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怎样开启教师生涯的大门
        
    我由一个普通高中毕业生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小学教师，回忆那二十多年教师生涯的酸甜苦辣，现在仍然历历在目。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姊妹六人，我是老大。六十年代中期，我从离家十几里路的一所县中学初中毕业后，在大部分同学都被安排就近读“半工半读”技校的同时，我和另一班级的一个女生被幸运地分配到了一所市医士学校。入校报到后，我被安排学中医。也许是没有从医之缘吧，进医校学习半年后，因响应党中央“返校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又返回到了原来的母校。
       
    在其后的“返校复课闹革命”运动中，我们这届三个班共二百来号初中毕业生无课可上，只有天天在校“闹革命”。因为父母的坚决阻拦，我没能加入任何派别的造反组织。每天按要求参加学校文艺宣传队的排练和演出。 好不容易熬到了“复课闹革命”运动的结束，等来的却是三届初中毕业生一同进行升学分配的紧张局面。在那一切中等专业学校均停止招生，且普高升学率不到百分之十的情况下。根据当时普高招生的条款要求，我由学校与父亲所在单位双方推荐，幸运地安排进入了母校当时独设的高中班继续读书，于七十年代高中毕业。
     
    由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全国还没有恢复高考制度。高中毕业后，大多数同学仍被安排下放农村锻炼，我有幸被安排留在家待业。两、三个月后，一个离家不算远的市属单位招工，并点名要招我进厂当教师。于是，就找到我和家人征求意见。一听到这消息，我的父母亲及五个弟妹们高兴地跳了起来。在那个年代，读书出来能分配个工作，那简直象是中了个状元似的。看见那些同学一批又一批地下放农村，对于这样一个好机会，我哪有什么挑剔可言。特别是从小对我痛爱有加的父母亲，一直以来最担心的就是怕我下放农村，当听说有就近的单位要招我进厂工作，高兴得心里简直乐开了花。于是，经过全家人的同意，招工进厂就基本这样定了。
      
    第二天，我母校的校长找到我，告诉我说学校准备安排我去上大专，是一个“社来社去”读大专的指标。学校根据需要，经过讨论决定，派我去本市一所师专学习音乐专业，两年毕业后回校任教。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跳舞。在学校，我是文、体活跃分子。在我心里也曾多次盼望能有一次专门学习音乐的机会。在那么多毕业生里，学校将这仅有的一个深造的机会给了我，且又不用担心毕业后工作分配的问题，这是其他同学所望尘莫及的。然而，此时的我，对于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却高兴不起来。家里弟妹一大群，个个都在读书，父母亲能让我这个大姐大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够恩惠了。我如果还去读个大专，望着日夜辛劳的父母，想着父母为我即将要被招工那喜笑颜开的样子，我于心不忍。如果没有那个招工指标摆在眼前，我可能会欢天喜地、心安理得地去读这个大专。经过掂量之后，我谢绝了校长和老师们的好意，放弃了那次深造的机会，放弃了我人生的追求，无奈地选择了早点为父母分忧。于是，我懵懵懂懂地被招进了那个离家不远的市属工厂，走进了该厂的子弟小学，当上了一名代课老师。开启了我教师生涯的大门。      
       
    二.  初入教师队伍遇到的艰难

    这是一所由相邻两厂合办的子弟学校，刚刚筹建完毕。校址设在两厂通往外面的一条要道旁的一块平地上，整体布局还很不错。两厂当时一共仅派了四个教师，学校由我厂政工科直接负责管理。在我们四个教师中，有一个张老师是本厂政工科高科长的夫人。原本在一所中学里教高中，为照顾夫妻关系，刚调进厂子弟小学。张老师是天津人，两口子一同毕业于哈尔滨大学。还有两个男老师是以前从事过教育工作的老教师。学生有一百多个，都是两厂的子弟。根据学生的报名人数和老师的的搭配情况，学校共开设五个年级，四个班。其中一、二年级合为复式班。在商量排课时，几个老师见我刚从学校毕业出来，年轻、活泼，又懂拼音。就决定让我但任一、二年级复式班的班主任，包教本班语文和数学，同时，但任全校的音乐课教学。我是刚从学校出来的普高毕业生，既未经过任何的专业培训，更谈不上有什么实践经验，是否能但当得起这一重任，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没个底，但我还是满怀热情地接受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项工作干好，绝不能辜负当初厂领导招我进厂的一片期望。
      
