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纪的去世，我才真正明白发小的含义。

      纪和我同村，而且同年同月生。那年村里生了四个小孩，两男两女，更让人称奇的事，四个小孩的出生时间间隔正好为一周。纪比我大一周，从辈份称呼，我应叫他舅舅，因为同龄人的缘故，我只叫他的名字。整个村里只有两个姓氏，纪他们那一姓是我奶奶那边的亲戚，另一边就爷爷这边的姓。所以，整个村庄的人都有点沾亲带故，因而多年以来，尽管经济条件不富裕，但大家相处一直很和谐。

       小时候，我就和纪，明玩在一起，亲密无间，可以称为“铁三角”。明比我们大一岁，但个子比我和阿纪高很多。因为明的母亲，也就是我舅奶奶个子也很高，这就不难理解明的高度了。但是明很瘦，我和纪经常笑他为“长豆”，不过还真有点名副其实。纪皮肤很白，白得有点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加之长得很帅，这一点让我和明很羡慕，帅哥的外号自然就落在纪的身上。我呢，个子有点胖，而且力气大，很会打架，人称为胖子。平时我们三个人几乎形影不离，好得连彼此的大人都有点羡慕，有时就连睡觉我们都在一起。不过，在我家里睡得比较多，因为我们害怕纪的爷爷那双冷酷如冰的眼睛，以至我们不敢正视他一眼。那时候，没有什么玩具，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一起放牛，一起打架，一起上山砍柴，一起下河捕鱼、、、、、、平静和谐的村庄有我们三个人身影，总是不得安宁，一会儿小儿被弄哭了，一会儿弄得鸡飞狗跳。不仅如此，我们还经常和邻村的小朋友打架。当然，打架是我的强项。我们打架不用器材，基本上以摔跤为主。明个子高，重心不稳，人家一个拌腿就可以解决了，无疑是不适合于摔跤的。纪的力量不够，其中我的力气最大，自然我就成了摔跤的主角。另外我有一个特别的个性，我不怕输，越输越摔，一直要摔到赢为止。记得有一次我和村里一个比我高大的小子摔跤，开始时我摔不过他，但我总不服气，于是一直缠着他，我们两个从操场摔到水田里，两人基本上面目全非，一身泥浆。田埂上全是围观的村民，纪和明在一旁拼命地为我摇旗呐喊，连声音也嘶哑了。当我气喘吁吁地把对手死死压在身下的时候，耳旁响起了一片掌声。从此，我们三人成了村里的小孩眼里的孩子王，只要我们三人出现的地方，保准后面有一群小屁孩跟着，这样的场景我们自然很享受。

      后来，我们上学了，正好三个人分在一个班，而且我们三人的成绩总是位列前茅。虽然成绩好，但因为太过顽皮，总免不了老师的处罚。学校位于村庄后面，三五分钟就可以到了，但我们三个还是经常迟到。不过，我们会选择时机进去，每当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偷偷地从后门进去。明和纪个子比我高，座位在后面，而我个子不高，座位在最前面。每次进去的时候，总是被老师发现，自然明和纪也逃不了。结果，我们三人只好面对同学一字排开站在讲台一边旁听。有时趁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我们三人开始表演起“哑剧”或“滑稽剧”来，同学们的哄笑引来了老师更严历的处罚。整个小学阶段，我们三人在老师的惩罚中慢慢地成长起来。小学毕业后，明和纪考取了镇里最好的中学，而我去了县里上学。于是我们三人聚少离多，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才有相聚的机会。每当我从县里回来经过镇上的时候，明和纪总是在镇上街头等我，然后我们一起回家。那时，经济条件不好，当然能省就省点，回家的时候，我们总是搭运煤的货车回家。那时的货车司机学雷锋的不多，不象现在招一下手，可以招到便车。所以我们只能采取偷爬的方式，我们老家的煤矿比较多，但是马路不是很好坑坑洼洼。我们于是选择上坡的位置，因为车辆上坡的速度会放慢。我们一边助跑一边从后面爬，也有胆大的从驾驶室那边爬。从驾驶室爬，司机往往会骂人，不过只要你爬上车了，司机骂完也就过去了。爬到车厢一看，车上人数不少，基本都是学生，还有一些农民，毕竟一两块的车费让我们还是挺高兴的，尽管危险系数不小。三年下来，我们爬车的技术不亚于电影里铁道游击队队员的水平，现在想起还心有余悸。那时的我们最大的期盼就是寒暑假，尤其是暑假，是我们最开心的时期，最主要的我们可以赚外块。天气一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卖冷饮。我们村是几个县交接之地，但距离本县城比较远，于是我们往往会到邻县的县城里去批发冰棍雪糕。另外还有一便利的条件，邻县的煤车经常经过我们的村庄，这些货车就成了我们的免费交通工具。傍晚的时候，我们一人背一个白色泡沫的箱子，里面放几件棉衣，然后在马路上坡的地方等待煤车的到来。因为是货车是负荷的，相对来说，我们爬车会容易很多。当我们到了邻县县城的冷饮批发点时，已是深夜了，于是我们找来一些稻草或破草席之类随地休息。批发点是个旧学校，操场上挤满了人，都是过来批发冰棍的，有熟悉的口音也有陌生的，尽管是在外乡，但大家还是能感到一丝温馨，因为来的人大多是我们同龄人和学生之类的。凌晨四、五点的时候，冷饮厂开始工作了，我们进好冷饮之后接着爬上货车往家赶。回到家后，已是上午了，于是我们洗漱一番，三个人分头在邻近的村庄叫卖，时不时会碰到一些卖冷饮的学生，相互之间也会交流一番体会。到中午的时候，随着气温的上升，冰棍雪糕开始融化了，于是不得不下整价格。在农村卖东西，只要价格低一点不愁卖不出，即使冰棍化成了水也会有人要。只要花几分钱就可以卖到一大碗的冰棍水，那些大爷大妈无疑是最开心的，尤其是那些小朋友捧着碗舔了又舔。这样一个月下来，可以赚到一百多元钱，至少一个学期的学费可以到手了。不过，我倒没有卖过多长时间的冷饮，因为家里人不让，担心爬煤车太危险了。多年过去了，我仍能想起当年我们“走江湖”的点点滴滴，尤其是在煤车上摸爬滚打的模样，稚嫩的脸庞总是沾满了混着黑色煤屑的汗水被染成大花脸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一切辛苦劳累在大家的取笑声中早已悠然而去。

