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节.反右

从“五人小组”办公室回到元坝税务所已是1957年的晚春，而就在那年的秋天，席卷全国的“整风反右”风暴刮到了苍溪。九月初全县各区、乡（镇）干部（含区、乡各站、所、院、社等单位的干部）1000多人集中到县城与县级机关一起开展整风运动（元坝区、文昌区、龙山区同住在县粮食局内）。县、区领导亲自出马，苦口婆心地动员到会人员帮助党整风，给各级党组织提意见。同时还采取大字报、小字报、油印小报和学习简报等方式将所提意见公之于众，并组织参观交流、学习启发，促使部份本来没有什么意见可提的同志感到形势逼人，也挖空心思地编织一些意见，洋洋得意地出了大（小）字报、上了油印小报或学习简报。意想不到的是这些被“晒出来”的意见，几天以后大多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而背负这些“罪状”的人，到运动的后期都变成了不同级别的右派份子。1953年6月，晚我两天到元坝税务所报到的邓明旭也名列其中，有将近两年，我俩如影随形，真找不到他“右”在哪里？

县上集中“整风反右”结束后，各区、乡（镇）以至广大农村也很快“反”了起来，在农村虽然不划右派份子，但“右倾”帽子满天飞！无论是乡（镇）、村、组干部或一般多言多语、成份偏高的农民，一旦被认定为“右倾”，便立刻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落得个拳脚相加、棍棒侍候、批倒批臭的下场！真可谓谈“右”色变，人人自危。“右”就像一场瞬息致命的瘟疫，无不须臾避防，而“左”又恰如一道“右”不可及的护身符，以致“宁左勿右”、“越左越正确”便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和行为模式。就在那年的冬天，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千斤不算多，万斤不稀奇，亩产十万斤，去见毛主席”等等极左话语（思潮）淹没下，中共元坝区委作出了一个堪称前无古人的“大胆”决定：组建由区副书记文兴坤为指挥长、区武装部长黄临文为副指挥长的《烧灰积肥指挥部》，将我抽调去充作办公室主任。并责令所属8个乡镇各组建1个200至350人的基干民兵营，由各乡镇长任营长、乡镇武装部长任副营长。星夜开赴所辖唤马、石门两乡境内的五峰山指定位置，接受指挥长下达的砍树烧灰任务。要求施用到每亩小麦、油菜田里的草木灰必须保证达到300斤以上，否则就反乡（镇）、村、组主要负责人的“右倾”。短短三天之内，在方圆30多平方公里，过去只有飞禽走兽出没的密林里，一场砍树（包括灌木和茅草）烧灰的战斗打响了！白天把砍倒的树木垒成像小山包一样的若干个“堆”，晚上天黑定了放火把它烧起来，直到完全烧成灰烬为止。每天晚上一般都要烧100个以上的“堆”，站在密林最高处一个叫“转转包”的地方极目瞭望，只见无边无际火光冲天，其势之壮观，白天还得意在兹的“万山红遍，尘林尽染”那场面，也羞于斗艳而退避三舍。与此同时各乡（镇）党委书记和村（大队）支部书记，亲自上阵组织和带领数倍于参战基干民兵的后勤队伍，一是向前线（五峰山）运送所需的器具和生活用品；再是把前线所获得之“战利品”（草木灰）运回，并送到田间地头。每天来来往往、上山下山一般都在2万人左右，这样红红火火一直热闹了两个多月。其间县川剧团还上山来慰问演过好几场。当大部队全部撤出以后，再站到转转包上极目眺望，曾经的“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已然换成了“万山秃遍，焦岭尽显！”。

