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接触的医生护士，当然和大多数人一样是产科的，也跟大多数人一样，同样是不知道他们的好坏，当然挨的第一下揍，而且揍得我哇哇大哭的肯定是他们。当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时，肯定也和大多数人一样非但不恨他们还感激他们哩。当我有自我意识而接触到的第一个医生，却是自己的母亲。生病了，当母亲往我嘴里灌又苦又辣的药水时，我知道母亲是医生。小的时候，我是以我的母亲是医生而骄傲的。蹒跚学步时，穿着一件花花的鸟笼衫，别人总会笑眯眯的逗我：这是哪家的小姑娘呀，长得那么好看，我会赶紧躲藏在母亲的身后牵着母亲的衣服，母亲笑呵呵地叫我出来叫阿姨。我跟着工厂里养猪的，大家都叫他六叔的爷爷到碗厂去捡碗底滚来玩，碗厂的阿姨大姐姐会抱着我亲：呀，这是邹医生的儿子呀，多可爱！我很害怕她们那湿润温热的嘴唇，弄得满脸都是口水，我总是用手擦呀擦。那是在广西六万大山的一个山沟里的事。后来工厂迁到距桂林市区十公里的一个叫西二塘的地方了，那地方还是荒野，厂区外全是松树林子和坟墓，就连厂区里的大路都有很明显的坟圈痕迹，除了一个火车小站，就是柳州铁路局的一个水泥采石厂了，零星地有一些小单位，四周大都是乡村。缺医少药呀，县医院都不知在哪，白天四间房子的套间做成的厂医务室里总是人来人往热闹得很，我被母亲关在药房里，看着母亲忙前忙后：煮注射器呀，打针啦，拿药啦，用听诊器听别人的胸腔啦，男人们总恨不得脱光衣服，女人们就到打针房里关上门才掀衣，打针房里小孩子们总是被大人们抱起夹在两腿间把个屁股朝天，孩子们都会发出杀猪般的尖叫，母亲总是笑呵呵地说不痛的不痛的，还没打呢！小孩子才泪眼朦胧地停住哭声，想回头看，那针就进了屁股了，尖叫的哭声就又在医务室嘈杂的人声中响彻起来。大人们总在说笑，小孩子打完针了就会喊：邹医生坏，邹医生坏！母亲会拿一颗圆圆的小糖丸给他含着，立马就不哭了。平时呀，小孩子一不听话，家长就会叫：你再吵事，我把邹医生叫来，那小家伙马上就会老实了。小孩夜哭，一说邹医生来了，没有不赶快收声的，比叫老虎来了都有效。

那时候，白天是本单位的职工家属充斥着医务室，母亲忙得不可开交；下了班，想好好吃个饭都难，常常是才端起碗来就有人来叫了，有时是本单位的，很多时候是外单位的，母亲常常背着药箱去出诊，半夜三更才回来是常有的事。母亲打了针开了药从来不收钱，总是叫他们自己到单位的财务科去交，他们很少有不主动交钱的，乡下的人一时没有钱，母亲总是自己垫了，不过村里的农民也难得来找母亲看病，那个时候物价也便宜。母亲总是任劳任怨地不分白天黑夜地为本单位和周边的人们看病，所以母亲在方圆三公里范围之内，几乎是无人不晓谁人不知，外单位的人不知道厂长矿长书记是谁，但一定知道母亲，以至于他们为孩子读个书，办个事拉个关系都要让母亲帮讲个话，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事了。母亲为何会这样不辞劳苦？我当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只知道一有人来叫看病，母亲总是立刻背着药箱就走的。工厂里也不仅仅是她一个医生，还有一个男的医生呀，但她好说话，人们当然都叫她了。母亲是个热心肠的人，母亲的热心肠所得到的回报我是享受得很不少的。

