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魔力

曲然

我准备用这个题目来写一些有关商业的话题，就如同当初人们不得不用2把石斧去换1只山羊或者正好相反不得不用1只山羊去换2把石斧一样，都是始料未及的，但就是也只能这样。

一

当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山里孩子时便对商业感到了惊奇。那时，正在全世界经济舞台上大出风头的商业却在我们这里莫明其妙地遭到了厄运，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大概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常常为一支铅笔、一瓶墨水、一个写字本让父母发愁。没想到，供销社有一天会突然使出一个异常之举——召开为期一天的商品交易会。在这一天，人们可以把从山上捡来的竹尾、竹枝、笋衣，还有锄头把（小杂木棍）拿到供销社去卖，然后可以从那里买到肥皂、白糖、线布，甚至还可以花几毛钱在那里临时搭起来的窝棚里吃上几个馒头、包子或一碗牛肉面。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机会，人们都无比兴奋地开始了行动。我和二弟每人从山上捡回了6个竹尾，然后拿出吃奶的力气把它们运到十几里外的供销社，按那里公布的每个8分的牌价，一共卖了9角6分钱，于是我俩一人买了一支铅笔、一个写字本，外加一瓶纯蓝墨水，最后还剩下5分钱。我们估计5分钱不可能再买得到什么东西了，便把它揣到口袋里，强忍着饥饿在太阳落山之前赶回了家。那一天，我们很累、很饿，但是也很兴奋。我当时觉得那就是魔术般的一天，就是那么短短的一天竟一举解决了让我们全家刚刚还在犯愁的学具问题，这不是颇有一点童话故事中那个要什么就有什么的魔壶的味道么。只可惜，那时我们很难巴望到这样的一天。

二

也许就是因为没有机会，缺乏锻炼的缘故，尽管从小就惊奇于商业的魔力，但我和二弟却始终没敢“下海去学游泳”，因此就只能自守一方早已为人不屑的清贫。不过，二弟到底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在一所大学的国际经贸系任教，几年后觉得课余很清闲就编起书来。他告诉我正在编一套有关商贸经济的丛书。我一听就为他担心，在眼下这种出书难的情况下，你一口气编出好几本书来，到时没有人肯为你出，岂不白费心血？可是没想到，他的书还没有脱稿就有出版社登门签约，准备隆重推出。他那套书之所以俏，就是因为与商业沾了边。今天，在“全民皆商”的风气驱驰下，几乎人人都想“下海去学游泳”，为了多一份成功的把握，便都急于掌握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出版社看好这个行情并拿出了商业策略，于是二弟的书歪打正着，成了抢手货。你瞧，商业与我们是多么亲近，有时确会把好运送到你家里。

可是，发生在我两个同学身上的事情则在让人感到富有戏剧性的同时有些哭笑不得。当年大学毕业时有两位同学和我一起被分配到同一个城市工作。几年之后，事情起了变化。其中的一位以难以想象的毅力面壁苦读，终于以其丰硕的学术成果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不久，从北京向我来信，要我帮他推销一本书，是学术方面的。平心而论，他那本书写得确实很不一般。我细细读过原稿后，几乎是不遗余力地向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帮他推销那本书，但最终仍然订者寥寥。由于订数达不到出版社的要求，他那本书终于未出，真是爱莫能助。与此同时，另一位已去海南经商的同学以十分自负的口气通过电话告诉我，他在那里发达了，不过因为时间很短，也就赚了80多万，买了房子，握有股份，儿子上了贵族学校。我想，凭他现在的财力满可以把博士的那本书出版100次，但是他决不可能把钱花在为别人出书上，哪怕就出1次。因为我从他的口气中得知，他对自己目前所拥有的财富还很不满足，更何况他在电话里最后对我说，今后要多加强联系，但最好是我打电话给他，因为他“下海”了，不比从前在机关，现在打电话得自己掏钱。你看，商业又是多么缺乏人情味。

