬挂着一轮初日,缕缕阳光从云中穿过,江中波光粼粼,与群山倒影交相辉映,令人疑是到了仙境。如果说四川的山是豪迈、厚重的,那么桂林的山则显得妩媚、灵秀。玉女峰婷婷玉立,巧梳云鬓；望夫崖凝神远眺,深情守候；赶考的“书童”、跳龙门的“鲤鱼”、盘旋的“田螺”、绿洲的“骆驼”形态各异,变化万千,令游人目不暇接！“画山”的“九匹马”,在导游的引导与娓娓讲述中,更令这眼中的山出神入化到了极点！漓江的水清澈透明、翠绿欲滴，俯首看去,江水泛着细细的涟漪,漫流微澜,晶莹剔透。两岸竹林婀娜多姿,山水相映成趣。怎么看都是一幅长长的山水画,凝重中透露着灵动之气,真是”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站在船头,凭栏望去,漓江上烟波浩渺,令人神思不知所往.冥冥间,在历史的轮回中,我仿佛看到了刘三姐当年对歌的地方,几百年的古树枝繁叶茂,渔舟在水中欢快地游走,人们在田间辛勤地耕种,播撒着收获的希望。往近处一瞧,船上有位操着北方口音，自称在《人民日报》工作的长者，满含惊羡之余，深情地告诉身边的夫人：“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唯独嘉陵江能与这漓江媲美”。我听到“嘉陵江”特别敏感，不假思索地问：“你到过嘉陵江流经的哪些地方？”他说：“南充呀、阆中呀，合川也去过”。我心想，是他老独具慧眼或是我等太过迟钝，才存在如此巨大的落差？不，诚如东波居士之《题西林壁》，“不识嘉陵美如画，只缘身在画图中”！船到阳朔，上岸逗留了一阵，再乘汽车返回桂林市中心已是下午5点。沿街走了一会儿，选在当时桂林名气最大的“七.三” 饭店（据说该店以前不叫“七.三”，文革中两派武斗，整个这一条街毁于战火。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发布以后，两派实现了大联合，大街得以重建并改名为七三大道，七三饭店也因此得名）用晚餐。进到店里，找了一张空着的餐桌，四个人各霸一方，刚一坐定服务员就跑过来问：“吃点什么呀？”，陈工说：“一人四两干饭。”，又问：“还要点什么吗？”，陈回说：“一人一碗活汤。”，服务员懂不起，问：“什么叫‘活汤’呀？”，陈介绍说：“一碗白开水，加一小勺儿醋，再加一点葱花，就做成了。”，服务员如法炮制，很快就端了过来，又问：“还要点什么？”，陈说：“行了，不要什么了。”，只见那服务员嘴一噘，做出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了一句：“从来没见过你们这种吃法！”，陈一脸正经地说：“没见过？今天总见到了嘛。”。多亏陈工一路抠门儿，途经5个省历时20多天，按规定报销的出差补助费，意外地略多于途中全部伙食费！我们个人不仅没有再掏一分钱，还去苍溪县人民食堂饱饱地搓了一顿！