1958年2月18日是农历的大年初一，之前《人民日报》发表了“打破常规过春节”的社论，强调过节也要以生产、工作为重，要打破旧的习俗，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下面的理解就是：不放假、不吃团圆饭，要参加劳动、要吃忆苦思甜饭。元坝区委早有安排，初一那天所有机关（单位）干部、职工，一个不少地于上午8点半前，集中到裕群大队堆“鼓儿钉”。所谓堆“鼓儿钉”，就是把山坡上长有小草的地皮铲起来，然后一背一背地背到冬水田（又叫“陈水田”）里，堆成间隔2米左右、高出水面60公分左右，形状像“鼓儿钉”的小包。领导传达上面领导的指示，说这“草地皮”肥效无比，插秧时把那些“鼓儿钉”捣平搅到稻田里，可以确保水稻“亩产万斤”，所以才很快形成了人人上阵的群众运动。那天天气很冷，天空中飘着阵阵雪花，两百多人背上自己常用的背搭子（垫背用的棕制品）和背篼，拿着打杵子，“全副武装”准时抵达社员们铲“草皮”的现场，先先后后个个齐壮壮地站着，两手朝后将丁字形的打杵子一头戳到地面上，一头顶在背上那背篼的底部，做出一副等待给装“草地皮”的架势。等社员用土撮箕把草土皮用力提起来，将背篼倒满了，腰杆使力一伸，便将打杵子从屁股后面取出抱到胸面前，起步往前走。中途累的不行了，再把打杵子拿到背后去顶着背上的背篼歇口气，再继续往前走。随着体力的不断消耗，身上的寒气虽已渐渐退去，但阵阵雪风袭来双手和面部仍然感到刺痛难耐！大约过了50多分钟，两百人左右的“背二哥”都陆陆续续到达指定田块的田埂上，区委书记宁邦国用“土喇叭”使劲对大家说：“同志们：请找个地方把背上的背篼放下来，然后请你们把鞋子、袜子脱了，把裤脚挽起来，准备破冰下田！”。话音刚落，只见他赤脚裸腿，背起满满的一背篼草土皮，如履平地一样，直奔那布满了一层薄冰的田中央。之后，大家无一例外，也都跟着“豁了出去”。 刚下去时，我那双脚像针刺一样痛得钻心，慢慢地就麻木了，用指甲去掐也没什么感觉。一上午时间终于挨过去了，天上的雪花没了，田里密密麻麻的“鼓儿钉”堆起来了。中午的忆苦饭，分别被安排到场上5家机关（单位）食堂，吃一样的野菜玉米糊糊。饭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五里之外的店子乡兴奋大队，搞“老墙土烟熏肥”的现场。具体地讲，就是把附近农民家里要垮不垮那类老屋土墙掀垮，整成40至50公分见方那么大的土块，再把它搬到小麦地里砌成近两米高、中空约1.5立方米，近似微型平地“砖瓦窑”那样的一座座“土包包”。然后把从附近山上砍来的柏树枝叶，尽可能地塞满每个“土包包”的“肚皮”。再用火将“肚皮”里的柏树枝叶点着，让它慢慢的燃烧以形成滚滚浓烟，上面领导说：“肚皮”周围的土块被熏得越黑越干，打碎以后作肥料就越有把握亩产万斤。不过我们那天砌的“土包包”都没有点火，区委宁邦国书记说，要等两天开现场会时才叫它薰起来让与会者开开眼界。两天以后果然熏起来了，不仅是我们大年初一那天搞的那几块地的现场，整个那一条沟都熏得不见天日，这“经验”也很快遍地开花！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全国城乡很快掀起了除“四害”（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讲卫生的热潮。中共苍溪县委于当年3月进行总动员：全县城乡各行各业人人上阵　，连续三天（记不清是三月份的那三天了）集中开展以打麻雀为主的除“四害”活动。经过事前的周密布阵，县境内每个山头、沟谷，凡是人能够去的地方都派住有打麻雀的队伍。我被派住的位置在元坝镇民力村境内三里山中部，大约五百多米长的一条羊肠小道上。整座三里山不到两平方公里，投入的“兵力”超过三百人，主力是当地的农民兄弟。武器主要是竹竿、弹弓、石块，也有少量的火药枪。说是打麻雀实际上是见鸟就摇竹竿、就吼、就吆喝，也有开枪、使弹弓和拽石块的。闹得满天飞鸟不敢低飞，更不敢降落，累死吓死的无以数计，真正被打死的却微乎其微。那三天不等天亮，我们税务所的全体员工，无一例外都要起床，匆匆地吃过早饭，带上干粮、白开水和弹弓，扛上竹竿或火枪，铁定于8点钟以前，分别赶到灭害前线各自的岗位。我负责值守的那块地盘虽不算大，但必须盯着天上的飞鸟在那条小道上，不停地来回奔跑并“摇竿呐喊”，一天到晚至少要跑五六十里路程。直到夜幕降临才饿着肚子回到所里，已是精疲力竭。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总算又拥有了一次虽然十分短暂，却是绝无仅有的人生经历。

