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节.转业

“集中待命”数日后，学校派袁侯新大队长一行到剑阁来传达川北军区的命令：在剑阁参加土改的九步校三大队十一中队全体学员（不含区队长以上的干部）共99人（本来是100人，有1人因受伤提前回了部队）就地转业到地方，并根据川北区党委的通知，移交给广元地委组织部安排工作。广元地委组织部把我们这99人分配到了三个县：广元50人，青川30人，苍溪19人，我就是苍溪19人中的一员。四月下旬我们一行启程奔赴苍溪，上路的第一天我突然病倒了，免强走到剑阁境内的本马场，战友们决定改走水路，找到当地乡政府拉来两个地主份子用滑竿把我抬上，跟着“大队伍”于当天晚上抵达嘉陵江边的虎跳驿，次日包了一支小木船顺江而下，正常情况下一天就可以到达苍溪，哪晓得船离岸不久就遇到了暴风骤雨，时开时停，在路上过了两个夜晚，第三天（连步行一天，共在路上耽搁了四天）才在苍溪县城起岸。

我们去县委组织部报到后，等了一二日，19名战友被陆续分配到了川北森工局（当时住苍溪元坝镇，后来搬迁去了阿坝马尔康）、县法院、县卫生局、县供销社、县税务局、县团委、县新华书店等部门和单位。我和另外三位到了税务局，接待的同志当下请示局领导，决定派我去云峰税务组，次日（也就是那年的5月1日）我就去报了到。

1952年的云峰税务组与城郊区工商业者联合会、邮政代办所同住一个显得有几分破败和年久失修的小院内。税务组有3间房，临街的铺面是收税的办公室，有门无窗最多也不过6、7平方米那么大的一间小黑屋，是组长马德成的卧室，其余稍大一点的那一间就是5、6个工作人员的共同栖身之地。我拿着县税务局的介绍信去报道时，组长马德成喜出望外，他说：“你是第一个派到这里来的正式干部！”同时指着那两间房对我说：“看你住哪里？”，我说：“住哪里都可以，由你安排。”他接着说：“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和我同铺算了”，我想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呢，便顺水推舟地说：“那就把你挤到了喔！”，此后直至离开的那一天，几乎每个晚上都是和他挤在一张本不很宽的木板床上度过的。云峰税务组还挂了一个云峰市场管理委员会的牌子，也就是说，除了收税以外还要管理市场。工作范围是城郊区所属的4个乡（城郊区一共有7个乡，离县城最近的3个乡由县税务局直接管理），我去之前除组长马德成以外，还使用了5至7名（旺季多一二名，淡季少一二名）临时人员，名叫交易员，他们虽然也代收税款，薪水却在市场管理费中支付，常常为市场管理费入不敷出致使薪水无法兑现而苦恼。不过即便如此，也没有谁自愿选择离开，每天依然默默地为有朝一日转为正式干部而不懈努力。无论从年龄、社会阅历或业务能力上讲，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堪称我的老师。大约因为我在军事干部学校“染了一水”，用的背包（被盖卷）、挂包都是正宗的军品，加之又是经过土地改革运动煅炼的外地“正品干部”，反倒成了他们的偶像！他们教我打算盘（一种古老的计算工具）、填税票、粘补和清点人民币……，我也非常殷勤地跟随他们一起下乡赶集，协助维持交易秩序、征收市场管理费……，相处甚欢。整整过了四个月，记得也就是这年的9月4号，我揣着一纸通知，背上背包，怀着些许不舍，迎着那伙同事羡慕的目光，踏上了回县税务局的路。

