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   钵

                                                    ——钦寻

题记：

新中国历史进程中，出现过两类“知青”。其一，特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其“支边”缘起国策，他们中的大部分得以返城返乡也因于国策。其二，泛指有知识的青年，其“支边”归因个人，返乡返城也尽在个人。两种“知青”“支边”的社会背景和历史使命不同，前途命运更是不尽相同，但其身上体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却是一脉相承、衣钵相继的。

我的老家或者确切地说祖籍在建水，但我却讲一口元阳普通话，我的籍贯填着父辈的祖籍但始终坚称自己是元阳人。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爷爷奶奶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支援边疆教育事业，相跟着来到红河南岸，从此扎根元阳。对此，他们从来没有后悔。在那个激情燃烧、红色领跑的年代，艰苦创业、建设边疆是众多有志青年寄托理想、施展抱负的特定而崇高的选择。多年以后，翻开爷爷的回忆录，那种甘愿舍弃自我，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幸福献身的精神信念，那种奋不顾身投身支边大潮，无怨无悔建设美丽家园的创业激情，总是令我既感且佩，唏嘘扼腕。可惜，对此我毫无记忆，更无法走进那个时代，仅能从元阳60多年的艰辛历程和辉煌成就中粗略感受先辈们当年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作为支边人的后代，师范毕业后，父亲没有返回祖籍或是到内地工作，而是直接留在了元阳。用父亲的话说：师范毕业时，包括从教之后，我有过调离或改行的机会，但就算求学祖籍期间，我心底还是那样强烈地依恋我的生身之地、我的成长之所，仿佛元阳才是原乡，讲台就是归宿。

我的幼年和童年大半时光随父母在大山度过，记忆中的那所山村小学没有围墙，十多间纵横错落的茅草房，一杆变色破旧的五星红旗，三棵高矮不一的凤凰树，坑洼不平的土操场，既是校园，也是我的家。每天清晨，听着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声起床，躲在教室门外偷看父亲给学生们讲课，遇到周一升旗总能听到父亲用短笛吹奏的国歌。父亲不时利用周末时间，带着我和他的学生们进山拾柴火、摘野菜、捡菌子贴补家用，回家的路上还要把当天的收获“按劳分配”，以防他的学生们回到家里被家长数落。苦寒清贫，父亲安之若素；社会喧嚣，父亲处之泰然。他的坚守和敬业赢得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的尊敬与爱戴，逢年过节，总会送些菜蔬或者鸭蛋，有的甚至拎来放养的土鸡、现捞的河鱼。这个时候，父亲必定“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酒酣客散，母亲收拾残局，父亲又会重复对我的教育。父亲告诉我：人的一生不一定非要鲑鱼溯源、落叶归根，你最亲爱的人在哪里，故乡就在哪里！生存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能在这里得到最大体现，能够快乐有尊严地活着，人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正因为如此，父亲才能立志扎根边疆，献身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用甘贫乐道诠释青春的价值，用满腔热血谱写生命的乐章。他积极认真地投身教育教学工作，热情主动地融入各民族村落；翻山越岭找家长，走村窜寨做家访，虚心学习少数民族语言，诚恳求教当地风俗习惯。毫不夸张地说，父亲精通除母语之外的哈尼语、彝族语、傣族语，就连编撰县志的专家们都会向父亲请教有关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时至今日，父亲仍然关注执教过的每一个乡镇、每一个山村。也经常收到昔日门徒发来的节日问候和祝福，不时还有学生找上门来共谋一醉，惹得父亲每次都感慨万端。有时真纳闷他们之间到底是师生还是弟兄，如此的毫无辈分，这般的无话不谈，言语间更是无所顾忌。整整40个春秋，作为教师的父亲，把他的理想和抱负毫无条件地奉献给了他所忠诚的教育事业；作为“支边二代”的父亲，把他的青春和热血毫不吝啬地敬献给了元阳这片生他养他的红土地；作为行将就木的父亲，把他的思想和智慧毫无保留地种在了这个令他刻骨铭心、让他魂牵梦萦的梯田之乡。

值得欣慰和足以告慰先人的是，两代人的艰苦创业和牺牲奉献终成正果：七种民族人才济济，人背马驮逐渐被现代交通工具代替，田间地头遍是瓜果蔬菜，集贸市场富有蛋奶酒肉，当初的茅草泥墙早已换成高楼座座，曾经的河滩淤泥尽是满眼的鲜绿。如今的元阳声名远播，国际闻名，哈尼梯田成功申遗，继而入选中国十大魅力湿地……父辈们有理由为此欢呼，为此自豪。

坦白说，我没有父辈们的那种境界，我的选择无关牺牲与舍弃，更多的是喜好与争取。但踏上从教之路，无疑是薪火相传、衣钵承袭。我深深懂得，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亟需我辈好儿郎用实际行动诠释对教育事业的热爱，用青春和智慧演绎生命的精彩，在实现“中国梦”的奋斗中彰显自己的人生价值！留守元阳，也许是因为我的思想和生活早已融入这里的人情世故、民俗风情；也许是因为我离不开哈尼蘸水鸡、泥鳅豆豉鱼、火烧干巴、蜂蛹竹蛆、竹筒饭、煮田螺……或者，什么都不为，只因为：我最亲爱的人在哪里，故乡就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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