    经过几天的准备工作，迎来了开学的第一天。在我所担任的这个复式班的教室里，两个年级，四十多个学生。我安排孩子们按年级分别坐在教室的两边。第一堂课是我的语文课。快上课了，只见走廊的窗户外面围有很多学生的家长。看着这么热闹的场面，虽说我平时经常登台演出，胆量应算可以。但登这个讲台，我却还是第一次。此时的我不免有点胆怯。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硬着头皮走进教室。首先，向学生们简单的作了一下自我介绍，并讲了一些有关规定后就直奔主题。我让大家把书拿出来，布置一年级小朋友自己先预习今天要学的课程。之后，我即到另一边给二年级授课，布置作业。再转到一年级这边来讲课。待两个年级授课完毕，基本上快下课了。我利用下课前剩下的一点点时间，让两个年级分别看着黑板两边的板书，复习今天所教的内容。然后，查看两个年级完成课堂作业的情况，并进行个别辅导。不一会儿，下课铃响了。我刚走出教室，只见家长们热情地上来和我打招呼。见他们那神情，倒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之后吁了口气似的。第一堂课就这样在学生家长们无意的监督下完成了。
      
    屈指一算，很快就要放寒假了。期末考试结束，我所任的复式班，两个年级的成绩出奇地理想。几个月的授课，基本上都是在一些家长自发的窗外旁听中进行的。他们对我在授课中，口齿清楚，声音响亮，普通话准确以及对学生的耐心，都给于了高度的评价。经过几个月的教学及家长们的赞扬，坚定了我对教育工作的信心。在全校音乐课的教学中，我的歌声以及我那孩童般的性格所致，全校的孩子们都喜欢上了我这个犹如大姐姐似的老师。每当课后，我的身边总是围满了那些活泼可爱的孩子们。特别是女孩子们，她们对我无话不说，甚至做了个什么梦也要告诉我。冬天的课后，一旦见我站在外面坪里晒太阳，便有高年级的一些孩子们立刻主动地从办公室里搬来我的椅子让我坐下。孩子们这些天真的举动，加倍了我对教育工作的热爱。尽管我不是什么专业师范学校毕业出来的，也绝不能辜负孩子们对老师的这片热爱之情。
       
    几个月的工作相处，我和张老师成了姐妹般的好朋友。张老师大我十来岁，她专门管我叫“小妹”。由于我当时还没有结婚，住的是集体宿舍，吃的是大食堂。张老师经常邀我到她家去一块聊天，一块吃饭。他们夫妻俩生有一个五岁的儿子，是个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两口子很好客。他们平时最喜欢包饺子吃，每次吃饺子都少不了叫上我。每当和张老师一家在一起，那和谐的气氛让我感到犹如在父母身边一样，有一种家的温馨。记得有一次在张老师家吃饺子，他们用一个好大的盆蒸了一条两、三斤重的鲤鱼，一上桌，高科长就把一块好大的鲤鱼嘴夹放在我的碗里，并象念快板词一样说：“鳙鱼头，草鱼尾，鲢鱼肚皮，鲤鱼嘴。这些部位是各种鱼的精华所在。”还对我说：“鱼做好了当餐就要吃完，留到第二餐就会有腥味不能吃了。”总劝我多吃一点。张老师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是个性格开朗、落落大方的人。因为他们夫妻俩是南北结合，在日常生活中免不了要为一些方言而产生误会，闹出些笑话。张老师告诉我说，有一次，她吩咐她丈夫去借个磬来，准备把米舂碎煮粥喝。因北方人所说的这个“磬”音同于南方方言中所说的“秤”，于是，高科长就事与愿违地去借来了一杆秤。气得张老师哭笑不得地说：“我让你借个‘QING’，你咋借杆‘CHENG’？”我听了之后捧腹大笑。在我和张老师一块共事的几年里，张老师不仅在生活上给了我极大的关照，更重要的是在我的工作和学习中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和指导。记得我俩为了练好钢笔字和毛笔字，我们买来练字本，约定每天每人利用课余时间各写两页字，然后，我们就象给学生改作业一样，互相批改。让我仿佛觉得又回到了学生时代。从张老师身上让我懂得了不少做人的道理，学到了很多学校所学不到的东西。她是我教师生涯里的良师益友，是我至今难以忘怀的好大姐。后来，张老师跟随高科长一块调往上一级单位工作，早我两年调出学校。尔后曾来看过我几次，并买来了玩具和很多吃的东西送给我的两个孩子。
      
