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1937年6月28日（农历5月20日）是我的父忧母难之日。那天是“莫家寨”的庙会，姑父、姑母和叔父赶完庙会来到家里，正赶上和我初次见面。几个人在一起，依照《莫氏家谱》上的“异”字辈，七嘴八舌地给取了个叫“莫异矩”的名字。源自于“心不思异、行不逾矩”那句祖传的格言。虽至今也不知道是他们之中哪一位的杰作，却从小就深深地感受到了父辈们对我这一生的殷切期许。父亲是四川省（现重庆市）潼南县古溪镇附近农村的一个乡土绅士。1949年建国后被定为地主，我们兄弟姊妹自然就成了地主子女。

1951年初春，政务院（国务院的前身）号召青年学生报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干部学校。我那时刚从潼南中学辍学不久，正赶上报名并意外考中。在当时的川北行署所在地南充市集中学习了一个多月，于当年5月上旬，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步兵学校三大队第11中队3区队9分队学习。是那批学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也是全中队有口皆呼的“莫小鬼”，倍受首长和战友们关照。入伍半年以后随队（即三大队第十一中队）加入到川北区党委第三工作团，赴剑阁县参加土地改革运动。1952年4月土改结束后，从部队转业到苍溪县税务局。先后在县税务局直属云丰税务组、县税务局税政股、元坝税务所工作。1958年税务局与县政府财政科合并组建苍溪县财政局，随“大队伍”一起变成了县财政局系统的工作人员。“文革”后财税分家，被留在了县财政局。

直至1987年三月到县政府任职前，在财税系统工作了整整三十五个年头。这期间各种政治运动连续不断，而每次运动过后总有一批人被划为“××份子”，变成专政的对象。所幸的是前10多年（即1964年以前），自已一直没有被任何“运动”沾上。暗自惴想，这恐怕主要是参加“革命”时年龄很小、历史清白、为人随和、埋头工作、任劳任怨、不爱多事之故。1964至1982这18年，虽未被戴上什么“份子”的帽子，却是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时时刻刻都处在有可能被射中的惶恐之中，1982年以后“活靶子”的阴影才渐渐褪去。

自1951年从公，累积了32个春秋的办事员经历，终至1982年开始担任县财政局副局长、局长，1987年1月到苍溪县人民政府任副县长、县长（同时担任县委常委、副书记），1997年3月赴广元市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2000年6月退休。户口、供给关系一直在苍溪县财政局，没有因为工作的变动而变动。

退休后不甘赋闲，继续为“耕之灵”（由几个法人股东组建的国有有限责任公司）的探索而不遗余力，直至无力回天时止。尔后又意外地以老年志愿者的身份供职于苍溪县老促会，凡6年有余，乃年近八十！