当时县税务局设在县城复兴巷10号，是一个拥有三个天井的大院。三四十号人办公、住宿（多是4至7人同住1屋），以至吃、喝、拉、撒不出院门，其拥挤程度可想而知。我揣想，多半因为时任局长刘锦元是部队转业的南下干部，整个作息过程都充满了半军事化的色彩。例如：每天早上不分男女也不分年龄大小（局长老婆不是局里的员工除外，也只局长一人带有配偶）6点钟准时吹哨起床，整队集合沿街“一二一”地跑步半小时，洗漱和整理内务半小时，然后分组学习时事政治一小时，8点钟吃早饭，8点半开始办公。晚上还要上班或学习业务一个半小时，个人自由活动的时间只有晚饭后到晚上上班前的两个小时。县税务局设有秘书、总务、监（检）察、税政、会计等股（室）。我的工作是“货运管理”（即对域内工商户的进货，进行查验、登记，为正确计税提供依据），属于税政股里的一个工种，有一位比我年长七八岁的“老税务”黄朝江，带我一起出勤。他觉得我这人“指那打那”很听话，很勤快，也有点悟性，像待小弟弟一样，在工作和生活上十分关照。他时常提醒我在与同事交往中，一定要多长一个心眼，不要被人利用而陷入到小团体里面去了。在出勤的间隙，他喜欢给我讲些县税务局曾经的故事，最令我难忘的是关于“宝器团”的那一个。他说就在1951年春节后不久，匿名举报，县税务局有个叫“宝器团”的“地下反动组”。经侦察确有一“宝器团”，该组织成员分三等九级：初等（丙等宝、乙等宝、甲等宝），中等（双料丙等宝、双料乙等宝、双料甲等宝），高等（招财进宝、二龙抢宝、十三太宝）。每周星期天聚会2至3小时，以讲笑话的方式开展活动，并根据所讲笑话引人发笑的程度决定：非团员是否被吸收入团或被授予何种级别，老团员是否晋级和晋升至何种级别。这一怪诞事件迅速发酵，成了轰动全县的一大爆炸性新闻！县上领导层高度重视，称之为“重大要案”，在县川剧团（城皇庙）召开了县城全体机关干部大会，责令“宝器团”所有团员上台坦白交待，当一个接着一个地低头自报：“我是双料甲等宝”、“我是乙等宝”、“我是十三太宝”……时，台下个个忍俊不禁！后来经过反复调查，并未发现任何反党反政府的迹象，所谓“地下反动组织”，再怎么上纲，充其量也只能定性为一个自寻其乐的 非法“团伙”。久而久之便也不了了之，不过就多数员工而言，仍然惊惧不已，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1953年5月31日局长刘锦元突然叫人事干事（秘书股副股长）芦苇把我叫到他的住处，寒暄了几句，就开门见山地说：“同志们都说你表现很好呀，会计股也想要你到他们那里去，但是元坝税务所更需要人，你准备一下，就到那里去工作算了”，我说：“服从领导安排，好久去呢？”，他说：“明天就去吧”。第二天也就是6月1日，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背上背包走了60多里山路，大约于当天下午三点左右，到了设在元坝场上一个旧时叫“玉缘堂”内的元坝税务所（与几户回、汉居民及阆中县油脂公司元坝转运站杂居一处）。

据世代居住在本镇的“老税务”讲，“玉缘堂”原来的主人是一寡居的中年胖妇，也是这镇上第一个不敢惹的人。且不说一般平民百姓，所有的头面人物，诸如乡长、保长、舵把子，哪怕长至耄耋都要低头哈腰叫“婶娘”，稍有差池就给你劈头盖脸几耳光！土改运动中，被乱棒打死在场头一个叫青杠包的地方。“玉缘堂”坐北朝南，东边晒楼垂直向下20多米就是东河（宋江）的水面（中渡口），正面大门（南边）临街，两边各有一个铺面（门市部）。大门前面那条街更像是一条路，往下穿过望江楼，转左（转向东河的上游方向）再往下经过一丈多宽的百多步石梯就到了渡船码头。这码头又叫中渡口（上游5里有个上渡口，下游3里有个下渡口）。在1956年公路未修通以前，是通向县内东河左岸30多个乡镇和巴中、南江、旺苍等毗邻县的必经之路，其繁华景象可想而知。

据考证，望江楼始建于1224年，共有四层，底层两边紧挨民房，中间是一条通向码头（渡口）的石板大路。无论从高度、气势和造型上看，都比成都锦江边上那座望江楼更胜一筹。望江楼与玉缘堂檐柱相连，有一阁联 ，可见其相互之间的紧密关系：
    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
    玉缘堂，玉缘长，玉缘堂中玉缘长，缘堂万年，缘长万年。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阁联堪称名副其实的绝对。可以佐证的是 ，成都市有关部门曾于2009年10月24日悬赏5000元，通过报纸、网络向全球征集“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流千古，江楼千古”这一上联的下联，收到了3758份回复，却没有找到一份可以与之匹配的最绝下联。这并非联人无才，而是锦江边上没有一个能与“望江楼”相匹配的“玉缘堂”。