    学校开办的两年后 ，随着生源的增加，教师队伍由原来的四人增加到十几人。两厂为加强师资力量的建设，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除经常在本校举行公开课之外，还经常安排老师到外校听课、培训。有时还要接受一些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来校实习的任务。同时，经常对教师们进行不定时的文化知识考试和业务水平考核，并张榜公布成绩。记得有一次，不知厂里是请的什么高人给我们出考题。只见在一份语数各占50%分的合考卷子上，印着密密麻麻的几大板有些怪异的题目，让我们这些教师来考。我当时靠瞎蒙得了个68分，是此次考试成绩中的最高分。自教师考试成绩公布以后，家长们一片哗然，意见纷纷。教师们也搞得人心惶惶，脸上无光，无心上课。我是个刚进教师队伍不久的代课老师，觉得压力更大，也不知道厂里以后还会出些什么怪题来考我们。见教师们几进几出地被频繁调动。心想，唯恐哪一天被人踢出去的话，那将面子全无。于是，我再三要求调出学校工作。不知由于我会瞎蒙，还是命好。每次不论是文化考试，还是业务考核，我的成绩总是还算过得去。在教学实践中，我的组织能力和教学能力又一直被老师们和家长看好。所以 ，无论我怎么要求调出学校工作，也未能得到批准。
        
    后来，单位借用我母校的教室与外校合办初中班，按要求两校要互派老师共同任教。单位就派了我与其他三位男老师前往初中班教学。当时，我是被派去担任初中的语文课教学。在开学前，正赶上全县举办《初中语文老师教学培训班》。我奉命前往一百多里路以外的一所县五七大学参加学习。那时，我的女儿还只有一岁零一个月，单位并不知道我肚里正怀着已有四个月的儿子，我也不能声张出去。因为那个年代，国家也已提倡按政策计划生育，生第二个孩子必须隔上三、五年。所以，听说要调我出来任教初中班，真可谓是天助我来到了世外桃源。安排我去培训学习，更是一个没有教师文凭的代课老师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我二话没说，独自一人提着行李，一路颠簸，转了两趟车，下车后又艰难地步行了十几分钟的山路，终于疲惫地到达了指定地点。原来，这个学校设在一个山沟里，可真算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在那为期一个月的教学培训中，我虽然学到了不少的有关知识，但是，我和肚里的孩子却吃了不少的苦头。由于妊娠反应，我每餐吃不下饭，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山沟里，连个小卖部都没有，更别谈买什么好吃的东西，加上繁重的学习任务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时不时感到头昏眼花。同班的学员们看我每餐都不吃什么东西，总以为我是在家里吃好的吃惯了，学校的饭菜不合口味。一天，我看见别人吃红薯馋得口水直流。为了肚里的孩子，我要想着方设法进食。于是，我顾及不了许多，每餐从食堂端来一份饭，去跟那些来自当地农村自带口粮的老师换来红薯吃。以往，我其实并不喜欢吃红薯，可那时，我却觉得红薯比什么都好吃，甜甜的、粉粉的，入口香融，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就这样，在那一个月里，我和肚里的儿子才不至于被饿着。我们所有的学员都是由全县各个学校所派，本来互不认识、互不了解。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相处，大家犹如好朋友一样，有的男女老师竟然快速地谈起了恋爱。没想到的是有的男老师还以为我也没结婚，居然委托与我同寝室的女老师来作介绍，话一出口，令我们女寝室的老师们哄堂大笑。于是，我就成了女老师们的开心包。

       
    在学校读书时，我不仅爱好文体，还爱好绘画。在教学工作中以及在学校出版刊物中，我展示了美术及体育等方面的特长。因此，与我共事的大姐张老师时常夸我说：“小妹，你能‘拳打脚踢’，是块当老师的好料子。”在组织能力方面，也是家长常夸的，孩子们课后虽然都喜欢和我说说笑笑，但当我给他们上课时，他们却是那样地聚精会神。无论是上任何班级的课，哪怕是由几个班合上的音乐课，在组织纪律方面都无须我多费口舌，教室里总是鸦雀无声，仅听见我讲课的声音。因此，一个关系好的男老师经常开玩笑说我：“你这个家伙很有杀气”。同事和家长们的赞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启发。我决心不负众望，除买来了各种有关教学方面的书籍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同时，还利用寒暑假经常主动参加各种培训班的学习，以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丰富自己的教学经验。这也为我后来二十多年的教师生涯奠定了很好基础。
         
