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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埋头在4.16的梦靥里

一场噩梦，灰暗代替了光明；正面翻向了反面……在风云变幻中，默默地守护着“心不思异、行不逾矩”那条恒定不变的底线……，

第2.1节.拐点

4.16像一场噩梦，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拐点。就像正在爬坡上行中，被一次突如其来的“8级地震”甩下了万丈深渊。接踵而来的是，财政局办公室的工作和企业财务股负责人的身份，分别被一位从“社教”前线回来的转业军人和刚甄别出来的一名乡干部所取代。与此同时，县委组织部回收了已经发到县政府党组，但未来得及宣布的《关于莫异矩同志任职的通知》。此前县委常委会讨论同意由我担任县财政局副局长（同时讨论通过的，还有王爵一任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冉光厚任公安局副局长）的事彻底告吹了。从此进入了“只能埋头干，不可随心语”的漫长岁月，默默地充当着“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活靶子”和“反面教材”，被批判、示众成了“家常便饭”。    

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引子”，1965年冬天，北京开始在各大报刊和电台上，长篇累牍地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和邓拓、吴含、廖沫沙的《三家村杂记》（《燕山夜话》是一本杂文集。作者马南邨(本名邓拓，马南邨乃其笔名)，自1961年起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陆续发表杂文，后汇为五集出版。“三家村札记”是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而开辟的一个专栏。《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在文革初被姚文元、关锋等人批判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成为“文革”序幕中的标志性事件）。四川接着就批判张黎群的《巴山漫话》和《夜谈》（《巴山漫话》、《夜谈》是60年代初期《成都晚报》和《重庆日报》上开辟的两个专栏，由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室副主任张黎群撰稿。文革初期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火药味十足，被指是“射向党的暗箭”，是“资产级黑线的典型代表 ……”。这时县政府机关大院里的“左”派们也更加趾高气扬起来，摇头晃脑地说：“不信苍溪就没有资产阶级黑线的代表人物”。揣想他们料定我每天晚上下班后（那时晚上下班时间是10点钟）总要再留在办公室里读读写写，一定写有不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一天晚上我正在伏案看书，一伙人突然冲到面前，恶狠狠地吼道：“把钥匙交出来！”，话音刚落，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动手动脚地从我身上把钥匙夺了过去。那个年代“打、砸、抢、抄、抓”是一种常态，“抄”就是抄家，可我那时与几位同事同居一室，除了几件打满补丁的换洗衣裳和一套用了多年的被褥之外，是名副其实的“一无所有”，便只能享受这被“抄办公桌”的“待遇”了！前后就那么十来分钟，用他们的话说：“经过紧张的战斗终于把隐藏在苍溪的黑线人物抓了出来！”，“取名《灯下琐记》的这6本厚厚的日记，就是‘铁证如山’的‘罪证’！”他们如获至宝，得意地宣称：“不用看内容，只凭这‘灯下’二字，就可断定与北京的《夜话》、四川的《夜谈》是一路货色！”。事不过夜，当下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由九个“大笔杆子”组成的大批判小组，“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武器，对《灯下琐记》进行全面地、系统地、深入地、彻底地剖析和批判”。从次日起，每天一组大字报，渐渐地贴满了县政府机关食堂、会议室和各个办公室外面的所有通道。而每一组大字报贴出以后，都要被勒令到现场去“交待”和接受批斗—逼着要你讲出所谓“犯罪”的经过和动机。即使被迫违心地承认“犯罪”，也依然会劈头盖脑地给加上“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以及“继续坚持反动立场企图与人民群众对抗到底”等种种新的“罪行”……就连看了《枯木逢春》那部电影所写的观后感中一句：“谁不觉得毛主席英明伟大？”也要叫“交待”故意否定和质疑“毛主席英明伟大”的滔天罪行！我实在忍不住了，略带解释地说：“那个问话号是以反问的方式加重语气，达到更加肯定毛主席英明伟大的效果……”话还没完，“只准老实交待，不准抗拒狡辩”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只有在那时才能真正感受到“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无奈和“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滋味！“福无双降，祸不单行”，在被批斗“反党反社会主义”滔天“罪行”的同时，又有“革命群众”揭发在掌管财政局公章期间，未经领导批准，写介绍信到陵江镇去与地主、叛徒的女儿李泽谷办理了婚姻登记手续，构成了“名符其实”的“盗盖”公章罪。而这事本来是向局长伍定西报告过并且同意了的。但在一帮“义愤填膺”的乌合之众面前，一向独断专行的“伍老板”也变得支支吾吾起来，吞吞吐吐地说：“没有印象了”、“记不清楚了”！那个年代“革命群众”就是“真理”，以“革命”的名义说什么就是什么。即便伍定西如实地说是他同意了的，除了落得一个“包庇坏人”的罪名以外，丝毫也改变不了既定的“盗盖公章”性质。因此，一身“三罪”（原罪1宗：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现行罪2宗：1.以写反动日记的方式反党反社会主义，2.盗盖公章。）交替批斗，更丰富了“打倒”、“打倒”、“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内容。就这样经过6个多月夜以继日的轮番“轰炸”，时间蹒跚地进入到1966年的5.16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已经吹遍全国城乡，斗争的主要矛头也随之转向各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县政府机关里的“左左派”恍惚在一夜之间又变身为硬梆梆响当当的造反派，光顾我的次数渐渐地少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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