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甜的橘瓣糖

我六岁上学，完全是因为橘瓣糖对我的诱惑———

小时候，我们家离学校有四里路，姐姐们有时上学回来，偶尔塞给我一块没有包装的橘瓣糖。因此我就认为：还是上学好哇！只要上学就会天天有糖吃。在不经意间，还听到姐姐们议论，在学校旁边就是供销社，他们天天都可以去供销社，那里除了糖块之外，还有格式各样的糕点。

每当我听到这些，脸上就会无比的喜悦，眼睛就会异常明亮，心里就会舒坦坦的痒痒。从此，一个小算盘就会在心里不停的拨打着———我要上学。心想，上学能买糖吃，上学能买糕点吃，上学能天天去供销社。

一切都设想好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软磨硬泡，父母终于答应了让我上学。可是那时我才六岁，学校嫌我太小，这是姐姐回来告诉父母的。我一听没戏了，就拿出了孙猴子大闹天宫的招数，在家里连续闹腾了三天。最后把老爸逼的没办法，就舍个大脸去找了校长，这事总算成了。

等我上学时，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礼拜了。在上学的第一天，两个姐姐帮我买了书包、铅笔、橡皮和本子，另外给我买了三块橘瓣糖。虽然没吃够，但也算达到了目的。第二天上学，家里只给了一分钱，到了供销社就能买一块橘瓣糖。糖到是好吃，但上学的路上却很艰难，一个羊肠小道，一个六岁小孩，一个大书包子。姐姐不能天天都照顾我，放学了，就跟着屯里的一帮小孩，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家里跑。走慢了被人落下，那很高庄稼、草棵子也挺吓人的。都是晴天还好说，要是赶上阴天下雨，就跟头把势的弄一身泥。每当走不动路时候，就不想再去了，可是一想起了橘瓣糖，就好象有了巨大的精神支柱，“颠颠”的又和小伙伴们上学了。

好事不长，每天给一分钱的日子也就十来天。在以后的日子里，只有在买学习用具时，才能多给上一分钱买块橘瓣糖。时间长了才知道，姐姐们给我带回来的糖都是自己舍不得吃的，那里有上学天天有糖吃的好事。打退堂鼓吧？又有点说不出口，坚持上吧？还真有点走不动。后来一想，累就累吧！只要每天下课能跑到供销社里闻闻橘瓣糖的香味，不买也心满意足了。

其实，供销社不光对我们这帮孩子有吸引力，那年头，大人们有事没事的也愿意往供销社里跑。我看到过有一帮男的女的就经常“泡”在供销社里。有时，我看到一些男的手里拿个铁茶缸子，买上一两酒，再买上一块橘瓣糖，把糖含在嘴里，“吱喽吱喽”的把酒喝完，美滋滋的一抹嘴，开始和那帮女的“砍大山”。这是条件好的，还有一些条件差的红着脸，低三下四地向售货员赊一两酒，用暖瓶盖装上，再向售货员要一个大粒盐，一边“嗍了着”，一边喝酒，等把酒喝完了，乐呵呵的哼着小调离开了供销社。

在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发现买货的小伙子不见了，又换了一个卖货的老头。听同学讲，那个小伙子和一个姓程的小媳妇搞男女关系。还听说，那个小伙子因为贪占公款被公安局抓走了。这老头来了之后，不管大人小孩，只要不买东西就往外撵。供销社是清净了，但我们这些小孩都恨那个该死的老头。

卖货老头不让去供销社了，糖果味也闻不到了。在以后的日子里，虽然也可以去供销社买些东西，但一个月半个月的才能买上一块橘瓣糖。买了糖一般不舍得吃，先用手把糖捂化了，粘粘的手上，可以长时间保留着橘糖的香味。时间一长，我就开始琢磨那个坏老头了。一天我看同学们都用鸡蛋换本和笔，就在家里拿了两个母鸡抱窝不出崽的鸡蛋，混水摸鱼地在供销社换了一个本，一只笔，一块糖。这样的鸡蛋，一般都是大人随便给孩子烧着吃的。第一次成功了，就开始得寸进尺，第二天就拿了四个不出崽的鸡蛋，走在上学的路上心里就想：今天换点什么呢？盘算了半天，四个鸡蛋可以换十块橘瓣糖，还可以换一条上面粘着亮精精砂糖的“长白糕”。

早上刚下了第一节课，我就急不可耐的奔向了供销社。坏老头问我换什么？我说换十块橘瓣糖、一条“长白糕”。坏老头问我：“有粮票吗？”我说：“没有，那就换二十块橘瓣糖吧！”坏老头让他的老伴把鸡蛋拿到外面照照，他老伴回来说这是抱窝的鸡蛋。我一看大事不好，撒腿就跑，结果还是被校长给叫到了办公室罚站了一堂课。东西没吃着，差点没专进地缝。

那件事情过后，好长时间我都不敢去供销社。又过了一段时间，当我仗着胆子去买东西时，那个坏老头好象没有认出我来，他似乎也不像以前那样“横”了，因此供销社的大人孩子又多了起来。

等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就去了公社的所在地。离开了原来的小学，离开了卖橘瓣糖的供销社，离开了那个不算太坏的坏老头。

这些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那时的一幕幕，就像尘封已久的照片，有些发旧发黄，但橘瓣糖依然清晰的留在我的记忆里。橘瓣糖让我的童年充满了乐趣，橘瓣糖让我从小就懂得了生活的艰辛，橘瓣糖让我了解了设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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