反右在全国的隐性效应是催生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并为其“红”遍中华大地的每个卡卡角角，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使之迅速成为那一代所有中国大陆人，不敢丝毫相左的政治行为准则，也是那个年头的时代特征和政治符号。

全民大炼钢铁是大跃进的一个缩影 ，农村一半左右的劳动力被以准军事化的方式，开进几百里以外并未准确探勘有多少含铁矿的华莹山，餐风宿露大打“人海战术”，其劳民伤财的后果不言而喻；悉如我等没被点名上矿山的干部群众，不分何种职业一律就地“参战”。当时不过千多人的元坝场，经过几个昼夜的连续奋战，容积不等的5座“土高炉”平地而起。“土高炉”虽小，每座每天至少也要“吃”掉顿多原料（铁矿石），诸如元坝场这类远离矿山的地方没有矿石可“吃”，便“创造性”地打起了“就地取材”的主意，就是组织“突击队”挨家挨户（无论城乡，也不分机关、学校或居民、农户）拔铁钉（在墙壁、楼扶等处寻找）、轧铁锅、轧铁铧，把所有能够入炉的铁器通通搜集起来，硬是要走出一条“以钢炼钢”的路子！场（镇）上各单位员工、有劳动能力的居民以及本乡农民近千人，被统一组织起来再分配到每一座“土高炉”（每座150人至180人不等），或当“炼铁工人”或当“后勤兵”，吃、喝、拉、撒、睡都在工地，由炉长直接指挥。“土高炉”每天24小时不熄火，临时凑合拢的“工人”轮流倒班，工种不同倒班间隔、上下班、吃饭、睡觉的时间也有所不同。我做的是风箱工，每昼夜轮流上三次班，每次当班三小时，具体工作就是拉风箱。每座“土高炉”设有两台（左右各1台）以过心（直径）1米、长度3米左右的原木剜空制成的风箱，俗称“土风机”以代替鼓风机给“土高炉”送风。当班工人每5人1组（两台1次则须10人同时操作）排成一字，双手紧紧握住丁字形的把杆不断地跑前（推）退后（拉），跑退得越快形成的风力就越大，消耗的体力也就越大。即便是最棒的全劳动，最长也只能坚持10多分钟，因此炉长规定：“5人小组”每次坚持跑（推）退（拉）10分钟就进行轮换，即每班三小时，工作、休息各9次90分钟。尽管如此，每次那10分钟休息时间，总是觉得还没喘过气来，就又要去展劲忘命了！就这样没日没夜的苦熬了一个多月，确也形成了几堆充数的“铁”，躺在那里过了两三年也无人问津，后来也不知道是否当铁用了。即便是用了，又有谁晓得那“铁”的真实成本有多高？恐怕堪称贵重矿品之首的“金大哥”听到了也自愧不如！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布，在全国农村很快形成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到那年10月底，全国绝大多数地方都“公社化”了，苍溪也没例外。据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是从“巴黎公社”引伸过来的，它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昙花一现（也就那么两年多时间），已为今人所少知。其实它就是把原来的乡（镇）改成党政一元化领导下，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简称“五位一体”）之基层政权、社会管理和集体经济三合一的一个特殊组织。工（工业：将原来乡、镇境内由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的砖瓦窑、榨油房、铁匠铺等等，收归公社统一经营）；农（农业：把原来乡、镇境内的若干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到公社统一经营，然后将原来的行政改成管理区，在管理区下面再设生产队。形成社、区、队三级，以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商（商业：那时是不允许农户个人经商的。唯有将供销社、信用社划归公社统一管理）；学（学校：乡、村小学划归公社统一管理）；兵（民兵：亦工亦兵、亦农亦兵、亦商亦兵、亦学亦兵。一句话：全民皆兵）。几乎与“人民公社”同时诞生的又一“共产主义新生事物”，便是“公共食堂”。一些大人物的理论是：农村一般以一个生产队为单位办一个每家每户都在一起吃饭的“公共食堂”（居住集中的地方也可由两个以上生产队联合办起来办），可以把上亿的农村妇女从灶台上“解放”出来，大大增加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公共食堂“开伙”初期，大多生产队都还有“公积粮”和“队有林”，锅里有煮的，灶孔里有烧的，曾一度有过“敞开肚皮吃饭，鼓起干劲生产”的兴旺景象。可惜好景不长，有的半年有的一年，便陆陆续续地走上了没粮下锅、没柴入灶（有的地方连草根都刨出来当柴烧了）的厄运。清水煮野菜、牛皮菜，是多数公共食堂的“家常便饭”，社员个人即便冒着被批斗的危险，偷偷摸摸到山上去弄点什么回来，家里一无锅、二无灶也只有活剥、生吞。何况那山上的动植物也已存活无几，能入口下肚的更见稀有。