有一天晚上，我们一群孩子在建筑工地四楼楼顶上看四百米外露天电影院放的电影，为争位置，我跟一个比我大一岁半高我半个头的男孩打了起来，按道理我不是他的对手，当时还有一群建筑民工也在看，他们都在为我助威，他们喊：邹医生的儿子加油，邹医生的儿子加油，我士气高昂，力量倍增，挥舞着拳头，抡起来象风车一样一阵乱砸，打得比我大的那个男孩毫无招架之力，顿时是鼻青脸肿，血流满面。我那时真的很有点狗仗人势的感觉，凭什么，凭我是邹医生的儿子！其实，我是年纪小不懂事，只看到表面现象，我的哥哥们比我大，他们在人前人后就没有我那么嚣张，为何？父亲是“四清运动”下台干部，母亲是地主子女，外单位人只知道求着母亲给他们看病，给母亲面子，本单位的职工家属就没有那么给面子了。有一次一个工人没病装病要开假条，母亲没开给他，他照着母亲的脸就是一拳头，打得母亲的脸肿了起来，厂里当时没怎么处理那个工人，二哥在读初中，正跟一伙小流氓混在一块，他们一伙腰别卡刀手持木棍要找那工人算账，工厂里的民兵小分队赶紧把那工人看了起来。二哥他们不依不饶课都不上，就围着办公室在那儿等着，工厂一看不好办，只好交派出所拘留，这事才算平息了。还有一次，三哥在办公室楼下玩，厂里的民兵小分队一个姓胡的，看都没看就把一盆赃水泼了下来，正泼在三哥的头上，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北风呼啸的时节，三哥就朝楼上骂。他一看是邹医生的儿子，下楼就给了三哥一个耳光，口中大骂：我打你个地主崽，我打你个地主崽。当时一个叫梁伯的老人连忙拦住说：他是老杨的儿子，老杨不是地主！三哥趁机往家里跑，这姓胡的还追了几十步才住了脚。当然，这是极个别的案例。在我的眼里和心目中，我是以母亲为骄傲的，我走到哪都会有人指着我说这个就是邹医生的儿子。我总是会挺起胸脯昂起头来的。初中毕业那一年去县医院体检，轮到我时，那些年轻的护士老在我身上摸，嘴里说：呀，这是邹医生的儿子呀，难怪身体那么好，营养那么好，摸得我怪不好意思的。我那时不但成绩好，体育也非常棒，人长得也端正，匀称。那个年代很多人营养不良，特别是县里面。后来我考到县里的重点中学重点班读书去了。学校的老师领导很多也知道我是邹医生的儿子，但没有几年前的那种巴结的神态了，因为这时县医院还有各厂的医疗机构都建立起来了。我们兄弟凭借的是我们出众的才华优秀的成绩而在学校有点小名气了。副校长做了我的班主任，她见我还穿着母亲二十多年前穿过的洗白了的衣服，对我赞叹道：你妈妈真的好朴素呀，你们家那么有钱。说得我莫名其妙，后来我才知，这说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抄家的事，从家里的衣服里子夹层搜出了不少钞票，还从母亲自制的蜡烛里掏出硬币来，后经调查，与父母的工资收入相符，都是父母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被抄的钱后来都还给了我们，母亲马上用这笔钱买了缝纫机和自行车手表，照她的说法是有财不外露，既然已经外露了，就把它花掉。那年头能买得起这些东西的人家可是少之又少，比现在买一辆宝马车都显摆。买回来时，直接从汽车上匆匆忙忙地扛着东西往家跑，还把我们兄弟赶出家，不准看，搞得厂里的大人孩子在我们家门窗外堆得个里三层外三层的，那时我还小，我都闹不清家中出什么事了。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有鼻子有眼睛，居然我读高中了，校长都知道。更要命的是，这件事在母亲心里留下的阴影太深，再加上本身气质性格也有问题，直到现在，她总认为有人在暗地里监视她，怀疑她在哪里埋了金砖，一有口哨或者车子的自动报警器响，她就认为别人在打暗号，对面楼上的灯光投射到她的床上，她也认为别人在窥视她，她认为是当年带人抄家的那位保卫科干部四处造谣说她有金砖，别人都相信了，所以她走到哪儿都有人在盯梢。我把她接来跟我住了十一年，她认为那些盯她梢的人也都跟过来了。她经常对着窗外讲她的工资收入，说她没有金砖，是那家伙造谣的，有金砖的话他还不抄走了吗？她那神经质的举动让我们不知怎样跟她说才好，没办法，只能由她跟她想象中的敌人周旋去吧。那保卫科的家伙说过我们家有金砖吗？说过，纯属开玩笑，没想到几十年前的事，年老了母亲却当了真，搅得我的家一塌糊涂。神经科专家说这是老年性痴呆的前兆，没有办法逆转，只能延缓。扯远了，总之母亲在我少年时期，在桂林西二塘，那真的是有口皆碑的，几十年后还有老人告诉母亲她当年接生的那个女孩子现在都有孙子了，我的同学几十年没见了一见我就跟我说她也是我母亲接生的，真的好谢谢我的母亲。我从小就是用崇敬的眼光看母亲的，我自认为我沾了母亲很多的光。我一直就以母亲为光荣，以做她的儿子为光荣。可我的哥哥们却不那么认为，他们总说我那时候小不懂事，后来又一心扑在读书上，又到外地读书，毕业后又在市里工作，基本上就没有在母亲工作生活的圈子里生活过，逢年过节回来一趟，眼睛尽朝上看，跟母亲周围的人都不打交道。照他们的说法，那个时候别人是不好得罪母亲呀，求她看病，周围又没有医院，只好忍着，你看后来他们还那样对待母亲吗？他们讲了一大堆母亲的是是非非，我跟他们讲马援的《戒兄子严敦书》，告诉他们亲之恶可听不可传，只能扬善隐恶，为尊者讳，讲子曰诗云的，他们不让我讲完就反感地说你讲的都是孔孟之道，我们现在讲一视同仁，讲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我无语，东西方文化在我们兄弟之间不断冲突。也是，他们一直就生活在母亲的身边，旁人对母亲是怎么看的他们眼看耳听，自然比我清楚。母亲性格暴燥，刚烈，气量小疑心重，当然难免与别人冲突，我就见过母亲与邻居吵架，左右邻居都吵过。但是母亲善良热心，乐于助人是大家公认的。最近我们初中同学毕业三十周年聚会，一个女同学还用感激的语气说她刚从矿山里出来读书，没房子住，她就住在我们家，还讲我妈妈叫我去请她一起在家里吃饭，不要到食堂吃了，我脸红不好意思去叫她，母亲批评了我一顿，她说她好感激我母亲。她说这些事我都忘记了，想一想还真有其事，那时候房子紧张，还有人借我们家的房子结婚哩，我们家那时住的是平房，也就是两间房子加一个小厨房。上一个星期听另一个同学说这个女同学死了，死于癌症，她对我说母亲的好处时，我知道她有病了，没想到她病得那么重，我都没有去看过她，她对母亲的感激之语，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想到这我心里很难过，她住我们家时我没有叫她在家里吃饭，她是我同年级隔壁班的同学，她临死前我也没能去看她，我记得今年六月份她叫我组织我们初中两个班的同学聚会，我还说我要照顾母亲，走不开，你来出面组织嘛，我怎么会想到她将不久人世了呢？天！

