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许多年前的一件小事，在当今这个或许可以说是物欲横流，人性迷失的时代，这件小事也许能告知我们点什么。

     八十年代末,我师范毕业后,在一个很偏僻的小山村当孩子王。村子不通电,只有一条崎岖不平的,时通时阻的手扶拖拉机路与几十里地外的公路连接着。本村的一个民办教师和我一起担任20多个孩子,六个年级的教学任务，他晚上回自己家里住。每到晚上，空荡荡的院子就我一个人，除了看书，就是听收音机。
     这是一个几十户百来口人的村子。那时侯,老百姓的生活还主要靠种地打粮,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日子过得很不宽裕。我那时工资也只有64元,抽的烟是县卷烟厂生产的每盒8分钱的延河牌香烟。老百姓抽的是自家种的旱烟,只有待客时才买包延河牌香烟。而且待完客后,会将剩余的烟藏起来,等下次待客时再拿出来。
      学校在村子的最后头，只在坡下住着几户人家。其中一户在村里最穷，男人个子很矮，春种秋收，早出晚归，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一年四季穿着补丁衣服，很少换洗。妻子先天性小儿麻痹，圈着腿，走路时手几乎能够着地。但她脑子很好使，整天象陀螺一样在院子里转着，操持家务，唤鸡喂猪，不时地吆喝着丈夫和孩子，安排着一家人的日子。他们有两个儿子，聪明伶俐，十分可爱，大的11岁，小的9岁，都在学校里上学。
      这家的男人，因为日子过得不如人，又有个残疾的妻子，自卑使他很少与村里的男人交往。道是两个儿子，使他颇感自豪。因此，他喜欢偶尔到学校来串门，大多是在晚上。他总是很小心的推开门，说一句：“看书呀！”然后很轻的坐在门前的条凳上。我便替一支延河牌香烟给他。起先，他总是说还是他的旱烟得劲。到后来熟悉了他偶尔也抽几支。看着我看书上心了，他坐会就走了。要是我没看书的意思，他便会和我说说家事、村事或者山里的庄稼。有月的晚上，我喜欢坐在院子里，直到月亮下山才睡觉。偶尔他也会上来，在不远处的树墩上坐下，和我有一下没一下地说些无端的话。
      一天晚上，他进来有些反常，半天站着不坐，神色略显不安。我觉着他有事，便问怎么了。又过了片刻，他才难为情地说，他家窑檐石旧了，想翻修一下，请了个匠工，明天要来。村里没商店，乡上又远，想借包香烟待客，过几天到乡里买回来还我。我笑着替给他两包香烟，并说什么借不借的你只管拿去用吧。他扔下一盒后走了。到了院子里还喊到：“过几天还你啊。”
      这之后，他好长时间都没来。起先，每到晚上总觉的少了些什么。到后来又习惯了一个人看书，看累了便抱着收音机直到睡去。
      两个多月以后的一个晚上，院子里忽然响起了他那熟悉的脚步声。我不由地坐直了身子，往亮拨了下灯。随着那一声久违了的问候，他已经满脸笑容地坐在了那只条凳上，怀里抱着一颗大南瓜。我替给他一支烟，他一边接烟，一边说实在不好意思，最近忙，这么晚才来给你还烟。说着，从那补着补丁的上衣兜了摸出包烟硬塞给我，怎么说都要还给我。末了，很坦然地看着我说：“你看书，我走了啊！”这是我认识他以来他说的最亮堂的一句话。
      看着他放下的那包烟，我发现封条是撕开后新沾上的，烟盒里的烟颜色不一，编号不一。我忽然想起我给他的那支烟他是别在耳朵上没有抽的。再看着那颗金黄色的大南瓜，我忽然眼圈湿了，鼻子有些酸痛。我一步跨出院子，他那矮小的身影早已消失在那漆黑的深夜里。
      在漆黑的院子里，我站了许久。耳边不断回响着那句亮堂的话，那声音里包含着一个在贫困线上奋斗着的农民的骨气和自尊，闪烁着人性中最光辉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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