三

这就是商业，它凝结着一般意义上的喜和忧、雅与俗、爱与恨、恩与怨。因此，它也把自己的命运布置在一条非常崎岖充满艰险和不测的道路上。

从商业在我国的发展情形来看，它决不是一个幸运儿。有时，它勉强可以遮颜过市，象个羞于见人的小媳妇，而有时它几乎完全失去了生存空间，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商业一次又一次成为各种社会问题的焦点，受到各种惊心动魄的历史性磨难。如果说社会是在一次又一次变革中获得进步的话，那么商业就是在历次变革中一次又一次沉浮。我们都很清楚，历次社会变革都无不涉及商业，而每涉及商业又无不是围绕着抑商还是重商来做文章，反反复复，以致到了本世纪，商品经济与非商品经济竟然差不多进行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惨烈交锋，最后才在世纪末通过发明不搞争论的办法总算从框架形式上为平息绵延了几千年的“战火”达成了某种协议。商业这才象一个被反复幽禁、长期面壁后终于破墙而出的“达摩”，难以自制而又慌不择路地突然间迸发了奇异的力量。

可见，在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人和社会对商业都是十分寡恩的。

我们知道，在历代著名的改革家中，管仲、商鞅、桑弘羊都是主张抑商的，尤其是商鞅，他在变法中把商人作为仅次于旧贵族的第二号敌人，加以严厉打击，声言要让百姓恶商。而管仲、桑弘羊本身就是出身商人或商人家庭，但当他们一担负起推动社会变革的重任时就毫不犹豫地站到了自己所出身阶层的对立面，把商业尤其是私商踩在脚下。后来的改革家刘宴、王安石、张居正才不那么笼统地抑商了，而是能够比较自主地利用商业来为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尤其是张居正还提出过“厚商而利农、厚农而资商”的崭新口号。不过商业远没有就此走上坦途，直到近代，谢阶树还在痛骂商业无耻，再后来（也就是我为一支铅笔犯愁的那个年代）商业更是成了“洪水猛兽”。

令人玩味的是，抑商也好厚商也好，除王安石之外，这些历史上的著名改革家们在当时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不管是抑商还是厚商，除管仲和王安石稍好一点外，其他人的个人结局都很悲惨，有的惨遭杀身之祸，有的身后蒙受奇耻大辱。这一切，绝不是商业使然，但是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商业与人乃至于与整个社会无法剥离的联系。不仅商业的存在状况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而且商业的渗入会让生活变得格外的复杂起来，几乎无论什么人都必须对成败、荣辱等完全相反的生活结局作出并没有多少把握的选择。

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商业总是既抱着幻想又存有戒心，在希望它为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惊喜的同时，又生怕一不小心被它出卖，落得个一败涂地的下场。因此，商业总是被人拥抱着诅咒。

四

尽管如此，商业仍然不断地创造出不仅仅是只属于它本身的奇迹。

最让人感到瞠口结舌的奇迹是2000多年前的大商人吕不韦创造的。他在赵国的都城邯郸做生意时结识了在那里作人质的秦公子异人，于是把这位公子当作“奇货”来“经营”。这位商业奇才认为异人“奇货可居”就不惜血本使异人获得了秦国的王位继承权。因此异人即位为庄襄王后便立即拜吕不韦为相，封他为文信侯，食雒邑10万户，而襄王即位3年就死了，朝政实际上就落到了吕不韦的手里，幼年继位的嬴政也就是秦始皇还得乖乖地称他为“仲父”。吕不韦用他那诡谲的商业谋略一举赚到了一个权倾一国的相国，也就是一个不戴王冠的国王，实质上就是赚到了一个国家。

与老辣的吕不韦相比，一位少年创造出来的奇迹就让人感到格外可爱。这位少年名叫帕布罗·圣地亚奇，他生活在美丽的西班牙北部山区一个宁静的田庄，谁也没想到他以一头羊（叔叔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作为最初的资本，竟在短短的二十个月里赚了600万美元，而这时他才14岁，如果他的财富能一直以这种速度增长的话，到21岁时便是世界首富。他为取得这些财富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把卖羊的钱省下来拿去炒股票，并未采用任何“手段”，他发财完全是靠自己的一种天才。

