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完了她人生最艰难的一程，舍下她的儿女，离开了我们。

      那是去年的腊月十九，清晨，我照例给弟弟打电话，询问母亲的病情。弟弟告诉我，母亲近几天已经很少进食，可昨天晚上却意外地吃了许多东西。放下电话，就给我的大姐和妹妹分别打电话，让她们尽快到家中看看母亲，然后将情况及时告诉我。过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二妹来电话告诉，母亲意识清醒，就是十分挂欠在外地工作的几个孩子。大姐安慰我，不要着急上火，她们会照顾好母亲的。听到这些话语，我焦急不安，在屋子里来回踱步，表现出心中的忧虑。我知道母亲已经卧床不起一个多月了，我们已经做好了回家探望的准备，只是自己刚做了一个手术，身体正在恢复当中，加上年跟下，单位的事情繁多迟迟不能成行。我将母亲病重的消息向领导做了简要汇报，领导特许准假让我尽快回家。此时，我的电话铃声再度响起，来电提示是弟弟打来的，接听电话，那头哭声一片，只有弟弟哽咽着告诉我，母亲走了。

      虽然，我有一些心理准备，但听到这句话，我的泪水仍夺眶而下。极度的悲伤一下拥至自己的情感世界里，不能自己。妻子看到我泪流满面回到屋子里，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安慰我，不要过度悲痛。我吩咐办公室的同志为我安排最快捷的行程。我踏上了昼夜兼程的奔丧之路，几经周转回到家中已是深夜十一点多钟。一脚迈进堂屋，母亲的遗体安放在堂屋的左侧，我跪在母亲的遗体旁，任我无数次的呼喊，母亲仍双目紧闭，面容苍白，骨瘦如柴。母亲的晚年患上了老年性智障，与人交流十分困难，尤其是近年，病情加重，出现了语言障碍，只能听懂别人说话，不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维。儿女们只能从老人的手语和眼神中了解她的喜怒哀乐，但无论什么时候，也没有见到母亲发泄自己的不满，流露出病疼带给她的痛楚和凄苦，始终保持着母亲博大的仁爱和宽容。可眼前的母亲与心中慈祥可爱形象成强烈的反差，可见母亲经历过何等的病疼折磨，以她坚韧的毅力和病魔作斗争。母亲的脸上是如此的安详，虽然母亲带着对儿女的挂牵离开了人世，但要远比她继续经历病疼的折磨要好受一些。大家劝慰着我，让我节哀顺变。这样也许是对亡灵和生者最好的慰藉。

      母亲一生养育我们兄妹六人。经历了子女成群，口惠而力不至的年月，每至青黄不接的时候，家中闹起了粮荒，用吃了上顿没下顿来形容，一点不为过。一家老少十口人，上有年老的爷爷奶奶，下有六个梯级待长的儿女，父母成了家中唯有的两个强劳动力。但要靠两个劳动力养活十个人，再优越的社会制度，也是望尘莫及的。因此，吃救济粮，靠别人接济，是常有的事。从那时起，父母亲就结交了许许多多的朋友。有区、公社的干部，也有乡里乡邻的叔叔、伯伯。每到家中揭不开锅的时候，总有那么些好心人如期而至解急就济，所以，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没有打下吃不饱饭的印迹。

      母亲在农村是一位既有经营思想又特别能干的人。小时候记得，母亲常常去赶“转转场”，就是从偏远的乡场上，便宜买进些茶叶之类的农产品，然后，拿到县城里去卖。往返徒步百余里。有时碰上抓“投机倒把”的人，必须绕道而行，又要走上几十里的冤枉路。赶完场回来，母亲要走上一整天的路，常常累得筋疲力尽，第二天继续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小时候不懂事，只要见到母亲进城，总要让母亲买些像橡皮筋、钓鱼钩、钓鱼线之类的小东西。从母亲一出门就在家盼着母亲回来，结果等到母亲回到家总是令人失望。母亲总是编出各种没有买到的理由搪塞我。后来才知道，母亲把有限的钱全都用在为全家人购买了粮食。因此，稍年长一些，我不再向母亲索要任何东西。而是通过自己的打柴割草挣些零花钱为自己买些学习用具，但我从来不埋怨母亲。