元坝税务所业务范围含盖元坝、歧坪两个区18个乡镇。报到时，所长叫我暂时配合所里征收员一起工作，待到秋后再进行调整。过了一个多月，也就是7月下旬，那天天气很热，晚饭后所长刘子让正打算约几位同事去宋江河边乘凉，忽然来了三组（宋江又叫东河，每只船由1人驾驶，限载8吨，每9至10只船为一组，其中包括一只伙食船）交税的船民，征收员刘玉莲手头的税票恰好刚刚开完，去负责管理全所票证的会计孙遂莲那里领取时，被告知票柜里一张税票也没有了！这消息不胫而走，很快被船民们探知，几十号人七嘴八舌，声称：“这不是我们不交税，是你们不收哈。”，有的还像下“最后通牒”式的扬言：“明天天一发白我们就要启航出港，那以前你们还不收税就别怪我们不想交哈！”。船民们料定这“税”你税务所是收不成了。面对这局面，刘所长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捶胸蹬脚，发怒、责令孙遂莲检讨都无济于事，周围一杆人马也都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这时我说：“刘所长，你可不可以去区公所给县局值班室打个电话（那时只有区公所才有电话），叫管税票的同志等到晚上12点左右，我赶回去领。”接着我又说：“保证明天天亮以前把票领回来”。我这一说，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大吃一惊！“这行吗？”有好几人禁不住异口同声地暴出了内心的疑问。这也难怪，从元坝镇到县城往返120多华里，要穿越一处野兽、毒蛇、土匪时常出没的峡谷密林，要翻越一座连续爬坡超过七华里的大山。夜间上路不仅要付出比白天强度更大的劳苦，更要有应对异外事故的胆量和勇气。明知有危险，但又别无选择。于是，我背上当兵时领到的那个黄布挂包，接过所长刚才置办好的一根打蛇棒和一只手电简，在同事们的目送下，孤身只影大踏步地走进了越来越浓的夜幕中……那情境真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意味。所幸的是，我硬是在第二天天亮以前平安地把税票领了回来，彻底地“粉碎了”船民们公开逃税的企图！我也因此被评为税工模范，受到通报嘉奖。

在自告奋勇地执行了那次突如其来的临时性任务以后不久，被先后安排做了分管石门、白驿、歧坪等三个片区的税务专管员（两个或三个乡为一个片区），任务既单纯又异常艰苦，那就是：逢场天在场上摆摊收税，冷场天下乡走村串户收税。在1955年3月1日币制改革（改万元为元，确立人民币的元角分制度）以前，最小的单张人民币面额为一百元（当时一碗面条的价格为3百元），一个逢场天所收税款，少则3—5拾斤、多则6—7拾斤重，当天晚上必须整理（粘补）、清点并与实际开除之税票金额核对相符。鉴于数量多（一般在万张左右），破损比例大（一般在30％以上，清点前必须用浆糊和皮纸条一张一张地补好），最快也要在晚上10点或12点左右才能完成。次日一早便背上装着数十斤人民币的夹背（以竹片和竹丝编成的一种类似背篓的用具）回税务所缴款（现全直接交银行营业所，以交款回单与税务所会计结算）。或1、4、7（逢场天，下同），或2、5、8，或3、6、9一个轮回，一年四季不分严寒酷暑，循环往复，习以为常。除每天默默地祈祷票款相符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任何追求。