      初中毕业后，让我意想不到的事，纪竟然辍学了。其实纪的学习成绩是不错的，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纪的父亲在县粮食局上班，不过很早就病退了，但相对来说，在村里还是上等的水平。纪有一兄一弟，纪的父亲病退后，纪的哥就接班了。在纪临近初中毕业的时候，纪的父亲因病过早离开了人世。纪辍学后，听说去了广东，渐渐地彼此的联系也少了。在我上高中的时候，纪突然回到了县城，和我两个堂兄合伙买了一台烘烤机，做面包蛋糕之类的。纪的店离我上学的地方不远，周末我时常会过去玩，刚开始他们做的面包蛋糕真的不怎么样，可能是火候掌握不好，面包时常被烤糊了，结果我成他们第一个顾客，尝着那着焦味的面包，我还是感觉很甜蜜的。我有时会笑他们是我们村里第一批资本家或老板，纪听了，眼里充满信心。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后，他们的技术越来越好，我很多同学都成了那个店的常客。纪他们毕竟不是资本家，因为马克思的关于资本家的含义是：资本家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本来阿纪他们为人大方，朋友又多，所以价格总是很低廉。两年后，纪他们在收回机器的成本后就解散了。尔后，纪再次南下广东。

      我在高中毕业后，去了部队，关于纪的消息就更少了。在我上军校的时候，听家里人说，纪结婚了，纪的老婆是同村的一个女孩，并生有一男一女。由于没有多少文化和技术，纪在广东混了一段时间就回家了，迫于家庭和生活的压力，纪只好到私人煤窑去挖煤。私人煤窑不象现代化的煤矿，有轨道车进去，机器化开采。私人煤窑往往是一些高度不到一米的洞子，没有任何支撑，很容易塌方，只能四肢着地爬出爬进，腰上系上一根很粗的皮带，后面拖着一个椭圆形的铁筐，铁筐下面是两条向上翘的椭圆形的铁条，有利于减少地面的摩擦力。矿工们头带一个矿灯，捎上简单的挖掘工具，綣缩着身躯半坐半蹲在一个狭窄的空间挖煤，等够了一筐煤就拉出来。一天下来，收入倒是挺可观的，但前提是必须要有强大的体质。在夏天的傍晚，村庄的水库里经常看见一些除了眼球和牙齿是白色的，其它部位全是黑漆漆的大人在洗澡。纪在这样的环境中坚持一年后，随后就病倒了。经检查，是心脏方面的疾病。纪得知自己的疾病后，心情总是很坏，眼神射出是一丝丝冷酷的光芒，曾经的乐观和微笑很少表露出来。这让我联想起多年前纪的爷爷和父亲，在小的时候，我和明到纪家里去玩。纪的爷爷很少说话，倒是一脸冷峻的眼神让人寒颤。纪的父亲也是一样，这种现象让村里人一直很纳闷。直到纪的疾病确诊后，我才知道真正的原因。纪患的病与他爷爷和父亲的病是一样的，不幸的是纪也遗传了这种可怕的心脏病。这种病最主要是休息好，不要劳累，不要生气，就可以延长患病的生命。到现在我才想起，原来纪脸庞的白皙是一种病态表象，因为心脏问题，血液供应不足，加至劳累，病情恶化很快。后来，纪到长沙湘雅医院检查后，医生说只有手术病情才能好转，但昂贵的手术费对于那样的家庭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幸好在全村人的捐赠下，终于凑足二十万元的手术费，手术过后，纪的病情好好转了很多，微微泛红的脸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可不久过后，纪的病情再次加重，听说纪的老婆和她的一个初中同学来往密切，这一消息无疑让纪的病情雪上加霜。在一个阴雨绵绵的夜晚，年仅三十出头的纪含恨离开了人世。听说纪临终前一直睁着眼睛，愤怒的眼神让在场的人都感到难过。纪去世了不久，纪的老婆也恨心地抛下了年幼的子女与她的同学私奔去了浙江。纪的老婆成了恶毒的代名词，成了村里口诛笔伐的对象，就连纪的岳父点和小舅子也无法容忍，与她断绝了来往。之后，各种关于纪的老婆版本的谣言在村里四处传起。在村民的帮助和关心下，纪的一对子女生活还算不错。纪的女儿是老大，已经上小学了，虽然年纪小，也很懂事，但从她那双清澈的眼睛中可以找到同龄人少有的忧郁。纪的儿子才三、四岁，每天跟着年迈的奶奶在田地里跑来跑去，一副无忧无虑的顽皮模样让村里人看了即心痛又心酸。

      有一次回家的时候，在县城遇到了明。聊着聊着我们谈到了纪，明跟我说起过纪的一件事。在我参加工作后，纪曾经向明打听过我的联系方式，想到我这边走走。但当时明也没有我的联系方式，所以也就不了了之。其实，那时的纪家里很困难，想来我这边看看能不能找点事做，但最终纪还是羞于出口。听到这里，我的内心受到了强烈地震动，思绪陷入深深的沉默之中难以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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