      一九八零年冬天，部队到家乡征兵，我征得父母同意后前去报名参军。公社武装部的干部以我身体不合格为由，拒绝我参加目测和体检。回到家已是深夜，母亲得知情况后连夜赶到公社武装部，要找他们问明情况，为什么不让我参军。其实，我并没有参加任何体检，以我身不合格为由主要是考虑我的家境比较困难，如果我当了兵，家庭会更困难。得知这些，母亲向公社领导保证，只要我身体合格，家里全力支持我当兵，绝不会给领导们增加任何麻烦。家庭有什么困难，自己想办法解决。有了父母的保证，公社和区领导同意了我的当兵请求。在第二天的全面体检中，我顺利通过了各项严格体检，被确定为征收对象。得知这个消息我欣喜万分。部队征兵首长让我陪同进行家访，一来二去，我俨然像一名解放军战士。在部队的几年里，家里出现了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父母从未向我提起过。信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让我安心部队工作，不要担心家里。屈指算来，离家已经三十多个年头，无论遇到什么因难，家里却只字未提。想起这些，我觉得十分愧对家人，尤其是母亲。

      母亲一生操劳，儿女们成人后都各自成家立业。继我当兵离家后，大姐和二妹先后出嫁。家中只有两个年少的弟弟和一个妹妹。一九九零年我回老家探亲，母亲要求我一定要把弟妹们带出大山，给他们找一个出路，不能就待在乡下一辈子。我应下了。可我知道，弟妹们这一走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身上。二弟在山东结婚，母亲第一次走出大山，出了此生中唯一的一次远门。她和父亲先到东北我的家，小住了些日子，他们不习惯城里的生活，总是盘算着回家的时日。其实，我知道，他们是担心弟弟的婚事操办的如何。期间，我尽量抽出时间陪父母亲在城里走走看看。但看得出他们并不在意城市优越的环境，没有多少心情去体验城市生活的与乡下的不同，生怕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父母亲的这次远行不足两月就回到了老家，留下了许多的遗憾。诸如未能到北京天安门前留个影，没有到大草原上去看一看，没有见到大海。这些都成了父母终生的憾事。

二零一零年，当我回到老家见到母亲所住的木屋四壁通风，十分破旧时，心里十分难受。我将为母亲重新盖一栋住房的想法靠诉了母亲。母亲刚开始喜出望外，但过了一两天，她对我说，你们的孩子大了，正在上学读书，需要用钱的地方多，妈妈老了，能有个地方住就行了，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钱为妈妈盖房。我没有听母亲的劝阻，执意为家中盖起了新房。当新房落成人们前来庆贺时，都夸我是个孝顺的孩子，听到这些，我的心中就像打破了五味瓶。我们兄妹长大后各自离家，远走他乡，母亲为这个家庭承载了太多的艰辛，为我们兄妹付出毕生的精力，又岂能是点滴之恩啊！

母亲弥留之际只有大姐、二妹和小弟为其送终。母亲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只是二妹询问母亲是否牵挂在外工作的我们时，母亲微微地点点头。在为母亲入殓时，看到母亲张开的嘴巴迟迟合不拢，知道老人是在挂念在外的几个孩子。我在母亲的耳旁，数道着儿女们也如数赶回了家。尤其是小妹告诉母亲她的长媳长孙也从东北赶来时，母亲的嘴却慢慢紧闭，面容安详。

母亲的与世长辞与父亲的离世整整相隔十周年，我们深知母亲这些年的孤寂。她与父亲共同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正当他们的儿女能够肩负起家庭的责任时，父亲却过早地走了。不但撇下了他的儿女，更让母亲一人孤独地度过晚年。因此，老人虽然晚年衣食无忧，但她的内心世界是极其纷繁的，与她患上老年性智障不无关系。时常想起这些，儿女们爱莫能助，让人潸然泪下。

我端着母亲的遗像走在灵柩最前面。此时，我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撒落一路。双腿注了铅一样沉重，脚下的每一步就是送母亲离开我们阴阳两隔的最后一程。按照家乡的习俗，在下葬前要与母亲作最后的诀别。只见母亲静静躺在棺材中，面容含笑。我用手轻轻抚过母亲的面，为母亲整理了一下衣冠。当棺盖合上的那一瞬，儿女们的心如刀绞。

此生中经历与父母亲的生离死别，真正意义上感受到切肤之痛。也许儿女的出生是父母的希望和欣喜。然而，父母生命的终结才是儿女一生的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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