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标题，源于两个故事，一个书上的，一个生活中的。

   徐小费，艾伟《游戏房》中的主人公，一个15岁的男孩，内向沉默，曾经老实乖巧，还勇敢地救起一落水者。然而，进入青春期后，他迷恋上了杀人游戏，参与打架斗殴，杀死打了父亲的债主，最后父亲为了挽救他的性命，留下自己杀人的纸条，上吊自尽。

     一个老实乖巧的孩子为什么会一步步滑向罪恶的深渊？归根结蒂，我觉得还是青春期无法摆脱的孤独。在家里，徐小费是孤独的。母亲嫌弃父亲窝囊透顶，离家出走，扔下他不管，还扔下一堆赌债；父亲在僻巷修自行车，忙于生计，也忙于应付债主，父子间无暇沟通交流，再说徐小费压根也不想向这个他看不起的人倾诉。在学校，徐小费也是孤独的。贫穷残缺的家庭让他深感自卑，他显得不太合群，总是独来独往，打断戏子两根肋骨，警察镣铐捉拿，后又暴打学校门卫，严重事件频频发生，班主任竟一点都不知，可以说，在学校徐小费是个可有可无的人。对社会，徐小费同样感到孤独。堂哥努力念书，考上大学，可毕业两年仍找不到工作，成了赖在家里的废物，债主像苍蝇一样缠着父亲，身边的事情让他觉得“这世界就是这么不讲理”，而读书又无用，他意识到“这世道不能这样混”，但他又不知道前进的方向，内心茫然孤独。当四面八方的孤独如潮水般涌来时，他挣扎着试图摆脱，于是，杀人游戏成为他宣泄苦闷的途径，带给他征服世界的快感；竭力讨好黑老大王勃，就是想建立友谊，找回自信，可不通人性的王勃对他始终冷淡，他彻底陷入孤独的包围圈，惨剧也就发生了。杀人后，即使在睡梦中，徐小费也竭力想摆脱孤独，他梦见自己伏在母亲怀里痛哭，梦见王勃对他十分友好，他找到了组织，他始终想找一个能够倾诉的伴儿。

    生活中类似的悲剧也在上演。2012年4月，湖南12岁少年肖豪，大休从寄宿学校回到寄养的姑姑家上网，杀死姑姑和她的两个孩子，后若无其事地换下衣服，拿走姑姑的手机和2000元现金。肖豪，一个曾经成绩优异，爱好画画下棋的乖学生，为什么制造出这样骇人一幕？我认为还是孤独。母亲重新嫁人，父亲长年在广州打工，和徐小费一样，他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又在同学那儿找不到友谊，为了摆脱孤独，一样上网，一样打架，最后一样走上不归之路。

    十二三岁，十五六岁，这两个年龄段是青春萌动最突出的时期，进入青春期的孩子都会尝到孤独的滋味。孤独对于奔波劳碌的成年人，更多的是外在的寂静，它可以让躁动的心灵趋向平静，让人审视深思，这份孤独有时是难得的享受。而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的孤独更多的来自内心与外界的激烈冲突，它让孩子们平静的面孔后藏一颗躁动的心，这颗心却还脆弱，他们需要排遣孤独，所以，他们言行叛逆。适量的孤独能够丰富想象情感，促进心智成熟，然而，当孩子落入孤独的掌控之后，郁积在心，易患抑郁症，爆发出来，行为就出格。因此，我们不得不警惕青春期的孤独。

   有些父母认为孩子都上中学了，吃喝拉撒，不用大人操心，交给学校，自己就可以在外放心赚钱；有些父母把孩子带到世界上后，却因婚姻不和而冷落孩子，忘记自己应尽的职责；还有些父母恨不得把孩子拴在身上，总舍不得放手。作为父母，若不能把握好爱的尺度，孩子就会出问题。青春期的孩子一方面渴望独立，一心想挣脱父母的怀抱，另一方面他们又常常感到孤独迷茫，想要获得他人的倾听指点，但又不愿在父母面前不加掩饰地袒露心声。这时，父母就应察言观色，蹲下身子，和孩子聊一些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旁敲侧击，了解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或者采用写信的方式，互诉衷肠。作家龙应台担任台湾文化局长时，曾因工作不能和在德国的儿子呆在一起，儿子正处青春期，当她意识到母子间存在隔阂后，通过两地书，她改变了儿子的冷漠孤僻，让儿子健康快乐成长。

   帮助孩子走出孤独，学校也责无旁贷。重点中学的学生从小成绩优异，在关注中长大的他们，往往自信阳光，志向远大，再加上学校心理咨询工作到位，相对普通中学的学生来说，他们受孤独的困扰少一些。而在普通中学，尤其是高中，绝大部分学生基础差，对学习不感兴趣，而学校仍拿升学指挥棒要求他们学习考试，考试学习，作息时间雷打不动，从早上六点干到晚上十点，课程排得满满当当，双休还要关起来补课，家校联合，“强按牛头喝水”，在大家都上高中的现实面前，对读书极为厌倦的学生也只能忍受孤独的煎熬。既然现状如此，学校为什么不能转变一下观念？多开展一些集体活动，唱歌，跳舞，打球，辩论，朗读，影视欣赏，植物栽培，手工制作等，在活动中帮他们找到同伴，找到友谊，找到自信，日子的充实也会冲淡内心的孤独，毕竟孩子的成人比成才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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