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节刚过，镇上大街小巷贴满了政务院号召青年学生（包括在乡的往届生）报考军事干部学校的宣传资料和招生广告，逢场天招生工作组的同志还在街上直接向群众宣讲，报名和考试地点就设在中心小学校内。我很想报考，但两个最主要的条件：一是初中毕业以上学历，二是年满18至23周岁，都不具备。犹豫了好几天，眼见堂兄莫异祥（5哥）、莫异瑞（6哥）都已报名，我不死心，背着家人，怀着试一试的心情，硬着头皮找到本村农民协会的姜主席（那是“一切权利归农会”的年代），请求按照我的想法以农民协会的名义，写一个报考军干校的介绍信，没想到姜二话没说就一口答应了。姜是一位老实巴交、一字不识的地道农民，我猜想他对我们家的遭遇内心里是同情的，给我办介绍信算是心意的一种表达。于是特地带我到镇上张家药铺，托掌柜的以一手工整的毛笔字把介绍信写好，然后他亲手盖上农民协会的公章，叫我赶快拿去报名。这时我反倒有点“虚火”了，心想万一……，他见我有点迟疑的样子，说：“快去呀，你娃儿是有出息的！”很有几分赞许和鼓励的意味，令我终于横下决心，去报名处把名报了。

第二天就是正式考试的日子，上午考语文、数学，下午考时事政治。我自以为语文（含作文：“你为什么要报考军干校？”）和时事政治，考的还免强可以。数学题中有一半是我从来没学习过的，最多只能得到50％的分数。觉得已无被录取的希望，到第五天发榜时，真不好意思去看。五哥和六哥一同去看了回来对我说：“没有我们，快去看呀，榜上有你嘞！”，我将信将疑，怕他俩是故意戏弄我，犹疑了一阵还是偷偷地去看了。让我吃惊的是，榜上不仅有名而且排列第7，古溪全区（古溪区所辖10个乡、镇）共录取了16名，还算是比较靠前的。我高兴的不知所以，近乎跑步似的回家向父母亲和哥哥、弟弟、妹妹们说了，他们又高兴又有点不舍。母亲还抱怨说：“这么大的事，你怎么就不给家里人说一声呢？”我说：“只想去试试，实在没想到能考得上”。

《榜示》要求，上了榜的还要进行口试（现在叫面试），执行口试的是招生工作组年轻的美女组长赖素琴（据说是川大的一位老师），她问了我三个问题：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谁、有哪几位副主席？政务院总理是谁、有哪几位副总理？②西南行政委员会下辖那几个省（区），主任是谁、有哪几位副主任？③啥子叫抗美援朝、为啥子要抗美援朝？我回答后她说：“你回答得很好，我给你打99分”。接着她话锋一转，严肃地问道：“你晓得新中国的青少年最可宝贵的品格是什么吗？”我感到十分盲然，一时不知所措。她说：“最可宝贵的就是‘诚实’，你诚实吗？”，我隐约觉得她已经知道了我的底细，感到十分紧张！她步步紧逼，继续追问：“你真的有18岁、真的是初中毕业吗？”不知怎的，这时我反而镇定了许多，便如实地将自已因为参军心切而虚报年龄和学历的过程向她坦白了，表示愿意接受她的批评和教育。她说：“你笔试和口试都很不错，那就这样吧”她边说边把自已的自来水笔交给我，说：“就在这里写个书面检讨，把它粘到你的报名《介绍信》上”。十多分钟以后，她看完了我那个只有一百多个字的《检讨书》，说：“很好！这你就回去准备，再过两天到这里来，我们一起到县上去报到”。

过了两天被录取的“学生”（其中包括古溪中心小学的一位老师）如数到齐，赖要求大家推举一名成份好的家长做代表一路到县城去参加欢送大会。挑来选去竟然没有一个家长成份不是地主的！赖感到非常为难，直到出发前一个多小时才果断决定：“那就选一个开明地主作代表吧”，于是大家就把我父亲推出来和我们一起到了县城。在城里住了一宿，次日天刚朦朦亮，就听到四面八方鼓乐煊天，整个县城顿时沸腾了起来，成千上万参加欢送的男女老少排在街道和马路两边，挥舞着彩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之类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突然父亲从人群里闪了出来，把我从行进中的队伍里拉了过去，大步流星地赶到带队的“首长”面前，近乎哀求地说“我这娃儿年龄还小，请队长在路上多多关照”。父亲话音刚落，我禁不住眼泪直流，而我恍惚看见父亲也在擦拭自己的眼睛。