返程时从长沙乘火车去韶山瞻仰了毛主席旧居陈列馆。那正是“三忠于四无限”的顶峰期，每天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信男信女数以万计。以毛主席故居为背景照张像，是来这里的每一个人的最大愿望。按“流水作业”式的照相流程，真正花到照相那个环节的时间最多也不过两秒钟，而从开票、付款、验票、排队，直到被拉上取景台“卡嚓”的一刹那，至少要两个半到三个小时；吃快餐5角钱一份，比排队照相快得多，一般不超过20分钟。不仅是来得快，更令人开心的是特别实惠，以那个价格在其他任何地方是买不到的；从整体上讲，那还是一个商品十分短缺的年代（火柴、煤油、食盐、肥皂……，无不凭票限量供应），在韶山冲却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吃的、穿的大多日用品都能买到，而且无论是哪个省、区、市、县的地方粮票、布票，在那里都可以使用，那就是韶山特区的特别之处。从长沙乘火车到贵阳转车，在那里停了一天，给人的印象是特别的“穷”，到处是衣衫褴褛、流落街头的人。所见饭店地板、门窗、桌凳、碗筷，脏得令人难以置信！服务员也都焦粗粗地，已是三月下旬了，竟然还在大堂里围着柴火取暖，熏得满屋乌烟瘴气。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期，各地、各级、各部门、各单位都由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主政。财政局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初期，由6713部队（造反组织）的一位代表——陈勇任组长，后来换成了从“走资派”队伍里先后“解放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李全秀、伍定西。革命气势日甚一日，阶级斗争的眼光无处不在。机关里面不管做啥不做啥，每天的早请示（全体员工集合起来向毛主席请示）、晚汇报（全体员工集合起来向毛主席汇报）、天天读（每天上午、下午上班开始时读半小时的毛主席著作）和忠字舞（每天上午10点、下午4点全体员工集合起来一齐跳一种忠于毛主席的舞蹈）雷打不动。行动稍微迟缓或表情不是那么心悦诚服，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轻则严重警告，重则立即批倒批臭，还要“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张贴毛主席画像，佩戴和收藏毛主席像章，用窗纱绣制毛主席像，被认为是忠于毛主席的实际表现。张贴的越多、收藏的越多、绣的越多就显得越忠。而弄巧反拙，适得其反甚至酿成杀身之祸的，也大有人在。陵江镇居民老太婆王者兰，住地扁窄，无意间将毛主席画像，贴到睡房尿桶附近的墙壁上了，被当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文批武斗，给活活地折磨死了；中土乡党委书记冉朝兴，收藏的毛主席像章中，有一枚头像下端有明显的锉痕，被认定为“妄图割下伟大领袖毛主席头颅”的滔天罪行，斗得死去活来以后，送到县看守所坐了将近一年的大牢；县政府交通科人事干部邓常川，根红苗正，是所谓“红的辣子响的号”那类人物。其小男孩邓××，小学5年级学生，鬼使神差，在县政府统计科隔壁过道上，歪歪倒倒地、横七竖八地写了好几十个既不成排也不成行更不成句的粉笔字。有人“鸡蛋里面挑骨头”硬是从中，把“打”、“倒”、“毛”、“主”、“席”这5个字挑了出来，并生拉活扯地拼到一起，成了一条“十恶不赦”的反动标语！一夜之间小孩本人、家长、学校校长、班主任老师都成了“阶级敌人”。批斗时小孩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私下里给他爸说，写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刘少奇，文化大革命万岁，斗私批修，刘张二挺烂罗卜，张梁兰白好干部，打倒陈黑雍臭，……。”仔细看，把那几十个字一个一个地分别拼起来，确也就是那么几条标语、口号。但是，在那个疑罪从有的年代，谁敢站出来说他就没有“打倒毛主席”的罪恶企图呢？

参加体力劳动，对于根红苗正的人来说，是“又红又专”的“必修课”；对于黑5类（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来说，是可否教育改造好、达到“脱胎换骨”的“试金石”。那十来年县财政局不仅一直有自己的蔬菜地，有几年还种了两块地的棉花（一块在超英机械厂旁边，一块在县供销社车队旁边）。我和寇治森、王赐安等三人，是全局公认的“全劳动”。挑粪的桶是最大的，拉板车是拉中杠的，下茅坑舀粪是最卖力的。脏活、重活、险活，几乎成了我们“承包”的“专项”。在那处处不是人的环境里，精疲力竭之余，也因此感到些许宽慰。从积极的角度讲，还促使我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劳动技艺，比如泥水活、木工活都能勉强凑合。

一年四季除了参加劳动，差不多有一半时间在办公室里“打打算算”，另一半时间则多在企业里做“财务辅导”之类的事情，俨然像一位“师傅”。久而久之，竟有很多不知底细的好心人，以“莫老师”（至今不解，就是到南充地区财政局开会以及每年集中到地区汇总决算，其他县的同事也都叫“莫老师”）、“莫大学”这类近乎牵强的“尊称”来取代真实的姓名。谬种流传，令人感到十分不安和无奈。说也凑巧，1976年初，当时的南充地区财贸办公室工作组，到苍溪来为地区财贸校选调教师，猜想也是“老师”的虚名在外，被首先选中，只因为时任县财政局局长伍定西不肯放人而作罢。

1976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主席相继去世。在一个接着一个噩耗传来之后，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也让财政局20多位不同角色的人物，感到不同程度的欣慰和鼓舞。人们隐约觉得，没完没了的文化大革命即将寿终就寝，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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