母亲的是非功过，我不想论，我对母亲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一直就是这样的，所以十年前我把母亲和父亲接到家来住，因为我这儿是世界上最美最好的地方：漓江边象鼻山旁，与图书馆相邻，漓江可是世界上最美的十五条江之一呀。我要让母亲跟着我好好享受一下。她也知道我这儿好，来了后就没离开过。我们这一代在工厂长大的孩子，一般家中大多数没有老人，那年代老人少，几十年来你杀过来我杀过去，又有多少人活得长寿？就是有也不愿跟着在外工作的儿女，大都留在老家，让孩子在外为革命工作。当然我们从小也就没有奉养老人的概念，也不知道怎样奉养老人，更不懂怎么样在伺候老人的过程中调整摆正自己的心态和协调与兄弟还有媳妇们的关系，只是想当然地认为：那有什么，不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在这个过程中帮一把手，生病了就送往医院，医院里自然有医生护士照顾，又有多大的事呀？正是在这样一种天真的想象中，我把父母一起接到我漓江边的家住了下来，从零三年开始，父亲住到零七年，母亲一直住到现在。接下来的事，我才真正领略到了为什么古人说百善孝为先，为何古人以孝治国，为什么中国文化又称孝文化，为什么中华文化几千年传承就断不了，为什么所有的文化进入中国，都会被中华文化所同化，儒家文化在同化别人的过程中与时俱进，它会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展现出来，感招世界的人们。现在西方国家不是正兴起孔子热吗？我深信最终世界的文化一定会被儒家文化所包容消化，思想的正统一定会归于儒家，因为儒家文化是人伦，是人性，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不管是蒙古的铁蹄，满清的八旗，欧美的坚船利炮，还是佛教的弥陀，穆罕默德的真主，基督的上帝，我们的儒家文化都会先被它们所蹂躏，然后以平和的柔韧让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被我们的儒家文化所消融，因为讲人伦，正纲纪是真正的以人为中心，以人类社会为核心服务目的，只有坚持以人为本，以人类社会为核心服务目的，我们的科技才不会使人类走出人类社会，异化为非人类社会。

父亲和母亲是一个单位里的干部，父亲先退休，接下来没几年母亲也退休了。父亲比母亲大八岁，当然就比母亲衰老得早。父亲退休没几年，心脑血管病就来了，从忙忙碌碌的人突然变成了无事可做的闲人，化无聊为食欲，饮食又不健康，怎么能不病？不久又来了糖尿病。母亲是医生，父亲就骂母亲，怎么你是个医生就不能使我不得这些病吗？母亲就回敬他：你叔叔还是有名的老中医，他最后不是自己也病了，自己还不敢给自己开药方呢，你又怎么说？母亲退休后不久，也是先得了心脑血管病，不几年糖尿病还是来了，这时父亲又加上了老年性痴呆。一开始是母亲在照顾父亲，母亲脾气暴燥没有耐烦心，父亲生性懒惰不爱干净，俩人是经常你争我打闹得不可开交，我实在看不过意，从零一年开始就陆续接他们来住，房子宽环境好，妻子虽不知书却识旧礼，我经常不在家，她能如我在时一样伺候公婆，最难得的是我父母病了，第一夜只要我不在家，总是她在医院看护着我的父母，哥哥们总是找这样那样的借口推脱。正如子夏所言：“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她比我们家中那些大学毕业生，大专生强多了。孔曰：礼失，求诸野。儒家文化上千年在乡间的积淀并没有被毛泽东们扫荡干净，我们现代西化教育也没有污染得够彻底。当然，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八九年后同样也暴露出来了她的缺陷，她没有正规地接受过儒家教育，她无法消化和化解长期积累的不合理和进化论谬论所带来的极端自私自利的争夺，到后来我才发现，就象是我这样接受过现代病态教育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人，消化起进化论为主的西方伦理来也很困难，难在不配套，我们这些读书人，照顾别人时是西方观点，而轮到自己需要照顾时是东方伦理，典型的拿来主义，什么对自己有利就用什么。动辄就是老人给我们什么啦？其实什么都给了，只是你不认账。父母能给我们的都给了，不能给的你要他们也没有呀？

父母亲在退休前很少病痛，不象我们这一代人，才四五十岁就一大堆病来了，但过了十年，他们那一串一串的病呀，就叫我疲于应付了。先是父亲生病住院，然后是母亲，这个病了那个来，那个好了过不了几个月这个又来了，儿子又小。两个人的病好了，却又在家中打打闹闹，父亲的智力是一天比一天低，生活不能自理了，家中飘扬的尿布就象万国旗，儿子小的时候都没有那么多。二哥实在看不下去了，把父亲接到养老院，不到半年，父亲又住院了，心脑血管高血压加糖尿病足，医生说没有办法，说准备锯腿吧，这时二哥看了台湾林光常的书，当父亲的病情控制住以后就把父亲接到他那儿去了，他照林光常的蔬菜治疗法供给父亲饮食，父亲的糖尿病足好了，心血管病也没事了，只有老年性痴呆症不可逆转.父亲从那以后就跟着二哥直到现在，父亲的病情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起伏，慢慢地走向衰老，现在已经八十九周岁了。母亲跟着我就不同了，我想照二哥一样也给她象父亲一样吃，可她不干，坚决不干，说那不是人吃的，比猪吃的还糟糕，父亲是没意识了，如果他明白的话他也不干。没办法，孝顺孝顺，以顺为主，只能依着她稍加限制，只能如此了，那她上医院住院就成了家常便饭了，越住时间越长，情况也越来越复杂，她也越来越难伺候，这时我也开始不在外面跑了，我回家了，我要换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了，没想到的是，这样一来伺候老母亲就完全落到我一个人身上了，我也开始真正领略到医患关系的滋味了。

我以前就没有去医院看过病，住过院，就没有跟医生有过矛盾，就没有领略过医患之间的冲突吗？还真的没有，自己没有住过院，只是经常陪着母亲在医院住院，但那时没有了发生医患纠纷。一来母亲基本上能自理，不难伺候，二来我们不缺钱，又有单位支撑，不怕你医生多开药，也不怕多花钱。心想不就是钱嘛，不计较，又有什么医患纠纷呢？可从去年(2012)四月份起，我就饱受折磨了。以前母亲是每年住两次院，去年开始就在三次以上了，有时一住就是八九十天，母亲也衰老了很多，意识不太清楚，人也难伺候了，病情也更难更重了。

