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为影视编导们搞个策划——推荐几个剧本素材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国内政治部原主任吴昊，在2010年第二期的《炎黄春秋》“亲历记”栏目里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右派农场的马克思主义学会》，如果哪位或哪几位影视编导有志于创作一部史诗性的、有助于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能启发全人类进行沉重思考的文艺大片，可以根据这篇文章提供的线索赶紧走访当事人，他们都是八十岁左右的老人了，先把素材抢救性地搜集回来，写出剧本的初稿，当国内政治大环境十分宽松了时再正式投拍，一定会大获成功。这样的剧本不用虚构任何情节，用“情景再现”的办法拍摄就会收到非常具有震撼力的效果。   

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这类素材，现实主义地拍这样的文艺大片必然会使中国的电影事业大发展，有助于中国电影进一步走向世界，走向辉煌，有助于中华民族反省历史，推动政治进步，让以后的国家领导人不再重犯历史错误，这是造福人类的战略大事，也是中国电影工作者应当而且有能力、有条件承担的历史责任。总是搞重拍片、拍“续片“只能赚得一时的票房收入，是创作不出具有史诗价值的艺术大片的。

吴昊的文章介绍说，1957年“反右”后期“送到团泊洼的右派，主要是来自国家公安部、北京军区、军委直属机关和河北省直属机关，共800多名。当时农场挂的牌子是‘河北省干部建设农场’。”这八百多名右派，除了个别人年纪稍长外，大都是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人，“身强力壮，精力充沛，思想活跃，差不多都有一点辉煌的过去”，“经过1958年大跃进，‘一天等于20年’，各种各样超强度的、没日没夜的体力劳动，以及1959年以后粮食定量逐渐减少，副食品极度匮乏，我们这800多名壮汉大多数变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浮肿病人”。“饿死人的消息不断传到农场，有些右派的家人也被饿死了，附近的农民成群结伙的到农场的打谷场偷粮食，抢粮食……人们非常恐惧，非常不解：既然是‘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为什么连肚子也填不饱了；既然到处‘莺歌燕舞’，为什么会出现抛妻弃子、背井离乡的悲惨景象；右派分子发配来农场改造，何时是了？劳改犯人们是有期的，劳改右派则是无期的。这样做，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大跃进白热化的日子里，右派农场也争放“产量卫星”，发生了很多荒唐事，“深翻地就是把地表的好土翻下去，把盐碱土翻上来，……到了来年，深翻的土地不能种了”。人们“像牛马一样的干活，吃的却不如猪狗。拉大便的时候，人人都要用手指头抠，用小木棍往出掏。农场把稻草烘干磨碎，做成窝头，让人们填肚子，吃是吃下去了，就是拉不出来。患有痔疮的人，大便一次，血染一片红，心惊肉跳，真不知道哪一天就把小命‘交待’在这广袤的盐碱地上了。死吧，不忍，生吧，太难，于是悲观，悔恨，绝望，无奈，而每天听到的却是令人不解的空话，套话，大话，假话，废话。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是我们错了呢？还是时代的大船抛锚了？难道人就该这样活着吗？难道这就是党的正确路线吗？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吗？国家的光明在哪里？个人的前途在哪里？一大堆问题令人不解，人们在无奈、无助、无望的情况下，又重新拿起了书本，想在马列主义原著中寻找答案，有些人三三两两地秘密交谈，也有些人酝酿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组织，必要时给台上的执政者献计献策。”

1963年1月23日，农场召开大会，主持会议的人大声宣布农场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这个集团的名称叫“马克思主义学会”，“集团的首要分子有杨茁、郝应麟、高锡太……现在我宣布对他们实行逮捕”。

“在以后的日子里，就是没完没了的开会，写交待材料，今天这个被隔离了，明天那个被监管了。以后又查出了新的反革命组织，一个叫方季安的同志，原是张家口某军校的教官，身体通电自杀了。再以后，又有万正东、钱广柱、李全兴、李少一、朱炳宣、卢志文、陈道沛、徐书麟、崔子恒等人被捕入狱；李由中、李端方、张肆少等人被开除公职(对右派的处理大部分是保留公职的)，送大苏庄农场劳动改造；杨佑民等人被开除公职，限制行动自由，准备入狱。在十分恐怖的气氛中，人们提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灾难就要降临到自己头上”。被人们尊为长者的四五十岁的杨茁死在狱中，“郝应麟、万正东、高锡太、钱广柱等，这些铁铮铮的硬汉子，分别在不同的狱中被处决，罪名好像是组织越狱，不服管教，现行反革命等”。“这些人大部是军人，多数在朝鲜打过仗，立过战功，即使在‘改造’过程中，也都是好样的；他们劳动积极，心怀坦荡，想早一天回到人民的队伍；他们关心时局，读马列的书，想为我们的党、为我们的国家献言献策。他们始终在实践自己当年的誓言：‘要为真理而斗争’”。说像钱广柱这样的“不会屈服，不会奉承，更不会谄媚”的人“组织越狱”。“我想是不可能的，而不服从管教，和狱吏们争长短，肯定是有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最大的反革命罪状是有“纲领”，被领导们宣布为反革命“纲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认真学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和分析批判能力”。“争取民主权利，争取言论自由”。“像我们仰慕的前辈那样，在劳役中探求真理充实自己，准备为社会主义事业，为祖国的强大和人民的幸福做出应有的贡献”。农场的领导们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和党对着干的，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他们犯的是‘现行反革命罪’”。

