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那漫长的下放生涯中，知青们无奈的耗着时光，熬着日子，蹉跎岁月。心急如焚的家长们，比知青本人还忧愁揪心，有的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绞尽脑汁，怎样才能让子女回城。我俩没啥别的办法，更无其他本事，只有顺其自然，听天由命。我想，天无绝人之路。但我盼望时世更迭。因为人们常说：“政策政策，时时刻刻。”我渴望真的如此。

       1977年的冬末，一声“春雷，”响彻了中国大地，人民日报发表专题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恢复高考，全国人民为之一振！这是“文革”十多年以来重建教育，大兴科技的冲锋号角

      在1977年那个寒冷的冬季，寂落十年的高考再度复苏，迎来了姹紫嫣红的春天。从此，“知识改变命运”的号角响彻这个寥廓国度的每个角落，与改革时代浩荡潮流竟相呼应。高考被停滞十多年来，第一次招收大学生，这对有求知渴望，追求深造的知青来说，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好机会，给了像我儿子这样的知青一条出路，而且是最好的出路。

       在多年残酷践踏文化教育，将知识份子贬为“臭老九”、“黑五类”的文革闹了十多年，一句话，读书无用论，这是当时的大环境，你不认也得认了，就是这样，这是现实。1977年冬天，那场中国历史上最为轰动一次高考，被诸多评论家称之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广大人们群众，更有“拐”不过弯来的感觉，大家没有心里和思想准备，在那文化被践踏，知识被贬低，读书无用论的十几年里浸泡中，人们不可能瞬间即逝。多年来，积聚了太久的希望，渴望了太久的梦想，压抑了太久的信念。

      就现在而言，每年一次高考，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件事了，无须要他人来动员。可想而知，为唤起全国人民，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恢复教育，重视知识，提高全民的文化水平和文化素养，号召青年积极参与高考，号召广大群众和知青家长，大力支持，因而《人民日报》发表专题社论，进行了全国性、全民性的大动员，成为当时国家的一件大事。

       由于“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儿子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学业高搁，几乎荒废。从发表社论至高考，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儿子当时大有措手不及之感，经家人鼓励，帮他树立信心，鼓足勇气，因为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根据儿子在高中时期的成绩，值得一搏。

       久旱逢春雨。恢复了搁置多年的高考，给历届高中毕业生提供了一条可以选择的金光大道，对上山下乡的城镇知青，更是天赐良机，人心思进嘛，纷纷报名，都想试试。

       复习，可成了报考知青的拦路虎。谁也不准请假，虽有《社论》全民动员，号召广大知青报考，到了地方基层单位，管你什么《社论》不《社论》，什么都变味了，根本没人理睬，“你吹你的号，我唱我的调”，简直不近人情，一句话：照常出工。厂方带队干部无权越过当地的公社和大队部的领导权限，望着报考的知青，只好干瞪眼，两手一摊，满脸无奈，表示同情。

       报考知青，只好牺牲每晚睡觉的几个小时，争分夺秒，白天出工，夜间复习。知青点宿舍晚上按时息灯，有灯不准用，穷则思变，儿子他们购来煤油，自制粗糙的煤油灯——一个小玻璃瓶，盛上煤油，瓶盖上钻孔，插入棉纱或布条，点上颤颤微微的灯光，于小小蚊帐内攻读。油烟弥漫，蚊帐薰黑已不在呼，更不心痛。为保护鼻腔咽喉，面带口罩；寒冬腊月，饥寒交迫，三更半夜，只为高考，有的知青通宵达旦，条件之艰苦，无须我描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为帮助知青们解决复习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厂部出于关心，专门派出工程技术人员，陈昆泉当老师，坐镇知青点，数理化全面辅导，多功能服务知青，生活上和知青同甘共苦，深受高考知青和家长们的欢迎和好评。

        复习，光靠高中时期的课本和作业，知识面窄，深度不够。那种年代哪有复习资料可寻。由于“文革”的灾难，我过去藏有的文史类的书籍，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都被“焚书坑儒”了，愚昧之极，后来得知，我心痛不已。幸亏我在沈阳化工学院读夜大时的数、理、化课本还有部份留存。但由于沉睡年代已久，书纸变色发黄，墨迹淡化，南北搬迁，我未丢弃，随身携带，几十年舍不得遗弃的旧书---母亲读过的书，想不到22年之后还发挥了它的余热，成了儿子高考的主要复习资料，充分体现了珍藏书籍的价值。

 

       二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祸不单行。事情就有这么凑巧，知青大队要抽调武装基干民兵赴邻近公社挖山开荒，须抽调骨干力量参加，共抽调5人，儿子是其中之一，而且次日出发，厄运降临了！本来就时间复习，就连夜间那一点点“要命”的复习时间，都被剥夺了，在这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给了儿子当头一棒，如五雷轰顶，脑袋爆炸，小小年纪，无人商量，孤军奋战，如此重负，几乎崩溃。他不知所措，要求请假，被严词拒绝。此时此刻他回忆曾参加过一次开荒挖山的情景，从天亮到晚上天黑，中午吃饭送到山上，晚上回来筋疲力尽，而且天已漆黑，申手不见五指，那里还没有电灯，看书复习功课，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事，可怕，太可怕了！