母亲的左脚脚趾终于出问题了，这几年来，她老是说她的脚趾老蛮厚，顶着鞋子脚不舒服，总要买梧州出的布鞋，那布鞋还是四十年前她买过来穿过的，现在又到哪儿去买呢？她不知从什么书上看来的，说用醋来泡脚，可以怎样怎样，她就买来醋，每天把个脚拿来泡，泡了后就用剪刀剪，前年(2011)，剪伤了，我二话没说把她送去外科住院，住了一个多星期，好了，我当时觉得是小题大作。去年她又剪伤了，我就没有当一回事，只是给她包扎涂药，满以为很快为就会好了的，谁知伤着的哪个脚趾给我用各种药粉比如田七粉云南白药猛攻，愈合了，可没伤着的脚趾却肿了起来，我大惑不解，忙带到医院去看，医生一看就说你还不让她住院呀，这是糖尿病足呀！我没有概念，以前我在外面跑，总是妻子在照顾老人。医生叫住院就住院吧，又有什么可说的。我给母亲治脚，也折腾了一个多月了，那就住吧。这一住就住出了我的第一次医患矛盾和冲突。怎么啦？母亲的脚痛，虽然打针吃药，一瓶接一瓶的吊瓶滴进去，一捧一捧的药吃下去，原来只是肿的脚趾溃烂了，更痛了。护士给母亲包扎的伤口，一转身，母亲就把它给拆掉了，她不断地用两面针牙膏来涂抹，我劝她，护士也说她，医生也批评她，她表面应承你，到时候她还是拆，还是用牙膏来涂抹，气得护士都哭了。医生打电话叫我去，说你母亲再这样我们没办法治疗了，让她出院吧。我再三跟母亲说，可她仍旧是我行我素，医生跟我说了三次，终于医生真的叫我母亲出院了。这时已经治了一个多月了，医生说比原来好多了，我心中说好什么呀，进来时没有溃烂，现在都溃烂了，怎么说比原来好呢，脚趾底部还有点发黑。算了，出院吧，看来医生她也没有办法，我回去自己想办法吧，也折腾那么久了。可我回去又能怎么样呢？医生说我知道你也难，可你母亲不配合治疗，没有办法，要是配合治疗早就好了。我心想这只能有一部分是实情，但大部分是托词，如果不是痛得难受，母亲也不会老是拆包扎，用牙膏去涂呀，她肯定是涂了舒服才会不断地涂嘛。无法，那就出院吧。我对医生是第一次产生不满了。对护士，虽然母亲有一次血糖过低，值班护士把自己的苹果给了我母亲吃，这让我很感动，可她们也让我有不满的地方，比如，母亲餐前餐后还有晚上都要测血糖，她们一忙起来就难免有忘记的时候，就叫我提醒，我就在手机上拨了闹钟，每次都打电话过去，时间一长，她们就对我有微词了，好象我老是找麻烦一样，每次餐前胰岛素我去叫她们过来打，叫多了，她们也不耐烦，弄得我都忐忑不安起来，心中有了压力，我说那就你们不测了也不打了，我自己来打我自己来测吧，在家中这事都是我自己做的。她们就更不高兴了。当然，我也只是说说，最终还是她们来做。

带母亲回到家中又能怎么办呢？我是使出了浑身力气也不行呀，我连臭氧都用上了，眼看那脚就要消肿了，愈合有望了，我兴高采烈地说再有一个星期就好完了，第二天再一看，母亲那脚居然全面溃烂，中趾居然下部露出了明显的黑色，完了，前功尽弃，再住院吧。母亲要求去另一所医院，那医院离我住的地方挺远，而我家的跟前就还有一所三甲医院，母亲以前每年都去住的，但她这次怎么都不肯去住了，说那儿的实习护士太多，老是扎不进针，打针痛死了。无法，那就往远处去吧，母亲没退休之前经常往那所医院送病号，她熟悉，她说那有几个老护士打针打得那个准呀，不管血管有多糟糕，都是一针一个准，从来不要打第二次的，那就去吧。

到了那所医院的内分泌科，一个男医生看了看，把我叫到一边说：到骨科去吧，我们这已经没有办法了，截肢吧，你看骨头都露出来了。天，那黑的部分是骨头呀，从第一所医院出院时就已经看见了，我还以为是一块黑色的结痂。我这才明白那所医院的医生为何把母亲推出医院了，出院后我所做的一个多月的努力仅仅是控制炎症暂时不发作，完全是白费力气。她们是怕我找她麻烦而借口母亲不配合，就势一推了事了。这样想当然是有罪推论。算了，治病要紧，不去追究过去的事了。那就住到骨科去吧。住进去了，当然免不了又是一通这个那个的检查，通身照了个遍。这个事我明白，同学也是医生，他说在读书时教授就说了，病人一来，可检查可不检查的一定要检查，为何？一来人体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二来你治好了这个病那个病来了你怎么说？可做可不做的手术，一定不要做，做完了，病人说本来就没有病，你医生是为了创收硬做的，到时你又怎么说？所以我母亲住院，说要做这呀那呀的检查，我总是很配合的。

住进来了，不可能马上做手术，先得治疗。医生说年纪那么大了，观察治疗一个时期再说吧，又拿伤口里的组织和液体去化验，看是什么菌体，好对症下药。我才如梦初醒地想，对呀，应该这样做的，那干什么第一所医院就没有做这样的化验呢？早知道这样就先到这家医院来了。又想，这可能是骨科的治疗特点吧。去年那脚一喊痛，我二话没说就直接送进外科而不是内分泌科，不是一个星期就好了就出院了吗？送到内分泌科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反而更严重了：唉，学无止境啊。

