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轩朝

按中国的国情，男人长一脸蓬勃的胡子是非常不幸的，这不幸首先表现在外貌的另类上。中国人特别是南方人，绝大多数没多少胡子，即使在闹市或电视上看到一两个所谓的“胡子”，要么怪怪的象天外来客，很刻意地暴露出后现代的天性：要么乱糟糟野火也烧不尽，戴着艺术家的符号表征，他们的胡子似乎有故意制造出来的嫌疑，像我等少数长着中规中矩络腮胡的人，在人群中不但象一只鸭子错混进了鸡群里，处处觉着别扭，而且无端增添了许多烦恼。胡子这赘物是逆人意志而生的，如果没有先进“武器”的协助剔除，这一脸磅礴的匪气多少给人一种反社会的感觉。身上有西装，脚上有皮鞋，脸上呢？却无可奈何，即使把脸刮得青青的，人们看你的眼光也象在审视一只热带雨林的蜥蜴。其次是处理胡子的难度。前苏联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已经登上了月球，我国到今年也发射了嫦娥号直奔月亮而去，高科技确实让人咋舌，偏偏这处理胡子与“科技”无缘，即使降到“低科技”的要求，全社会也都在潜意识里一致忽略。一般的商店是很少售剃须刀的，到电器专卖店看一下，飞利浦牌的电动剃须刀，动辄上千元或更高，绝非我辈所能消受，其价格之高与胡子的边缘化却又成反比，几百元的在下已尝试过，性能与价格不成比例，痛下决心买回来的结果是，初试较爽，到后来换刀片也不顶用，除非新买，否则那拔胡子的滋味真的很难受，像一台老式收割机在脸上轰隆隆了半天，头脑都震晕了，胡子依旧岿然不动，时不时还夹住一两根拔了出来，痛得脸上火辣辣的。几十元一个的电动剃须刀好像专为没胡子的人设计的，对我等络腮胡根本不起作用。至于用刀片刮，偶尔一次还可以，次数一多，这张脸皮即使比合金钢还要耐磨，恐怕也会出问题的。

早在十几年前，理发师傅们个个有一手剃胡子的绝活，谓之“头等大事”、“体面功夫”，如今经正规美容学校培训的理发师，把胡子剔出了美容范畴，传统的理发店已渐去渐远，成了一个传说，大街上那些装修豪华的发廊里，飚飞着七彩头发的理发师们，一听说刮胡子就摇头，他们只会往头上做一咎咎红、蓝、白、绿的记号，碰上个勉强应承下来的，要么被割得鲜血淋淋，要么被扯得剧痛难忍，但还不能有半点难受或不满的表示，一来是自找的，二来嘛，你顶着一脸胡子横眉竖眼的，连小孩子都会认为你不是个好人。

在我国，胡子并不是独立的一种身体外围的赘物，它已输入了人们的思想观或阶级成分，胡子被文艺作品安排在正义的对立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人物外观上往往被胡子直观地反映出来。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胡子作为丑恶的代言物，只能在文化的边缘徘徊，绝大多数的文学作品里，络腮胡男人都被安排成反面人物，或杀人越货，或鲁莽蛮横，总与胡子存在些关联。正面人物或读书人，是绝不允许有胡子的。你看那些状元、驸马以及革命英雄，全是白净光鲜之人，没有一个是长胡子的料，更别说络腮胡了。有时候正面人物遭了冤屈或迫害，从牢房里出来的场面，就被刻意地安排点胡子，言外之意就是，胡子是罪恶的种子，监狱属于邪恶，胡子与邪恶是成正比关系存在的，从里面出来，当然得沾些可轻易去掉的邪气。胡子本身没有错，听多看多了文学作品或电影电视剧，潜意识里就觉得胡子邪气，胡子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了约定俗成的憎恶。一看那满面匪气的模样，人们便心生不安全的感觉，走在大街上，连警察都会刻意审视一番，看能否从胡子里察出些罪恶的端倪。这种文化背景下，要科学家为胡子们设计什么利刃，那简直是为虎作伥。可现实生活中，男人的胡子特别是络腮胡们如果稍有几日不刮，就会长成一只退化的刺猬，出门就得提防警察误会了。男人要在形象上与正义靠近一步，得先有一张白净光鲜的文明之脸，这不仅是脸面问题，也关系到事业成败。把一股匪气留在脸上，是谁也不愿的事情。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市场经济下，这胡子多少还牵涉到经济效益。于是，勤刮胡子便成了中国胡子男人的第一要务，可从厂家到商家，他们似乎一起串通好了，全不研制刮胡子的利器，偏就让胡子男人们难堪。让警察误会的事情虽然还没有出现过，但再道德再正义的人也会被满脸的胡子抵消的。