第一章．    走向光明

从彷徨中走了出来，一路荆棘，一路曲折，一路坎坷，……，一直向着前方的光明。

第1.1节.辍学

我家老屋坐落在一个“u”字形山湾顶部中央，由一座草房、一座瓦房、一座碉楼组成。三座建筑一面临崖（约60米高的悬岩）三面环水（陈水田），之间有一个近200平方米的小院坝，临水的一边（陈水田的田埂上）长满了一种俗名叫“铁篱笆”（也有人叫“雀不站”）的带刺植物，一头紧挨碉楼一头连着草房，鸡犬不入，是名副其实的一道生物围墙。站在瓦房晒楼（类似阳台）上，纵横眺望，只见u形山湾两边无以数计的大柏树，千姿百态、错落宛延、气势冲天！而各种杂树、竹类，竞相疯长，把喏大一个山湾挤得满满当当、严严实实“满目青翠”，以致山湾底部那几户人家，也被淹没得无影无踪。我们住在瓦房里的人，要打开瓦房至碉楼之间那道短墙上的大门（俗称“朝门”），穿过院坝和草房的过道，再打开用杂木做成的柴门，经过小果园和两块水田之间那条田埂，才能走向外面的世界。草房的一半是用来养牛的圈舍，这圈舍的另一半，是只有十一二名小孩就读的保国民学校。老师是本保（那时的村叫“保”）曾经读过中学的一位中年人，在我印象里他好像是“吃公粮”的。除那位“公”老师之外，如桌凳之类教学用具，概由学生家长置办，简陋得令人不可想象。5岁的时候，父亲对我说：“应该给你上枷了”，意思是像小牛一样长到一定岁数，就要套上枷担学耕地了。于是便进了自家屋里的“牛圈”，成了那拾一二名学童中的一员。在牛圈里呆了两年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小学就停办了，父亲又叫我到镇上禹王庙里办的一所私立“四维小学”去读书。大约不到两年，我越来越觉得那里不是我应该读书的地方，便硬犟着转到了镇上的中心国民小学。注册的时候我报的是初小三年级，父亲知道了指着我说：“你都满9岁了还在读初小三年级，象样吗？”，我暗自思忖：“不能老让父亲觉得自已不行”，第二天到校后，就到教导处去改成了高小一年级。那时的高小一年级开了6门课，级任老师（相当于后来的班主任）张勋要求每人必须准备6个作业本。我要父亲把纸买回来自已制作，他一直没放在心上，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我还是不敢问他个为什么。直到那天张老师检查作业本时，我还是“一无所有”，他气急败坏，当着全班同学要打我的手板，说一个本子打20个手板，6个本子一共打120个手板，我无可奈何只好把手伸出去让他打。他越打劲越大，我咬紧牙关依然痛得钻心，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便霍然一下站到课桌上面，并顺手抓起脚下的砚台，吼道：“再打，就砸死你！”，他眼疾手快，一板子打到我抓砚台的那只手上，砚台应声落地。接着他就拿着板子朝我身上使劲乱掺，我见势头不对，立刻冲出教室，到学校后面那座小山包上逗留，直到放晚学时才回教室拿上书包去参加降旗仪式（那时每天早上升旗，放晚学时降旗）。值周老师还在整队时，想再次当众“收拾”我的那位张老师就抱着10多条竹板子，气冲冲地往旗台上一搡，企图把气氛营造得更加肃杀恐怖一些。我周围几位好心的同学都捏了一把汗，悄悄地对我说：“看样子他们非打你的屁股不可，赶快跑呀！”我说：“不怕，看他咋块整！”。降旗完毕，轮到校长欧阳一训话时，张老师黑着一张脸，严肃而带几分谄媚地问道：“欧校长：莫异矩就在下面，你看咋个处理？”，欧站在台前，面向台下几百学生大声地喊：“莫异矩，上来！”，我立即走上去，向台上的老师们敬了一个鞠躬礼。欧接着问道：“你为啥要骂老师，听说还想打老师呢？”我说：“我没骂老师，是张老师打我120个手板，我痛得实在忍不住了，才一时冲动把张老师冒犯了。”欧听了没有责怪我，也没有任何评论，只提起嗓门说了一句：“以后不许再这样哈，下去！”。在放学的路上，有的同学说：“今天你好险啊！”，也有同学说：“今天欧校长把‘乌嘴巴狗’（学生们给张老师取的外号）轻轻地‘涮了’一把！”。那天以后，我照旧去教室上课，张老师总是冷冰冰的，从不和我说话，我主动叫他也不吭声，连看也不看我一眼，甚至还想方设法故意惩罚接近我的同学。渐渐地同学也都变成了“张老师”（至少在学校里是这样），不往来，不说话，视而不见，我被彻底地孤立了，感到异乎寻常的痛苦！觉得进学校就像进传说中的地狱，被迫选择了逃学。每天背着书包在学校附近的几个山头上，毫无目的的游荡，既怕风雨来袭，又怕路人瞧见，时儿藏在难以掩身的洞穴里，时儿躲在摇摇欲坠的树枝上。有好几次，看见父亲从我藏身的大黄桷树下经过，吓得差点从树上掉了下去！不管身藏在何处，心里总在等待和默默地数着学校每一次上、下课的铃声，以及与学校相距不远那座古庙—凌云寺的钟声，那日子真叫“度时如年”。像这样过了差不多两个月，学校终于放暑假了！与表弟刘继烈在一起的时间也多了起来，每谈起他们的级任老师欧继民（欧校长的小弟）总是赞不绝口，他要我下学期回头去与他一起读初小4年级，我那时心想只要有个不整人的好老师，其他都无所谓。就这样一直与刘继烈一起跟欧老师读到高小毕业，而每期考试刘总是名列第一，我则紧随其后。 

1950年我参加了潼南县立中学的秋考，录取后于9月上旬入学，读了不到两个月。大约就在11月上旬，那天是星期六，我怀着继续读书唯一的一线希望，单裤赤脚，冒着铺天盖地的雪暴，从潼南中学出发，踩着冰雪走了近30里（来回50多里）崎岖险峻的滑路，到父亲多年前的一债务人家里讨债，没想到对方不仅拒不偿还，更恶言相向，厉声吼道：“你小子胆大，晓得现在是什么世道吗？地主老儿还敢到贫苦农民家来收债！”，他一边说一边做出一副动手动脚的架势，我欲哭无泪，无可奈何地回到学校已是傍晚时分。整天只吃了一顿早饭，在饥寒交迫中，我暗暗地对自己说：“再饿也要把食堂剩下的那一顿饭留到明天早晨”。那一夜又冷又饿，怎么也睡不着，我想家里已是一贫如洗，绝无可能供我继续读书，我又想离开学校还可以自学么？我还想不读书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吗？我想这条路走不通就走另外的路吧！……，第二天一早，我去学生食堂吃了剩下的最后一顿饭，托咐同室同学给级任老师打个招呼，便拽上那床破被盖和两件缀满补丁的换洗衣裳，经过5个多小时的艰难爬涉，回到了别离近两个月的家。那时家里虽然也是吃了上顿找下顿，不过总还能找到一点诸如红苕、豌豆面、老南瓜、青菜、牛皮菜和“时鲜”野菜等等，凑合着充饥。家，离古溪镇不过30来分钟的路程，无事可做时便窜到母校—古溪中心小学（那时区公所 所在地设中心小学）转转，那里有个补习班，多数是我读小学时的同班同学，夥在一起上课下课也没有谁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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