母亲还拆包扎吗？照拆不误，这骨科的包扎可不象内分泌科那样包那么一小块，那是女人做的事，这骨科是男人，大气！大块的消毒纱布大团的棉球，大卷的绑带，哗啦包得象个粽子，电影里负伤士兵的脚就是这样包扎的。都包扎成了那样，以为母亲不会拆了，可第二天一觉睡醒，还是拆了，她还是用牙膏来涂了，气得我无言以对。这是第一天。问她为何要拆，她说天气热怕包得紧了沤臭了。我就叫护士开空调，那时才五月份，五月的桂林并不热。第二天，才晚上八九点钟她又拆了，还用牙膏来自行处理了，说里面热，她痛得利害。医生跟她说他给她这样包扎，为的是保持里面的无菌状态，你这一拆开就成了有菌状态了。母亲当时听明白了，她自己也做了一辈子医生，也应该懂呀。可一到晚上了，稍微一疏忽，没看着她，她又拆掉了。那就叫护士来重新包扎吧，护士说这是医生的事，她们不能做的。那医生呢？已经下班了，可以叫值班医生呀，值班医生来了，说是主治医生才能动的，他不能乱动。我叫他给主治医生的电话号码，他说不能随便给的。那你就打电话给他嘛。我有点不耐烦了，可我忍着。主治医生半小时后到了，问清了情况，他也是忍住脾气给母亲重新包扎，再三跟母亲讲道理。我告诉他说了也没有用，在前一个医院把护士都折腾得哭了。只能交待护士或值班医生她拆了再包扎，他说要算钱的，包扎一次二十多元钱呢。我说那又有什么办法，记在账上就是了。接下来几天，值班医生帮包扎了，他们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我干脆从家中把纱布之类的东西带来，自己包扎了，医生只好摇头。在这所医院里，这骨科的护士似乎不太懂打胰岛素针，母亲打的胰岛素有沉淀，打前要摇晃，她们拿起来就甩，象我们初中读书时甩钢笔墨水一样，我说不对吧，说明书上说不能这样的，其他医院也不是这样做的呀。还好，护士长是以前同事的姐姐，没因此冲突起来。是我较真了吗？

住了一个星期，要动手术了，二哥请教了他的同学，就是前一所医院的副院长，他的同学说，能不截最好不截，另有一所医院的内分泌科主任是桂林最权威的医生，如果她说一定要截，那就是一定要截了。可以叫她来医院看看吗？说是不行，要到她所在的医院去住院才行，她也要观察呀，这也合理。于是乎就办出院手续吧，转院手续太麻烦，这所医院也不见得给办，那就出院再住院吧。到那所医院一看，那病人真的多，特别是内分泌科，根本没有床位。而不象我们出院的这所医院，门可罗雀。为何？听说是这所医院的好医生都被挖到广州去了。三哥的同学原来也在这所医院，也到广州去了。刚到的这所医院没有床位，那就就等吧，总不能叫八十岁的老母亲住在走廊里吧。那位主任跟护士长一说，硬给调到了急救室里去了。住进去的那天，主任给我们分析了母亲的病情，那真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这个理论那个研究，这个方案那个办法，讲得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恨没早到这所医院来。我怀疑她是在宣读讲解她的论文呢，那就开始治疗吧。第二天，我才注意到主治医生不是她，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医生，怎么会这样？哥说人家主任哪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做具体的事，她手下的医生会照她的方案去做的。那就就住吧，这一住这一观察就是一个多月，我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地跑呀，那也没有什么，谁叫我不上班了呢？哥说他们要上班，你不上班你多辛苦一点。我心中直喊：我不上班我也有我的事呀，我的事在我看来比上班重要得多我才主动不上班的，又不是被迫的！他们上班也可以请假呀，照顾住院的老母亲又有哪个单位领导敢不批假？不就是舍不得那点奖金麻，我如果上班，我平均每天的工资可比他们高多了。算了，没什么可以说的，我不是儒家学说的信仰者吗？我不是特别推崇以孝治国吗？我就身体力行尝尝这种感觉，又何必跟哥哥们计较，他们信奉的是进化论，是弱肉强食，而我学的是国学，以前教的是历史，做的是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一直就把自己当成最优秀的人物，那当然就得有境界了。

住了几天，我发现这的护士打胰岛素下针前不用酒精消毒针头的，问为何，别的医院都要消毒的呀？她们说她们这个科室就是这样的，是医生说的。我不明白了，打进肉里的针头，怎么都会粘上蛋白质和血液，放入套子里怎么都要与空气接触，怎么会没有污染呢？姑娘们嫌我了，我说如果不消毒，就每次都换针头吧，本来就是一次性的针头嘛。我跟医生一说，真的就给我每次都换针头了。这针头可是纯粹自费用品，没有一分钱报消的呀，二块五钱一个，一天要打三次，可不老少。我认了，别因为打针又打出什么问题来。

一个多月过去了，专家会疹了几次，疏通血管的方案还是不敢做，还是得截肢。我叹息，心里说折腾来折腾去，又回到原地。前一个医院打电话回访时我还对他们提出批评，说他们的内分泌科太粗糙，看了一眼就直接叫截肢，现在看来他们的眼光倒还锐利干脆。这一个多月的折腾，病人和家属都够呛。好吧，到这一步了，也就认了吧，也是我们自己自作聪明。那就等骨科的医生来会疹吧。

