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   殇

廖老师是我家邻居，在我还没上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是个大右派了。廖老师不管见到谁，总是点头哈腰低三下四，不管人家理不理他，他总是不知趣地和别人打着招呼，否则人家就会说他是“反攻倒算”，这似乎是十几年来形成的规矩。

廖老师原来在公社里是教中学的，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又回到了我们屯里教了小学。

在我上学的第一天，老妈就告诉我：“你上学了，要听廖老师的话，他可是个有大学问的人，你的名字都是他给起的”。我说：“他不是和胡汉三一样坏的大坏蛋吗？”“胡扯-----”没等妈妈把话说完，廖老师已经走进了门，他显然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便笑了笑对老妈说：“嫂子！我来领他上学了。”老妈托付了几句，廖老师就领我出了门。我走在路上心想：我是贫下中农，根红苗正，我才不怕你这个大右派呢！

在上学期间，我发现廖老师总是哄着我们，从来不敢批评任何学生，渐渐地我们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有时他在台上讲课，我们就在下面胡闹，明显是在欺负他。他总是说：“同学们别闹了，等把这一课上完我给你们讲故事。”可是每次都是他刚一讲完，钟声就会准时响起。时间一长，我就想：这个大右派竟唬人。以后不管他上的是语文还是算术，我都在下面摆弄“弹弓子”、“泥溜溜”玩，根本就不听他的课。而他每次都是走到我的面前轻声说一句：“看书吧！好好学习”。

有一天，老爸突然把我的“弹弓子”“泥溜溜”都给没收了，并狠狠的揍了我一顿。还严厉的告戒我：如果以后上课再敢溜号就打烂我的屁股。我明知道这是廖老师告的状，当晚我借了同学的“弹弓子”，把他家窗户上的一块玻璃打得粉碎。在第二天上学时，我有意地往他家看了一眼，发现有张报纸糊在他家的窗户上，那时心里的高兴劲就别提了！

说来也巧，等到了学校，校长通知我们要开批斗会。不一会，就看见公社里的几个不认识的人把廖老师押了上来，让他站在一个长条板凳上。那些人还让他来个九十度大弯腰，并把一个“大右派”的牌子挂在了脖子上。听公社里的人宣布说，廖老师在暑假期间偷着去农场给人家修理收音机挣钱。这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坚决割掉，这是大右派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攻倒算。这时就看到廖老师站在板凳上，两条腿直发抖，汗珠子也直往下滴。当时，我这个解恨呀！等没人注意了，我就偷偷地绕到他的背后，使劲揣了一脚那个凳腿，“砰！”廖老师就一个跟头栽到了地上。

中午放学回家，我本来想和哥姐显摆一下，没等张嘴就挨了哥姐们一顿胖揍。他们说：“廖老师多好的一个人，你咋那么缺德呢？把人家的脸都给抢破了。

过了几天，廖老师又来给我们上课了，脸上还带着伤疤。我想，他肯定恨死我了，从此不会再来理我了。可是，我发现廖老师还像以前那样乐呵呵的，好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在以后的两年中，我们同学都非常愿意听廖老师讲课，原因是他不仅课讲的有趣，而且还听说，他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上学的那个师范学校当过老师。

在我上三年级时，廖老师又调回了中学。在这期间，我经常去廖老师家让他教我背诵唐诗宋词。在上中学时，廖老师还是我的班主任。在我们那个中学，像廖老师那样的大右派就有八个。当初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件什么好事，但现在想起来，有这么多有知识的大右派在教我们，那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啊！

在我上中学时，廖老师一直都对我非常好。初二那年，他把自己最心爱的四大名著和《古文观止》、《西厢记》等书都借给我看。现在看来那算不了什么，可是在那个年代，这些书比“甲骨文”还要珍贵。当我有的地方看不懂时，晚上就去他家让他给我讲解。让我佩服的是，廖老师能把每一个难懂的句子都讲出一个美丽的典故来。他让我佩服的还不仅是这些，在我们中学，廖老师和另外两个右派叫劲，他上课时从来不带课本和教案，但在课堂上从来没有讲错过一个字。现在想起来，那简直就是一美丽的神话。

1978年，廖老师平反了，我们全屯人都为他高兴。实际廖老师在屯子里的人缘也不错，他经常帮助别人写信、读信。后来听说他还回了一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回来后，他说就要回到原单位工作了。可是等了一年多，上面来信了，说让他去一个其他的单位工作。可是他死活不肯去，又是省里，又是北京，又是湖南，找了一大圈。其他的右派都纷纷调走了，只有他还在“原地踏步”。

后来，我考上了大专去省城读书，在放假回家时还去看望过廖老师。我突然发现，廖老师已是华发变白，迷茫的脸已显过早沧桑。这时，我才真正的理解了“武子胥过昭关，为什么一夜白了头”。

又过了半年，我在学校收到了家里的来信，说廖老师去世了。当我听到这个不幸消息时，着实让我难过了好一阵子，心里总是觉得既感恩于他，有愧对于他。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想明白，不知是恩师的悲哀，还是时代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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