 在那时的语境里，人民公社的建立，就意味着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税收是私有制的产物，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存在的空间。于是“税”改“利”的呼声甚嚣尘上，在现实中可收的税确也少了很多，我所在的税务所忽然显得有点人浮于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在元坝人民公社成立不几天，元坝区委和县财政局（那时县税务局已与县政府财政科合并组成县财政局）几乎在同一时间通知我去公社上班。公社的杨宗福书记对我甚是“器重”，安排担任办公室主任兼财务部长（只挂了个名而已，并未去财务部上班）。“主任”也只是一个名，实际上就是：值守电话，接通知、发通知，登记和管理文件，以及婚姻登记，调解纠纷，等等。有好几次，已经晚上一点左右了，突然接到区委办公室转县委办公室电话通知，说是根据气象预报，很快要降温或有暴风雪来袭，要求：“所有干部必须紧急动员起来，立即深入到辖区内每一个牛圈，于天亮以前堵好四周墙壁上的风洞、给牛穿好‘大衣’，不得有误！”。每当如此，我首先要叫醒书记，然后挨门挨户把公社干部都叫到公社来，由书记或社长负责把到场干部分别派到各个管理区（全公社有20多个管理区）去，再由管理区的书记、主任去通知生产队长，……，一直闹到天亮。特具讽刺意味的是：“牛大衣”多半以稻草做成，而稻草恰是牛的可口美食，往往穿上不过一两个时辰，就被当它作草料给吃掉了；不仅是给牛穿大衣，半夜三更通知干部下去把社员带到地里田间，顶起火把打夜战，也是司空见的“家常便饭”！有天半夜我奉命到飞跃管理区第5生产队，叫队长把社员通通从睡梦中叫到一块早已拔去了藤蔓，等待收获的花生地里，传达县委指示：“今天晚上全县都打夜战。”我指着对面山上那一团团火光说：“你们看，人家已经上工很久了。”我又说：“我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挖花生，6个人一组，1个人打火把供5个人挖”。生产队长立即将事先准备好的柏皮火把，一个一个点起交到负责打火把的社员手上，“夜战”就这样打起来了！我也不得不拿上小锄头，“带头”蹲在地上展劲地又挖又刨。不一会儿，有位女社员拿着几颗花生，跑过来几近哀求地对我说：“莫同志：这是几颗三夹米的尝尝吧！”，我知道叫我吃是“假”，她（不，应该说是他们）想吃才是“真”的。说实在的，我那肚皮也饿得咕咕叫，真想吃，但不能吃，只好违心地说：“我不想吃”，她无奈地回到了先前的位置，继续挖着刨着。我佯装小解，走到火光照射不到的地方下细观察，男女老少七八十个人，没有偷偷往嘴里塞花生米的几乎为零。然而，面对这群疲惫不堪，又冷、又饿、盹都不敢打的可怜人，你能忍心叫他们不吃吗？

第1.7节，历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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