一天，我正陪着母亲在病房里说话，来了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医生，他背着手，一副无所谓吊儿郎当的样子，直呼着母亲的名字叫是哪一个。我忙说在这里，他冲着我直嚷嚷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我小心地说是糖尿病足，您看看吧。他走到床前，用不耐烦不屑的眼光看了一眼，一伸手就把包着的纱布扯开，说：截肢吧，截肢吧！这一说母亲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我本来就忍着的火腾地就上来了：我说你说话得注意点语态和场合嘛，怎么能当着老人这样说话？他说他说的是科学，科学，你懂吗？科学是不讲情面的。我火了，我说你妈妈做寿的时候我冲过去对她说，什么寿比南山，你没几年活的了，他们都是骗你的；你儿媳妇生儿子满月了，我冲过去大叫你的儿子是会死的，你又会怎样？我说的难道就不是科学？我瞪着双眼攥着拳头大吼起来了。内分泌科和骨科是隔壁，两科的医生护士哗啦都跑来了，我气得浑身发抖，几个骨科医生连忙插在我们这两个圆瞪双眼剑拔弩张的男人中间，内分泌科那位权威主任一听我们的言语就推那医生走，骂他太不象话了。回来也不顾情面地直接批评医生说没有医德，怎么能那样说话。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母亲还是转到了骨科去了，只是换了个医生。每次大查房时，那位跟我冲突的医生总在后面，我没理他，就当不认识他，就当没有发生过冲突一样，我量他也不敢在我母亲的治疗过程中搞鬼，犯得着吗？不就是一时语言上的冲突，都四五十岁的人了，他应该明白事理，都是读过几页书的人。果然，手术后直到康复没有再起波澜，很顺利。八月份出院后一直就没有事，这是2012年的事，母亲住了九十三天医院，以脚趾红肿开始到截掉两根脚趾收场，总医药费是六万四千元，够买一辆小车了，好在有国家和单位报消，自己压力并不大。这一年后面的日子没有什么大事，只是母亲更显衰老了。2013年，事情又来了。

这年过春节，才是初七，天有些阴，很压抑，母亲十分没精神，似睡非睡，怎么回事呢？带她去外面走走，她意识漠糊，但她知道是我带着她，却找不到回家的路，也不知自己身处何地。我心中暗想糟糕，母亲怎么啦，难道大限来临？赶紧送医院吧。又送到头年去的那所附近的三甲医院，医院很空，年没有过完，住院的人很少。医生问病情，我说了一大堆的病，又问吃什么药，每一种吃多少。我说我都是照去年最后住院时在医院怎么吃回来仍旧怎么吃的呀，我很清楚地告诉医生每样吃多少，医生说是洋地黄中毒了。你给的量太大了。是的，我当时也觉得太大了，比平时多了四倍，可住院时医生就是这样给母亲吃的呀，我不懂了。医生说当时是根据当时的情况给的量，那只能是短时期的，那么大的量你居然给老人吃了大半年，怎么会不中毒？我昏呀，我帮母亲办出院时，问过医生那药怎么吃，他就一句话：在医院怎么吃回去仍旧怎么吃，过半个月回来复查。我是带母亲回去复查了呀，医生仅仅是看了一下脚，没有说什么呀。我才明白我搞拐了，我忘记了我最后是从骨科出来的，而开药给我母亲吃的是内分泌科，这复查得到内分泌科复查，怎样吃药应该问内分泌科的医生而不是骨科的医生。唉，我呀，都怪我没有用心。事已经至此只能怪自己了。又能怎样？那就住院治疗吧。

这个内分泌科已经住得很熟悉了，护士大都还是那些给母亲气哭的护士。科主任说要给母亲弄个人工心脏辅助器，说那样恢复得快，我犹豫不决，我相信她说的吗？我对医生的话有所保留了，不敢说什么就信什么了。我在八卦上用过功，实在没法了，只好排下一卦：相克的，不可信。再排下一卦，母亲此次住院总体无碍，但会一波三折。我倒吸一口凉气。相信吗？从小受唯物主义教育，从来就不信这些东西，只是在学中国哲学史时觉得这东西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的地位实在太重了，可以说它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太博大精深了，我们一般走的是形而上的路，何为形而上？就是从哲学上去讨论它，形而下就是实用，最实用的就是算命，搞预测，我也试过，总不敢相信，可每次推算总是很准，准确率能达到百分之六七十。我信这主任的吗？我犹豫了，我说观察几天再说吧。当天心脏科的主任来会诊了，问了心率和血压，说没有必要做心脏辅助器。我才一口气松了下来，果然没几天，心跳正常了。可刚正常几天，一天深夜，医院的电话把我从梦中叫醒，我立刻赶到医院，母亲刚被抢救过来，她出现了危险，突然呼吸困难。那又是什么原因呢？医生说了一大堆专业术语，我听了似是而非，似懂非懂，我只是明白，医生在为自己开脱，她操作上有失误，我认为她把洋地黄完全停掉是不对的，我说是否可以恢复正常的量，她没说什么，后来果然恢复洋地黄了。各方面数据都达到标准了，我以为可以出院了。但母亲的脚又出问题了：去年截掉的左脚食指留了一半没截，这一半压迫在大拇指上，压迫久了，被压迫的那一点缺血坏死，出现了溃疡。母亲喜欢向外人展现她的病弱，痛是那样瘸着脚走路，不痛也瘸着脚走路，我也粗心，直到这时才发现不对劲了。那就住下去吧，还是糖尿病足。又住了二十天，那黄豆大的溃疡就是好不了，母亲整天都喊痛，医生每天给她护理伤口时她都叫痛，说是医生把她的伤口弄痛了。只差没有骂医生了。没法子，医生建议把脚的大拇指截了，为何不截那半截指头呢？医生说怕的是截了那个半截指头，而那个在拇指的伤口又好不了，又怎么办？还得截掉，那就难过了。但截掉大拇指对走路不利，这脚的大拇指抓地功能最强。怎么办？骨科的副主任要来会诊了，我等了两天，说是手术忙，说来就来了，叫我耐心等。一天下午，他终于来了，他认为应该截掉那半截食指，他问我新的截面那么大，老的溃疡面那么小，是截面好得快些还是那一小点溃疡好得快些呢？我说是截面好得快些。他他乜斜地看了我一眼，一句话都没有说，走了。这主任面貌挺和善，但我觉得他不好沟通不好交流。为何我说截面痊愈得快些呢？因为截面是新伤口，组织完好，血脉通畅，当然容易好，而溃疡之所以会溃疡就是因为血脉不通，血脉不通除去了压迫也不会那么容易好。他不跟我辨论扬长而去，我感到以后会与他发生冲突。但他的样子很和善，也不是坏脾气的人。但我有预感。