走出欢送的人群，150多人经过一整天的徒步“行军”，傍晚时分才歪歪倒倒地陆续抵达当时的专署所在地遂宁。次日分别搭乘解放军于几年前缴获的战利品—5辆道奇大卡车，往川北行政公署所在地南充市进发。车虽是美国制造，但因太过超期服役，早已“病魔缠身”，90多公里路走了7个多小时，没有见到过另外什么车辆，使人仿佛觉得这条坑包不平的公路，就是这5辆道奇的专用车道！因为是第一次乘车，虽然被颠簸得死去活来，大家仍然兴奋不已！

三月下旬，各地被录取到南充集中的有1600多人，大都住在川北大学的学生宿舍里面，一边等待分配，一边学习、参观。差不多每隔两三天，都要集合到学校广场上席地而坐，聆听区党委、行署和军区领导关于时事政治、抗大精神等方面的报告。有一天突然整队去南充京剧团，大家都以为是去看京戏，到了以后才知道是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第一政委胡耀邦给我们讲话。记得他讲的题目是：“前进，新中国的青年们！”。空旷的舞台上面只放了一把剧团用作道具的椅子，胡走上舞台面向台下自我介绍了几句，便绘声绘色、比手划脚、时左时右、亦走亦踱地讲了起来，真可谓“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出口成章”。讲到兴头正浓时，或因活动量过大而热得难耐，他干脆将上身的外衣脱掉甩到椅子上继续演讲，台下近千听众全神贯注，鸦雀无声。

集中到南充的1600多人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一小部份被动员回家了，另有一部份被安排到地方工作，留下的去了四个地方：一是西北军区汽车团（全男生）；二是川北军区卫生学校（绝大多数是女生）；三是第六步兵学校（全男生）；四是第九步兵学校（全男生）。我们到第九步兵学校的一百名是最后宣布的，也是四个去向中名额最少的一支。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步兵学校的前身是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川北分校，住地在川北阆中县城。我们是5月中旬跟随学校派到南充来带队的张中连，步行三天到阆中注册入伍的。入伍后我们这100人就编为第九步兵学校第三大队第11中队，张中连任中队长。中队下面设了3个区队，每个区队下面设3个分队，我被编到3区队9分队学习，是全中队年龄最小的（除我之外另一位最小的也已满16岁，而我那时还差1个多月才满14岁），体态和那一身些许“夸张”的军装，也显得有点与众不同，很快成了人人注目的“明星”和有口皆呼的“莫小鬼”，倍受首长和战友们的关照。当时九步校没有属于自己的教学场所，房屋（包括校部办公室、教室、宿舍）、操场等教学设施几乎全是租（或借）用地方政府、社会团体或城里居民的，1000多官兵分散在10多个“点”上。我们11中队就住在学道街10号一个福音堂里，院内的大院坝便是演兵场，礼拜堂同时又充作教室，而旁边那幢一楼一底的木板房就是100多人的大宿舍。每一个分队（11—12人）住一间房，每人一床稻草编织成的床垫，头靠墙壁脚朝房内通道，依次排列在木地板上，然后按照《内务条例》的要求铺上一幅白布床单，同时整理和摆放好如同一个模具铸造出来的那方被盖，一个理想的地铺就“建成”了！紧靠铺位对面墙壁，设有一个5米多长的立放式步枪架，有近20个枪位；枪架上方约60公分处，在一个水平线上设有距离相等的12个木勾，那是专门用作吊放个人挂包的地方。我的铺位与分队长曾清忻的铺位相邻，据说这是便于曾随时关照我而由中队指导员傅长顺授意安排的，后来的事实确也证明他一直像待亲弟弟一样呵护着我。因为众所周知的“理由”，全中队就只没给我一人配枪，每到持枪训练时我只能持棍训练，曾一度感到非常恼火，经傅指导员悉心开导，才慢慢平静下来。

刚入校的前两周，学习解放军的三个条令（即《纪律条令》、《队列条令》、《内务条令》），除了熟读条文，就是不断地重复训练吃饭、睡觉（脱衣、叠衣、脱鞋、放鞋、脱帽、摆帽）、起床（穿衣、穿鞋、戴帽、叠被）、打背包、集合站队，直至速度（时间）和质量（形状和动作标准）达标时为止。此后进入正规学习，内容分军事和政治两大部份，军事方面主要是学习匍匐前进和步兵的5大技术（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和土工作业），政治课只有两门：即《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和《社会发展史》。在时间安排上大约是3比1（即：三场军事课，一堂政治课），每场（堂）课4小时（除星期天以外，每天上午4小时和下午4小时都是上课时间），无论在操场上或课堂里一分钟也不准离开（喝水、解溲只能在课外规定的时间以内“进行”），另外，早上要跑操，晚上要集体自习，连晚饭后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也是集体活动（或跳交谊舞，或打蓝球，或练器械体操，等等），开初很多人感到“吃不消”而叫苦连天，一两个月以后不仅“习以为常”了，还隐约觉得有几分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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