当今世界首富，美国的比尔·盖茨更是一位商业天才。他 19岁时毅然从只读了一年的哈佛大学退学，创办Microsoft公司，32岁时就赚了10亿美元，36岁时他拥有60亿美元的财富。今年7月17日出版的《福布斯》杂志公布1995年世界富豪排行榜，比尔·盖茨荣登榜首，他的财产总值达到了129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商业需要天才，也的确存在天才。比如“东方商人”孟乐川，他虽然厌读圣贤书，创办的“瑞蚨祥”商号却名震中外；再如沈万山，他在那江南小镇的小桥流水间神不知鬼不觉地悄然成为一个富可敌国的财神……

正是无数商业天才们神奇般的创造，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无忧无虑和丰富多彩。保罗·A·萨缪尔森在他的巨著《经济学》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拥有1200万人口的纽约市，每天需要各式各样的食品，而这些食品来自美国50个州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果没有商业活动，纽约在一个星期内就会陷入到饥饿之中。人们现在之所以能够每夜安眠而没有生活在恐慌之中，那就是商业的功劳。再说香港，那个美丽的小小港岛，面积不到中国大陆的百分之一，人口不及大陆的二百分之一却创造了相当于大陆六分之一的财富。数不胜数的商业巨子们把那个小小港岛营造成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购物天堂之一，从日本的各式电器到瑞士的精美钟表；从大陆的丝绸土产到巴黎的最新时装，在那里应有尽有。完全可以说，是商业把美丽的香港装点成一颗“皇冠上的灿烂明珠”。

的确，商业让我们这个世界的许多地方变得美丽，让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充实起来了。

五

今天，长期被提防被鄙弃的商业也终于为困惑已久的我们带来了生机，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每一个角落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而且差不多每一个人也都因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日前，与商业银行的一位老总到深圳去收账，住在一个比较简陋的招待所里，没想到竟有一位阔绰的老板前来造访。攀谈起来才知道，原来他是我们那里离省城不远但却并不富裕的一个县的农民，十几年前闯深圳，先是帮人打工，现在自己开了一家集团公司，在深圳有一家三千人的工厂，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自己既当董事长又当总经理，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大老板。前两年他回到老家去投资，在县城办了一家小型棉纺织加工厂，还在家乡捐资办了一所学校，因此名声大震，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他说，现在当个老板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忙，经过多年的开拓，主要客户基本上都固定下来了，一般情况下只要定期打一打价码，对一对账目就可以了，因此他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交朋友。从他的福态看得出，他的确非常潇洒，除了左额上一小块亮丽的疤痕还顽固地展示着他过去经受过的磨难和艰辛之外，其余的一切都好象他从来就是一个老板。他说老家来了人，可谓他乡遇故人，硬要请我们吃饭。盛情之下，我们被他带到一家四星级的宾馆。他在十分大方地点好菜后，便迫不及待地以十分自负的口吻告诉我们，过去他给香港老板台湾老板打工，现在台湾人香港人为他打工，出来做事总算没有给家乡人丢脸，上宾馆也要为家乡人争点脸面，请家乡的人吃饭就要吃好。果然不一会儿一人一碗鱼翅燕窝汤就端上来了，但这位老板却用调羹毫不经意地搅了搅，说汤做得不地道，要求换。大堂经理闻言，一路小跑进来，连忙道歉，好言解释后仍未得到老板的谅解，便立即命小姐把刚刚端上来的汤又一碗一碗撤换下去。讲老实话，我们没有人搞得清楚那汤是不是地道，但是这个小小的插曲让我们怔怔地领悟了一番老板的风采。席间，我们一直很投入地听老板滔滔不绝地大侃自己的传奇经历和所见所闻，比如他见到过哪些大领导，和哪些大领导的公子经常在哪些名人俱乐部相遇“吹大牛”；又比如他在香港如何消费，在美国如何大开眼界，回到老家又是受到何等的礼遇；再比如他怎样成功地进行公关，怎样有效地对付黑白两道，怎样不顾一切地解救被拐卖到深圳的老家女孩……我们心里都十分清楚他的言谈中有多少水份，但是我们也知道他现在并不在乎万把几千元钱而却非常需要找人尤其是家乡人摆摆脸，于是津津有味地听他一口气“吹”了三个多小时，直到我们酒足菜饱，他也过足了瘾，于深夜握别，目送这位老兄的豪华小汽车一溜烟钻进灯火阑珊处。其实，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象他老兄这种人可以说比比皆是，比他更富有传奇色彩的人也不胜枚举。四川的牟其中曾和商品一起被打进死牢（因发表有关商业的言论和贩买贩卖被判死刑）又和商业一起复活，从一个“死刑犯”成为一位名震中外的大企业家；江西的张果喜把自己的公司开到世界各地，从一个小木匠瞬息之间就变成了天上的一颗星（紫金山天文台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颗由他们发现的小行星）……这一切都活生生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不是魔术，却胜似魔术。