外国男人大多是有胡子的，并且络腮胡还较多见。看他们那副得意劲，似乎不存在意识形态压迫的烦恼问题。妇孺皆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大胡子的典范，在民间，这两位哲人是以胡子著称的，成为无产阶级的象征，这乱糟糟的胡子里，不定就是哲学的奥妙呢。这多少使胡子的不良形象得到些许改善，却又因为是外国的基因，于我国胡子们来讲，这改善显得微乎其微。阿拉伯国家有胡子政治的历史渊源，男人没有胡子不得当官，认为胡子是男人威严的象征。把政治与胡子等同起来，也算是为胡子男人们找回了一点脸面，但这也太遥远，属于别人的荣耀，中国的胡子男人只有羡慕的份，而且这样的奇谈怪论终于遭到世界警察美国的镇压。本拉登的胡子已经成为了邪恶的第二表征，到了中国人心目中，这邪恶的排位就得上升，给人留下一个臆测——也许本拉丹本身并不坏，就因为长了胡子才成了坏蛋。

其实，我国古人也有留胡子的习惯，美髯公关羽和张飞的络腮胡就是家喻户晓的典型，据说苏东坡也是留了很长的扫把胡的，有人问他晚上睡觉时胡子放被子里还是被子外，他回答的大概意思是，只要活得自在，放被子里或被子外有什么关系，这等洒脱真让人羡慕。但这洒脱里也有胡子三六九等的区别。所谓唇上为髭，颐下为须，两旁曰髯，胡子合乎这样的安排就艺术化了，那是令人神往的。可络腮胡呢，乱糟糟一片蓬勃茂盛，没有规律，不但艺术不来，还走向了艺术的反面。古代没有电动剃须刀，胡子长了只能剪或刮，既不方便也不美观，只好留着。髭、须、髯分明的，不刮还更型更酷，乱糟糟长成一片的呢，那就只好做蛮横无知或杀人越货的代表了。在古代长衫长胡与短衫短胡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实在没办法长了胡子的庶民，恐怕也有我今天对胡子一样的牢骚。可惜太监们是无法长胡子的，否则今天的剃须刀恐怕也有着埃及金字塔之谜。为胡子问题耿耿于怀，怕也是我国文化的一大奇观，对胡子男人来讲，不仅要承担现实生活的烦恼，还得承受意识形态的压迫。

因此我非常憎恨这满脸罪恶的胡子。父母的基因什么都好，就这胡子基因搞错了国度。要在阿拉伯或西方国家，这基因就具备了政治前途无量的要素。可是在中国，胡子男人总是活得窝囊。女人们可以用黄金分割法暴露肚脐眼，谓之时尚，是现代美，中国男人们要是有人敢留长胡子，就要小心被围观了，男女之别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胡子与文化怕是永远不会和谐了，有胡子的男人要想与文化接轨，只得在胡子上花大的精力和财力。男人一生花在胡子上的精力和时间无法统计，中年男人几乎每天一次，留成“山羊胡”、“八字胡”或什么胡的男人更是勤奋修饰，苦就苦了络腮胡的男人，留又不能，刮也不是，不知如何妥善处理。不知市场上何时能出现一种既便宜效益又高的刮胡子利器，只消一两分钟就能将那些赘物彻底消除，降低胡子男人们获得阳刚之气和正义外表的成本，也让胡子与社会和谐和谐，这大概是胡子男人们的集体愿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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