1954年10月下旬，已经从石门片区转任白驿（当时叫白庙）片区专管员两个多月。有一天我背上70多斤税款徒步50华里，回到元坝税务所办完了缴款手续。次日一早在返回白驿的路上，走到“四蛮寨”（地名）下面的一块冬水田边，天刚麻麻亮，忽然听到“喔嗡…，喔嗡…，”的怪叫声。寻声望去，左侧水田那边（一水之隔，相距大约7至8米）赫然一只成年大豹子，正朝着我身后方向大摇大摆地且歌且行！我神经质地赶快把眼光从它身上收了回来，做出一副根本没有看见它的样子，不紧不慢地使劲往前赶。怪怪的叫声由近及远， 渐渐消失在薄雾笼罩的山林里。10多分钟以后，到了平时往来都要歇脚的那个幺店子，悬起的那颗心才慢慢地掉下来。这时店主人还没有起床（隐约听见屋里打呼噜的声音），在阶沿边那条石凳子上坐了一会儿，觉得已经很安全了，才又起身继续往前走。一路上我想了很多很多，想起剑阁土改时三工作团有位队员与一豹子迎面相逢，队员凭着手里那根打狗棒与其英勇搏斗。虽然有几个农民闻声赶来帮忙，把豹子制服了，但那位队员也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而丧命！我又想起刚到元坝税务所时，“老税务”向我讲的一个就发生在税务所里的故事：1952年4月那天逢场，三头野猪从三里山（小镇旁边的一座山）跑下来，惊开路上三三两两结队赶场的男男女女，懵里懵懂地蹿到了镇上，吓得满街满巷人仰马翻，拖棒拿棍者吼声震天！三个家伙见势不妙，一头闯进玉缘堂（税务所）大门，穿堂而过，直到后院院坝，被一排横房挡住，已无路可走。大约也是“急中生智”，越过几节朽木做成的“护栏”，从院坝边上齐蹦蹦地跳到了二十多米以下的东河里。凫水到对岸，穿过大约500米宽的河坝，在惊慌中陷入一块秧母田里而不能自拔，被四面八方围拢来的农民用锄头、扁担给打死了。

1955年5月我已经从白驿片区转到歧坪税务组（隶属元坝税务所），但依然是歧坪片区的专管员，一天从歧坪回元坝所里缴款，在与会计夏定国对帐时，发现有一张金额为拾万元的《印花税票领据》（印花税票属于定额票，仿若邮票一般，是专门为方便贴在应税契约和帐本上而设计的），在我的记忆里根本就没这回事，另外在客观上也不可能，因为印花税是一个很小的税种，我管的片区以当时的税源测算，10万元印花税票至少要贴20年。但在税票“领据”的“领票人”后面，确确实实就盖有我的私章！县税务局认为，这事不是夏定国为侵吞税款而栽赃陷害，就是莫异矩挪用了税款无以弥补而耍赖。因而被列作当年1号大案，由副局长伍定西亲自带上监察股全体人马坐镇查办。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宣布：“夏定国、莫异矩停职并隔离交待”。所谓“隔离交待”，实际上就是软禁起来，由指定的工作人员看管、审问和逼着你交待问题。“心中无冷病，哪怕吃西瓜”，不管怎样“软硬兼施”，我始终坚持：第一，根本就没领过那十万元印花税票；第二，根据我所管片区的税源，根本就不可能领那十万元印花税票；第三，印花税票是要贴在契约和账本上才能变成税款的，请调查我分管片区内所有纳税户，看是否就贴了十万元的印花税票？……像罪犯一样被持续逼供了12个日日夜夜，审问人员一无所获，到第13天的时候伍定西给我谈了一次话，他要我写一份检讨书，承认平时在工作上“大而化之”、“没有警惕性”，给夏定国留下了盗盖私章的机会。同时他还告诉我，局里决定将夏定国调离元坝税务所听候处理，夏所担任的会计工作由我接任，万没想到事情竟是如此结果！

税务所会计（兼管所里的综合性事务，类似大单位的办公室），在员工们心目中是排在所长（主持全面工作）、副所长（分管税收业务工作）之后的“三把手”。就工作的辛苦程度而言，却比分管片区的税务专管员轻松了很多。当时的所长陈光远也很开明，暗许只要能按期完成任务，作休息时间可以自主安排。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地自学了刘继烈高中阶段学过的《语文》、《地理》和《历史》课本，高兴的时候还和几位同事一起学习拉二胡和小提琴。也就在那一年由陈光远、张艺林介绍加入了共青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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