六

其实，商业是一把双刃剑。在它发出那些五彩斑斓的诱人光芒时，也会发出冷酷的寒光无情地把一些弱者逼入一种无可言状的深渊，那实质上是一种丑恶的人性在无耻地利用商业来发泄。

就在我从深圳回来不久，一位同事利用公休假回了一趟阔别多年的老家，但只住了一晚就非常沮丧地回来了。他对我说，心里特别难受。为什么呢，一方面他的老家实在太穷了，不说别的，单是看到家里人不得不每天饮用那池塘里既洗尿布洗马桶又洗菜洗衣还饮牛的泥巴水，就觉得那日子简直就不知道怎么过得下去。另一方面，他的老家也有不少人想摆脱可怕的贫穷，纷纷跑到沿海打工去了。但是远离家乡的打工汉打工婆打工仔打工妹们并没有找到金钱更没有找到幸福，他们在受尽各种令人想不到的欺凌之后，捎寄回来的是少许的钱和诉不尽的辛酸。我的同事还为我背诵了一些他的乡亲从沿海寄回来的信函，听之欲泪。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因此他很自然地和他的乡亲一起陷入到了一种深深的迷惘之中。

平心而论，迷惘的又何止他一人。象我们这个年龄层次的人，大都看过夏衍先生写的《包身工》和日本的电影《哦，野麦岭》，对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和打工的极度艰辛与痛楚具有一定的感性认识。但是，没想到发生在今天的一些事情仍然超出了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比如，武汉一家个体服装厂的老板把招来的女工囚在一间无门无窗的封闭车间里，不仅强迫她们终日劳作，而且还对她们施以各种非人的摧残，包括野蛮的性虐待，直到把人活活弄死。可怜的女工实质上成了女奴。比如，广东某地的工厂为防止工人出逃竟把他们反锁在厂内，以致一场大火把他们无缘无故地活活烧死。这些惨无人道的消息即使在公开报道中也屡见不鲜，人们也开始为之麻木了。然而极富讽刺意味的是，在数以万计的打工大军中，许多打工妹（妇）竟然靠为人不耻的卖淫而成功地摆脱了让她们厌恶的贫穷，而且还居然赢得了向来就无不痛斥“万恶淫为首”的乡亲的容忍甚至尊重。同事的老家不过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居然就有好几个十几岁的女孩在沿海以卖淫挣钱，当他阔别多年后回到村里，偶尔问起某某丫头时，没想到会得到一个认真负责而又非常自然的回答：“她到广东卖×去了。”就象说“她上大学去了”一样。他家的一个邻居让年轻的妻子去广东卖淫，几年后回来就为他买了一辆小中巴搞客运，小日子过得红火起来了。他望着曾在苦难中养育了自己的土地，心却凉到了冰点。无须讳言，在商业为社会增添着物质财富的时候，我们的精神家园里却溜进来了一群浑身散发着腥骚味的狐狸，再也驱赶不走。