转到骨科去了。先住走廊，八十二岁的老人住走廊，太不方便了，我到了晚上就偷偷把母亲接回了家。我家就在医院旁边不远，十几分种就走到了，好在第二天有空床了。不几天，我就发现不对劲了，我母亲是从内分泌科转过来的，骨科医生似乎不把我母亲当成他们科的病人而还当成是内分泌科的病人，我从查房医生嘴里听到医生就这样说的：她不是我们科的病人。我奇怪了，都是一个医院，我住在你这个科室怎么不是你这个科室的病人？但我也没敢问。有一天那位副主任问我母亲是职工医保的吗？我说是呀，他没吭声就走了。我母亲每天吃的药很多，骨科似乎不愿给那么多药，我向副主任提出来要求他按我们原来吃的药开药给我母亲，他给了，但很明显给得很勉强，我不明白，一般的病人最怕的是医生开一大堆的药，开的药越多，医院科室赚得钱不就越多呀，他怎么舍不得给药呢？我怕他说我贪图多要药，我就跟他说这些药都不是我主动向内分泌科要的，是医生自己开的，是必须吃的，不吃会出问题的。他说他知道的，意思是我作为患者家属不该干涉他的用药。他还是按我的要求开了，一次每种药只是一盒，有的三天就吃掉一盒了而有的药四天一盒才吃完，还有五天六天才吃完的，，共有七八种，不到四天，我就几乎天天问他开药了，我象追债的一样，他看到我就躲开，查房时有时说这间病房没有什么问题的，门都不进就走了，我就追出去说，你没有问题我有问题，我母亲某种药没有了，他就说知道了。终于有一天吊针都停了，说是科室没有药了。我大惑不解：打世界大战了？只有在困难的战争年代才会没有药的呀，都什么年代了，这常规的药会没有？我又去找这位和善的副主任，他叹了一口气说：医保所对用药有控制，只准用那么多，多用了不给报的，他每个月都得为患者垫几千元的药费，哪个人愿意这样做呀？我说为什么我母亲在内分泌科就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呢？他说那他就不懂了。他说不管怎样，应该给的药怎么也会给的。我说你给看病还叫你们垫钱那当然是不行的，我愿自己自费掏钱呀，你给我开就是了。他答应了，又开了几天的，可过不了几天，又没有药了，再去找他根本找不到他，我向跟他一个组的医生提出开药的要求，他那脸色就更难看了，他说垫钱给你治病，怎么可能呀？我说我愿出钱呀。他们只是摇头，还是开了几天的药，他们把我当成了催债鬼了。可我没有办法呀，我母亲的病完全是靠药物养着吊着的，这药一停用不了半个月就会出问题，没有这些药，她早就完了，怎么能够停药呢？她有六七种病呀,这时截肢手术已经做了半个多月了,按道理也应该拆线出院了。但我母亲是糖尿病足，要多住一点时间让伤口好利索了，以免病情反复。这住的时间一长，我向医院讨药的那些医生那脸色就更难看了，我不明白了，为什么我母亲在内分泌科住院，医生开药是一堆堆地开，而骨科却惜药如金，那位医生向我解释了，我却更是不明白了。这时我脑子拐了个弯：我干嘛不问一问内分泌科的医生吧呢？于是去问，那医生告诉我你母亲是县里的医保不是市里的医保，对开药没有限制，只要病情确实需要。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如获至宝，赶紧把这个情况找到骨科医生说，他们是将信将疑，可还是不肯大方开药。一天，我母亲喘不过气来了，马上抢救，几个小时的手忙脚乱，终于脱离了危险。然后去做胸透，天，是胸腔积液，都积了十几厘米了，怎么会这样？一了解，医生语焉不详。我又找内分泌科医生谘询是怎么一回事。心脑内科医生会诊后，加开了利尿的药。我晃然大悟，我母亲吃的那一堆药里面有利尿的药，转到骨科来了后，他们没有照内分泌科的医嘱给药而需我去不断的追他们给药，这个很便宜的药我也忘记了，骨科医生更是完全不知他们该干什么。天啊，截个脚指头却把个心脏弄出了问题，这真正是丢帅保卒啊！怎么办？到心血管科再住下去吧。骨科医生道歉了，说他们只是骨科的医生，不懂内科的病，不好意思。他们的意见是在他们科把积液抽了，然后回去住半个月，再到心脑血管科住院，我说为何不直接去心脑血管科住院呢？他们说人家心脑血管科不会收的，谁愿意填钱帮你治病呀？言下之意他们还为我母亲填了钱哩。我耐着烦跟他们说我母亲不是市医保的，没有这种限制，就是真有这种限制我付得起这个钱！我几乎就要忍耐不住了。这是我家门口的医院，以后还要来看病的，火葬场只进一次，反正自己也没有知觉了，不怕得罪他们，可这医院的医生可不敢得罪他们呀，死我不怕，因为与我无关：没死，这死没找上我我怕什么呀？死了，已经不知道了，与我何关，我又怕什么呢？可这病却与我有关呀。一想到母亲这脚还没拆线心脏又来问题了，放在医院的钱还没用完这边又催款了，我恨恨地自言自语：妈的，我把我农场那几十个农民工叫来！同房一个因车祸住院的医生说你别说这话了，你再说医生护士明天都不敢来上班了，现在医患关系可紧张了。我笑了：可能吗，至于吗？