     三.  在广东教学工作中险被困难击倒
       
    七十年代末，为了照顾夫妻关系，我准备调出厂子弟学校到丈夫身边。那时，我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忙于工作调动之时，厂里正在进行激烈的工资上调工作。按百分之四十的比例加工资，争得简直不可开交。经过考试和考核及各方面的成绩评定，我被有幸列入可加工资中的一员。这时，有个工龄比我长却没能加上工资的女老师，背地向有关领导抵制我说：“她已要调出去了，工资加给她，工作积极性又不能发挥在我们单位。”言外之意就是说这个工资不要加给我。但领导却驳斥她说：“这是根据考试、考核的硬成绩来定的，谁都无权抹杀。况且这是前面工作成绩取得的结果，与其后无关。”加点工资是小事，这件事却给了我很大的促进。在我工作调动的欢送会上，厂领导关切地叮嘱我，要我把这种动力带到新的工作单位，继续发扬光大，争取更大成绩。
        
    我带着原单位领导和老师们的殷切期望，还是以一个代课老师的身份，调入了广东省，我丈夫部队驻地旁边的一所学校。我第一天去报到时，校长和老师们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向我把学校的情况作了简要的介绍。这是一所开办了二十多年的老学校，在三、四十多个教师中，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教师，也有刚从师范院校毕业的年轻教师。学校设有中学、小学、学前班等二十多个班。分小学部和中学部两个校址。中学部里新的校舍，新的教室，新的课桌椅，一派欣欣向荣的面貌给了我一种愉悦的感觉。在教学课程的安排中，考虑到我新来乍到，语言难以沟通的问题，暂安排我教小学三、四年级四个班的数学，以及和另一男老师分担初中部的音乐。然后，校长带我到相隔有一、二里路的山下的小学部去熟悉情况。小学部和中学部相差天壌之别，只见高低不平的操坪，破烂不堪的桌椅板凳。两校的反差让我的心情一下跌到了低谷，想到我的两个儿女也将要在这种环境中度过小学阶段，我心里凉了半截。
        
    由于当地的教师一贯用方言教学，我的普通话教学，让学生们接受起来非常吃力，我教起课来更觉费劲。尽管我费了要比平时多一倍的功力和心血，课内课外，每道题都要给学生们左一遍右一遍，反复地讲解、耐心地辅导。但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结束，我所任教的四个班级的数学，除了一些部队子弟和其个别的尖子之外，大多数学生的成绩都不够理想。这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也是我多年的教学工作中所未曾出现过的尴尬。为此，我有些泄气了。我想，我反正是个代课老师，干什么不行？非得要在这棵树上吊死？何况丈夫当时又是部队团后勤处的处长，他平时安排过那么多家属的工作，难道就差我一个安排不了？于是，我跟丈夫提出我决意改行的想法。丈夫看到我那执意的态度，又见我每天没日没夜地上课、备课、批改作业，还要照顾两个孩子和家庭。也就满口同意我改行。正当丈夫为我四处联系改行工作安排问题时，师政治部的王部长告诉我丈夫说；“现在上面已下来了一个文件，凡是任教达到了规定年限的代课教师，均可以转为正式教师。”同时，他极力要丈夫劝我最好不要改行。听了这个消息，我并不在意，一心只想尽早调出学校工作。正当我举棋不定的时候，校长找我去谈话。只见老校长那慈祥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原来他也是告诉我代课老师转正的消息。没等校长说完，我就跟校长提出我要改行的想法，并说正在联系当中。校长听我这么一说，顿时愣住了，也许他觉得我的想法不可理喻。过了一会儿，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师，随便改行太可惜了。改行后，你不仅要把这么多年所积累的工作经验全部丢掉，而且还要从头学习新的东西。等于从零起步。最好不要放弃这难逢难遇的机会，干你的老本行。”同时，他又顺便夸奖了我具备当老师的一些优越条件。校长苦口婆心的一番话，使我茅塞顿开。也使我深深地觉得，这是一个爱才惜才的好校长。看着老校长企盼的眼神，我不好再提出改行。就这样，我放弃了原来的打算，被转为了正式教师。现在回忆起来，我从心底里感谢那位王部长和我广东学校的老校长，感谢他们在我年轻处事迷茫的时候，给予了我正确的开导和无私的指点。感激之余，不仅使我想起了小时候，一个高人曾对我所言：“一生遇事有贵人相助。”这句话在这里得到了印证。他们就是助我一臂之力的贵人。