七

对于商业所带来的一切，都不要大惊小怪。也许你因为买到了假冒伪劣商品而伤心，听到有人被电视机、高压锅、啤酒瓶炸伤，被假酒、假药吃死而悲叹、愤怒，或者受到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坑害，在劳作一年而一无所获时，只能仰天长叹，但是你仍然还得乖乖地去买各种各样的商品，既要买电视机、高压锅，也要买酒买药，还要买种子、农药和化肥……我们的生活每时每刻都离不开让人免不了有些胆颤心惊的商业。商人们正是利用这一点来大作文章，因而制造出无数人间悲喜剧。

对于千千万万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战争，然而在人类历史上商业却不厌其烦地制造或者说引发出战争。商业好象正是在一次又一次把人类拖入战火的同时才赢得了自身的跳跃式发展。人们也许还没有忘记“十字军东征”。在1096－1291年近2个世纪的时间里，西欧封建主、意大利商业主和天主教会组成“十字军”前后8次对东部地中海沿岸地区发动侵略性远征，尽管他们打着从“异教徒”（伊斯兰教）手中夺回“圣地”的旗号，但是他们的真实目的却再明白不过，西欧封建主企图掠夺新的领地和农奴；意大利商业主意在控制东部地中海的商业；天主教会则力求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财源。十字军东侵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到底还是为当时西欧的商业发展杀出了一条血路，由于长时间的战争开通了东西方的交通和交往，使地处东西交通要道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地发展成为当时繁华的商业中心。不知人们在那些从战争中崛起的商业城市兴高采烈地挑选自己喜爱的商品时可曾窥见过游离于琳琅满目的货架后面的怨魂？

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为争夺殖民地和市场，以取得军事上和商业上的霸主地位，早在15－16世纪间就与葡萄牙、西班牙、尼德兰和法国等殖民国家赤裸裸地在世界各地发动各种规模的商战。英国就是在这场无休止的战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为本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它在19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霸占着超出其本土140倍的殖民地，号称“日不落之国”。1840年，它为了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啃食中国这块“肥肉”，又公然发动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摧毁了中国人民美丽富饶的家园，掠走中国人民用自己智慧和血汗创造出来的各种财富。面对强盗的无耻行径，国力羸弱的清政府却无以抵抗，著名的儒商郑观应便竭力呼吁：以兵战对兵战，以商战对商战；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兵战治标，商战治本。但是他的这个著名的“盛世危言”并没有唤醒习惯于重义轻利，耻于言商的国人，在嚣张的商战中，把财富拱手相送给直奔商业利益而来的凶恶敌人，从而也翻开了中华民族的屈辱史。

与我们一衣带水，长期受我中华民族灿烂文明恩泽，甚至还与我们有着一定血缘关系的小邻居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就走上了用商业磨亮刺刀又用刺刀为商业扩张的道路，在50年间竟发动14场对外侵略战争，10次侵略中国。仅最后一次侵略就掠走我钢铁3350万吨、原煤5.86亿吨、粮食5.4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中国人民在8年抗战中死伤军民3500万，直接财产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血色的太阳旗并没有映出樱花的艳丽，而是高挑在刺刀尖上，放着凶残的寒光，那正是强盗在对别人的财富睁着血红的眼睛！

任何一场战争都是这样，不管挑起战火的人会打出什么样的旗号，但那被掩盖起来的或干脆赤裸裸地暴露无遗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攫取诱人的财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一切战争就根本没有缘由。不是吗？其实人们对此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尤其是冷战以后的中东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

真可谓战场是商场，商场如战场。

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集团与集团、人与人之间的一切活动都无不打上了商业的烙印。美国商务部长罗纳德·布朗公开称他要在国际上开展商业外交，这不仅仅表现为他个人的动机，说到底是商业社会对他提出的一种客观要求，而且还颇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味道。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政治已服从于经济，军事在服务于经济，甚至宗教也在某种程度上屈服于经济。为了各自的利益兄弟可以成仇，有了共同的利益仇敌却在相互拥抱，用一句商业行话来讲，就是大家都在做生意。一切都正在按利益原则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交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它给我们的感觉正如狄更斯所描写的英国在第一次产业革命时代的情景那样——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冬天，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

我们面前什么也没有，

我们面前什么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