        邻近公社的水利建设，说是邻近，坐公社的机帆船1天才到，劳动就是挑土，建造堤坝，当时青年点派去了3个人，从早到晚的挑担子、挖土方。睡觉大地当床，躺在农民家潮湿的地面上，55天，根本不知道农民家的房子是朝南还是朝北，因为出工的时候还没天亮，收工的时候天已经大黑了，55天没有理发，回来时俨然变成了劳改犯，55天只吃过一次肉，还是青年队带队干部去看望我们3人带去的一点猪肉，开开荤腥。由于挑堤坝是光脚，脚板和脚趾触地部分老茧极厚，致使连接部分不停地被撕裂而流血，有几个同龄人吃过这般人间苦呢！

        一想到那种画面，一个坚定的念头出现：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去！坚决不去。他知道，如果这一去，高考的美梦，被击得粉碎，彻底完了，一切都完了！这关系到我一辈子的大事，时间是前途，时间是命运！怎么办？怎么办？儿子的脑海里有千个万个怎么办？简直乱成了一团！硬碰硬，胳膊扭不过大腿，可能被取消高考资格，软磨硬泡，更是无门，总之，得想一个合理又能实行的有效办法，无奈之下想到下下策：苦肉计。自伤！

        下午，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同宿舍的好友铁哥们白某，他说：“老弟，我一定全力配合。”就这样，儿子冒着得破伤风的危险，看着钉在木板上的几个大钉子，心里发毛，试了两下，不敢。过一会儿，带队干部要求5人赶快准备好，带好武器（他是武装民兵持有自动步枪），想到次日天明就要出发去挖山开荒了，没有任何选择，事情逼到了这个份上，只好铁了心，拼了命，将自己的脚往有铁钉子的木板上用力一踩，顿时脚板下鲜血直流！铁哥们吆喝：“啊，你怎么不小心呀，踩着钉子了，糟糕！出事啦，我来背你。”儿子紧咬牙关，忍着剧痛，铁哥们立即背着他向大队卫生院奔去，赶紧进行包扎。由于好友配合默契，成了一次很正常的自然事故。（我是后来知道的）

        儿子用自己的鲜血，争得了宝贵的一个月复习时间，以鲜血和伤痛为代价，冒着得破伤风致命的危险，终于换来了跨进大学校门的通知书。是这一脚，踩出了自己的光明前景，就是这一脚，跨入了知识份子行列；还是这一脚，在弟妹们心目中树立了自我追求，坚韧不拔的兄长榜样。小儿子曾不止一次的讲过：“哥哥这一脚，不但踩出了自己的前途。还带出了姐姐，姐姐又带出了我的连锁效应。”

        为了儿子能考出较好的成绩，作为母亲，我尽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和努力。我利用我在科室工作的有利条件，翻阅了当时的几种主要报刊、杂志，查找和摘抄了国际国内的重要新闻和时事，为他考政治争取每一分；帮助和提醒他，作好了几篇作文题的构思和遣词造句的初浅准备，为语文考试赢得了时间。同时，请来我同科室的原北大化学系毕业的陈同志，为儿子的高考做好心里调适，以及考场如何临场发挥，共同研究如何填报大学志愿书，提供了很好的有价值的参考意见。我们采取的这些措施，不可质疑的给儿子的高考多少助了一臂之力。

 

       三

       永修县高考点设在柘林水库。1977年12月中旬，正值寒冬，奔赴考场，自带被褥，住宿三天。江上公社用肮脏不堪的拖拉机，将青年队报考的知青拉到了一所学校考点。睡在教室，无床无板，泥巴地面，一脚踩下，灰尘四起，生活住宿条件简陋得叫知青家长伤心落泪。尽管如此，简陋的环境，丝毫未减他们面对考试的坚强决心和信念。在他们看来，环境，已算不了啥，没人去计较，也没心思去计较，就是说，无暇顾及环境的简陋和生活条件的艰辛，再苦也不重要，更不在乎，因为他们全身每根神经已全神贯注到了“高考”二字，百米冲刺，决定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在乎的倒是如何打好这场决定命运的大考试。

        这场震撼全民的高考，总算结束了。考生心中无底，自己考分不知，录取线无从知晓，一切蒙在鼓里，只好焦急等待。当时阅卷登分，招生投档等一系列工作程序均在极其神秘，戒备森严的封闭状态下进行。无法打听到任何信息。现在看来，虽无透明度可言，但当时还未刮起送礼、收条、走后门等不正的歪风，百姓认为那是一次相对公平公正的考试。考生和家长只有安分守己的、眼巴巴的干等待，沉默的、傻乎乎的等待，一片茫然。

       还有一件事叫人担心的是，就是招生人数太少，全国570万知青报考，争夺只有27万个大学生名额，几乎是30：1。在十几亿人口的大国里，几亿青年中只有20多万人被录取，风毛麟角，不成比例。看到这一报导后，我的心都凉了，我还只能凉在自己的心里，唯恐影响儿子的情绪，考生和家长无一不是在心口上悬着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