没办法，怎么跟这骨科医生说得明白呢？这时骨科的财务来催我交款了，我说我交的款按直接抵扣来算一半都没有用到，叫你们开药，又不肯开，现在又叫交钱了，你什么意思嘛？我一开口就是一大串，差点就收不住闸门了，那财务给我一顿数落，只说她是按规定催的款，其他的你嘲我说那么多干什么呀！怎么办？我直接找到心脑血管科的会诊医生跟她说我马上带我母亲过去。她说你母亲名字好熟悉，我说怎么会不熟悉呢，这十几年来市里的所有医院都转完了，光你们科就住了好几次，她说是的，她有这个印象。我跟她把情况一说，她问了问护士长，护士长说为了不节外生枝你就先出院然后马上住进来，我说行，马上出院。我马上就回骨科去办出院手续。那副主任的助手见我们办出院手续了，他松了一口气，他讲客气，说不好意思，他们只是骨科的不懂内科的病。我能说什么呢？我能说那你们五年大学就一直扛着根骨头在啃呀？这几十年的临床难道就只拿把锯子？算了，何必那么刻薄？还要回来拆线呢。走了就走了，干嘛要口出恶言哩？

住进了心脑血管科，我怕再出现什么问题，交住院押金时，叫交一千，我说交三万，免得到时又停我的药。那财务都笑出了声，但她还是给我刷了三万。我是叫科室医生明白，该用的药你给我用，别再给我为了一点钱折腾我妈妈，折腾我了，我已经经不起折腾了。你想，从过年还没有过完就住院，现在已经是五月份了，我一个人扛下来，那精力还经得起几下折腾？可还是有折腾的，卦上说是一波三折的，不会那么便宜我。问题出在哪？还出在骨科，出在拆线上，真是见鬼了。

我母亲去拆线，距动手术已经一个多月了我才用轮椅把她推到骨科去了。去之前我还专门去骨科约医生，然后再去的。进去时都很礼貌，我跟他有说有笑，可动着拆着，我笑不出来了，为何，他拿的镊子不得劲，那镊子夹不住线头，线头断在肉里面了，从另一头夹，还是夹不住，又断了，他也急，汗水也流下来了，他打开一个工具包袱，里面包着一整套的器具，换一把镊子，也不知这骨科医生的手有多大的力量，只见那镊子就象伸进豆腐里一样在母亲的肉里翻腾，肉末象豆腐渣一样跳起来。我是心惊肉跳，目瞪口呆地看他做完，看着他用棉花擦干血迹，用一大块纱布包好母亲的脚，然后擦了一把汗水说好了。我当时是木然地，一句话都没有说地推着母亲出了换药室，我都不知该往哪走了，是走到院长室还是回病房，最后我还是把母亲推回到了病房。天啊，我在心中仰天长叹：这医生怎么能这样啊，这是一个八十一岁的糖尿病患者呀，你这一包扎就没事了，我又得花多长时间才能让你新弄出的伤口愈合呢？天啊！

在心脑血管科治疗，副主任说最好是开个洞抽积液，我一听要在母亲后背开个口子，就坚持不同意，我怕节外生枝，那可是新的创口呀。我说就用药让它慢慢消吧。这样就住了下来，一住又是四个星期。积液还没有消完，病人多了，床位不够，那小姑娘医生说可以出院了，回去慢慢消吧。我象得了特赦一样立马就带着母亲就出了院，生怕再来点什么意外。骨科医生最后弄的伤口和原来的溃疡，我在母亲出院后又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不懈努力，天天包扎换药，最终在七月结束前让它们收了口。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天啊，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真想跟医院讨论讨论这算不算医疗事故。可一想到还要折腾，算了算了，我大半年都耗进去了，我还想折腾到什么时候呀？我想我的事怎么尽出在骨科呢？骨科的医生大都是男人，这男人就可以这样粗暴，就可以象打铁的一样吗？我不得不怀念在内分泌科住院时的一个小护士了，只要她一来上班就一定会到病房来逗母亲说笑给母亲唱歌，在心脑血管科时，那几个大个子护士一个星期总要免费为老人洗澡洗头，我想骨科为何就没有呢？去年与另一个医院的骨科医生发生冲突，今年与这个医院的骨科医生冲突，是他们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别人都让着母亲，为何？要求她看病啊。我又为何不向骨科医生低头呢？我低了头，忍住了，不就不会发生冲突了？这样一想是我的错了，我忍是可以，可母亲的病却不会因为我的忍就自动好了呀！白求恩脾气也暴烈，他还汹酒呢，可并不因此而否定他精湛的医术和他的大爱无边，他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形象。当然，那是战争年代，没有时间跟你来什么医患纠纷。和平年代了，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服务，更需要的是人性化的服务。而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和人生观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和缺陷，过分地强调技术和设备而忽视服务和人性化。我们这些人都是四五十岁的的人了，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分子，在各个岗位上都是技术骨干和领导干部，难以教化了，那又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建立一个缓冲带，象某医院加强医院的保安力量，或教医生们学武术，都是以人为敌的敌对心理。向使骨科医生在与病人交流时有一明丽软语的护士为先导，又怎么会与病人或患者家属发生冲突呢？如果骨科副主任善于与人交流，又怎么会跟我发生那根本不必要的相互埋怨呢？只以技术为病人服务，居高临下，为所欲为，而不是以人为本，不以服务为中心，这才是医患冲突的根本所在。医患矛盾根本的问题出在医院上，主动权掌握在医院手中：你是有组织的完整的一个机构，是强者。而患者是一个一个无助而需要帮助的弱者，患者是被动的，从属的。此问题不解决，医患的剧烈冲突就不会减少，就无法让医院成为祥和的天使之地。你不觉得是这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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