杨佑民1952年18岁时入朝参战，1956年入党，1957年回国后被划成右派。“在农场时，涉嫌‘反革命集团’、‘马克思主义学会’，被开除公职，每月发20元生活费，场里通知他‘准备入狱’。他的两条‘心得笔记’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多亏了同组的姚掁华”。“姚为了将来的历史证明他们是无罪的，就把这两条‘心得’缝在了自己的被子里，以后，姚因为交待和杨佑民的‘关系’，多次挨整，多次被打得遍体鳞伤，但是他始终没有背叛杨佑民的嘱托，把这两条心得笔记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下面摘抄上两小段“心得”内容：

“我们的共产党，我们党的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理论和千百万人的斗争实践，必然导致这一充满人性的光辉理想实现。决不是像今天这样你杀我砍、争权夺利、灭绝人性、煽动兽性的丑恶社会。今天的现实生活与马克思所阐明的共产主义理想毫无共同之处，只能是对她的亵渎。”

“……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革、认识发展的决定因素。而现在他们像害怕邪术一样不敢提及。相反地极力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中国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目前的倒行逆施只能会从反面促使它加快到来，而绝不可能阻止它的暴发。至于暴发将采取何种形式，则以历史发展的机缘来决定。对外战争打不起来，一是别人不干，二是他们不敢。目前这种喊叫不过是为了向人民进攻的需要。内战倒是可能的，只要太上皇寿终，文争武斗必起。多乱可以兴邦，真理一定会胜利，暴风雨所诞生地将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世界。”

“这两份‘心得’都是写在‘文革’年代的，但确实是出自1963年就宣布为‘马克思主义学会’成员、‘反革命分子’杨佑民之手，而且是在宣布他‘准备入狱’的日子里。在那个年代，有着同样行为的，如张志新、林昭、遇罗克都被处决了，杨佑民免于一死，多亏了四川好汉姚掁华，他为此挨了那么多打，受了那么多非人的折磨，今天应该用四川话大声地说：‘小姚，值得的!’因为只有这真实的记录才能告慰杨茁、郝应麟、高锡太、万正东、钱广柱等人的在天之灵：你们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你们的英灵应该就在团泊洼的上空!”     
  

把这样的素材搬上银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有效的普及，是对中国人的心灵的最有效的挽救，是对社会的最有效的“综合治理”，会最有效地把全党全民动员起来，一起总结历史，反思过去，抵制反动和倒退，共同创造科学的、民主的、自由的、和谐的中国社会!

同一期的《炎黄春秋》上还有一篇美国人韩秀写的《在中国上学插队的美国人》一文，如果据实改编成电影，同样也会拍成一部卖座又有历史意义的文艺片。这篇文章选自《无声的群落》一书，这本书反映的是文革前老知青上山下乡的故事，而每个故事都能拍成一部精彩的电影，向人们展示此前闻所未闻的一段上山下乡的历史真相。这是时代的需要。历史再不能被人恶意地遮遮掩掩了。正如刘小萌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所说：“真相是历史的第一要素，坚持真相才有可能坚持真理，……。了解苦难真相，才能比较出自由思想、社会宽容、民主平等、终结仇怨的社会意义。”

如果真地有人勇敢地想把这类题材搬上银幕，特再推荐几本书如下：

杨显惠著《夹边洶纪事》   定价34元    邮费7元    

和凤鸣著《经历——我的1957》    定价29元    邮费7元

邓鹏著《无声的群落——文革前老知青回忆录》(上下册)  定价97元   邮费10元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收款人  炎黄春秋杂志社

 

另外，有一个叫何家栋的人的传奇经历也很值得搬上银幕，并且更能产生震撼人的心灵的轰动效应。何家栋写了很多书，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十分轰动，激励大批青年投身到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行列中，这几本书是《赵一曼》、《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等等。这几本书的作者何家栋的经历必将会激励更多的青年加入到建设人类文明的行列中来。网上可以查到何家栋的一些资料。、

     

另外，继秋瑾之后，中国历史上因“思想罪”而被杀害的另一位女性林昭的故事也有很大的警世价值——网上也能查到林昭的一些资料。

 

还是那句话：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这类素材，现实主义地拍这样的文艺大片必然会使中国的电影事业大发展，有助于中国电影进一步走向世界，......

 

    说明：题目中所以用了“再……策划”这样的字眼，是因为2009年的12月8日(在别的网站)的日志发了一个“策划”，翻译了纪晓岚著的《阅微草堂笔记》中的一个故事，当时用的题目是《十年的婚姻共枕不足一个月》。

 

　　　　　　　　　　　　　　　　　　　　　　二0一0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