      
    在广东的学校工作了六个年头，当我要随丈夫转业离开它时，我忍不住流下来了惜别的泪水。老校长和老师们那种和蔼可亲的面容、善良纯朴的心地  ，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几年中，我和他们结下了兄弟姐妹般的感情。一个庞大的学校，一支不小的教师队伍，管理得井井有条。他们之间从未出现过互相嫉妒、勾心斗角及有损教师形象的现象，有的只是兄弟姐妹般地关心和爱护，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地难能可贵。同时，从那些做事犹如大人似的孩子们身上，使我体会到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真正含义。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广东学校的老校长和师生们，跟随丈夫转业回到了我的故乡湖南。
       
    四.  回湖南继续任教仍遇艰难       
       
    八十年代中期，我带着两个儿女随丈夫转业到了一个省监狱系统的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因厂房地理位置的问题，分为南、北两厂。我被安排在这个单位的北厂子弟小学，仍然干自己的老本行。此时，我是以一名光荣的正式教师，走进了我教师生涯的第三站。
        
    刚调入北厂子弟小学不久，我首次被职称的条条框框锁定，定了个“小教一级教师 ”的职称。为了扫清今后职称评定中的障碍，我虽然具有同等学力，但为了开拓自己的知识面。在1986年9月，我主动报考了三年制的中电师范函授班。一边工作，一边利用休息日和寒暑假参加听课和自学。在我的努力下，第一年度的每门功课经过考试均已一次过关。据与我同班学习的一些其他学校的老教师透露，她们中有些老师仅因《函数》或《古典文学》一门过不了关，一直没能拿到那一纸中师文凭。因为，如果哪门功课当年没考及格，那就只有等到来年的这个时候再参加补考。就这样他们年复一年地考，又年复一年的不及格。有的老师甚至考了七、八年了，还舍不得丢掉这块鸡肋。任凭你教龄有多长；经验有多丰富；教学成就有多大，但在一些人的眼中，你始终比不过那一纸文凭。由此，让我感到了老师的艰难，想到了没有所谓文凭的悲哀。于是，我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一纸中师文凭拿到手。
        
    当我兴致勃勃地准备进入第二学年学习时，因我所任教的班级正面临毕业升学的关键时刻。这个班级的数学是我从三年级一手带上来的。唯恐毕业班的教学成绩不理想而将对学校带来负面影响，校长要求我暂停自修学习任务，全力以赴搞好毕业班的教学。按照校长的要求，我停止了自修课，一心一意赴在毕业班上。1988年，我所任教的那届毕业班的数学升学成绩，在区里名列前茅，学校得到了区里的好评，我也因此被评为了城北区的优秀教师。送走了那届毕业班，好心的校长又找到我，建议我还是继续完成自修学习任务。老师们也劝我把那一纸文凭拿到手，不然，前功尽弃了。于是，在1988年9月，我又接着开始一边工作一边自学。我利用休息日和工作之余，双管齐下，一边补学第二学年度落下的科目，一边学习第三年度新的课程，没日没夜地突击学习。在那一年中的每个晚上，我一不看电视，二不打毛衣。甚至，对自己两个孩子的家庭作业都不曾过问一下。好不容易挨到了考试的那几天，我更是一刻也不能停歇，考了这门接那门。两年的考试科目考得我差点趴下。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考试成绩公布了，我每门课程通过考试，门门及格。1989年7月我顺利按时学完中等师范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拿到了那一纸企盼的中师毕业文凭。同班的一些学员们很是羡慕，她们张口结舌，简直难以置信。说实话，工作干得好与坏，文化程度的高低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视一个人对工作的那份责任、那份能力。想当初，我以一个代课老师的身份莽撞地走进了教师队伍。在多年的教学工作打拼中，赢得了有关领导和无数家长们的好评，这不仅是我的幸运，也是我对教学工作的那份火样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所致。
        
    在北厂子弟小学脚刚站稳，四年后，因住房分配的问题，我带着儿女们又随丈夫调到了这个单位的南厂。于是，我被安排在南厂的子弟小学任教。这是我教育工作的第四站，也是我一生教师生涯的终点站。后因学校停办，我被安排在本单位从事机要工作直至退休。从此也就结束了那二十多年的教师生涯，割舍了我那多年来对教育工作的热爱之情。

        
   五.  教师生涯令我感慨万千 

    在教师生涯的二十多年里，尽管工作单位先后辗转几处，我的个人利益方面虽然收获无几，但在我的知识领域里却得到了不断的升华。离开教师队伍虽已多年，但那熟悉的教学程序；那令人向往的讲台；那工作中平易近人的良师益友，以及那天真无邪的孩子们，这一切的一切，时常会浮现在眼前，使我至今难以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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