       青年点休假几天，儿子考试后回家，本想松松脑子，恢复体力，没想到反而更加忙乎了起来。那天，儿子刚迈进家门，没有落座，将书包往我手里一扔说：“妈，我这次考试可能不理想，加之录取比例小，把握不大，要作好再考的思想准备。据说明年(1978年)要加试英语，我马上去请教常老师，以备明年再战。”他马不停蹄地去了当时的厂广播室，找到了在无线电知识方面曾帮助儿子启蒙和引导的常老师。常的自学英语很好，成了七二Ｏ爱好英语考生的业余辅导老师。

       等待高考结果的心情是焦急的，揪心的，实在不是滋味。由于儿子已经作好次年再战的思想准备，心情多少还比较平和。

       一天，儿子将自己答题的具体细节，与在青年点当辅导老师的陈昆泉交谈，经陈老师的仔细计算，和粗略评估，他预感可能有望，略所思地对儿子说：“据我的分析和判断，你很可能有录取的希望，功夫不负有心人，耐心等着吧！”陈老师的话语，无疑钩起了儿子一点美好的期盼，企求上帝，“降旨”我家。

 

       四

      1978年新春佳节即将而至，年关岁月，知青点收到了首批录取通知书，共录取五名。大学本科两名——理、文科各一名，首名理科就是我儿子，另一名文科是高某。中专录取三名。1977年的高考，江上公社2百多人参考，只考取了一个大学理科生，人们说，是百里挑一，这是一个月的辛勤努力和鲜血换来的丰硕成果。

       厂知青点高考被录取的两名本科、三名中专的喜讯，在七二Ｏ厂内不胫而走，五名知青家长，无不欢天喜地，奔走相告，心里比蜜还甜，一时间成为全厂职工家属，谈论的热门话题：谁家的儿子考上大学了，李家女儿上中专了，知青点考取了四五个呀，是知青点的光荣，也是七二O厂的光荣。。。。。。大家都被录取的喜讯所感染，全厂职工家属共同分享录取的喜悦。我路遇同事和好友，都向我祝贺和恭喜，远亲近邻来信和探访，“你儿子不简单！不容易！”“你家中了状元了！” 等等夸奖儿子的赞语一时不断。

       是的，不简单，不容易，儿子为家人争了光，添了彩，全家人为他跨进大学校门兴奋不已。大儿子成了我家第一位大学生，作为父母感到自豪和欣慰。老二和老三闻讯，哥哥要上大学了，更是乐开了怀。大儿子成了弟妹们心中的偶像和榜样，在弟妹的学习和成长过程中起到了兄长应有的示范作用。

       当时，正值“文革”后第一次国营企业职工调升工资。我从1956年就是50多元的月工资，拿了整整23年，人生有几个23，未升过级，没加一分钱，真可谓几十年如一日。此次调资我又靠边（说什么重点是50元以下的低工资），我等了23年，此次落空，又得何时？我心中不免惆怅。拿了大学入学通知书的儿子，看出了我内心的惆怅和心思，特地以安慰的口吻对我说：“妈，工资能升当然好，升不到，也不要太在乎，就别去想它，看淡点。我考上了大学，等于你升了几级，你说是吧！应该高兴点！”

        看来，儿子长大了，懂事了，成熟了，不愧是大学生的儿子，他的话语虽不多，但道理简单明了，说得好，讲得对，儿子有了前途，比我升一级工资，强十倍、百倍。顿时，我心境豁然开朗，我为有这样心明事理的儿子，心胸得到了极大的欣慰。我们全家在大儿子被录取上大学的喜庆氛围中，度过了一个轻松愉悦的、快乐兴奋的、不寻常的1978年新春佳节。

        几家欢乐，几家愁。正值迎来1978年春节前夕，还未收到录取通知和没有通知书的考生，当然包括家长，他们情绪低落，心神不定，心不在焉，春节过得毫无喜庆气氛。记得，一同下放的徐知青，他心情十分沉重地对我儿子说：“我究竟有无通知书，不知问谁？只有天知，哪有心思过什么年，心头堵着沉重大石，度日如年，连我父母都搭拉进去，年味全没了呀！全家倍受煎熬。”一直处于哀惋期盼之中的他，就在年后的一天，也是他即将失去信心的同时，意想不到，邮路传喜讯，鸿雁送佳音。邮局送来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堂堂的“北京大学”呀！他说：“眼看你们做入校的准备，我心都碎裂，快崩溃了，不掉苍天有眼，没有遗漏我。”戏剧性的转变，令他喜出望外，迟到的喜讯，叫他惊叹不已，好事多磨，感慨万千。

        1978年3月2日，天气晴朗，寒风萧萧。这天是儿子到大学报到的日子。正巧，首批录取的两名本科均是同一学校，又在本市，那天，由厂知青办专派一辆卡车，我们两位家长和辅导老师，怀着母子之情，师生之恩，喜送两位知青进了高等学府深造。

        从此，儿子离别了上山下乡的知青点，完成了初入人生，艰苦磨砺的第一站，开始了另一人生旅途的大学四年的校园生活，圆了自己的大学梦，成了我家第一位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