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说党的领导，就是说的共产党的领导，这是非常严肃，非常普遍的话题。说它严肃，一度曾被认为是神圣的禁区，谈得稍有不合党的领袖的意思，是会成为“右”派或“反革命”的；说它普遍，国家社会的各个领域都离不开对党的领导的存在和表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解除，对党的领导的禁区也解放了，人们可以谈论对共产党领导的认识和信任，党和党的领导作为一个政治事物，被摆在了正常的应有的合理地位。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无所不在的话题，反映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性。这是二十世纪，在50年代以后，中国的历史事实，其作用和意义是肯定的。

    在世界的现代社会里，政党的领导是国家组织的重要形式，除君主制而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着政党领导，尽管它并不是国家组织领导的永恒形式。至于政党则存在于几乎所有国家。

    政党是群体的组织，它有这个群体公认的组织纲领，约束的纪律和自己的意识形态。组织政党，通常的目的是为了要领导国家。任何群体，社会乃至国家都需要领导，政党的领导只是领导的一种，民选的总统、总理，封建世袭的国王，领袖，或者个人或者集体，都是领导。政党是通过人（或人组织的小集体）来实施领导的。

    列宁认为，权力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实际上党作为权力的象征，是把意识形态作为工具的，而党又是党的领导的工具，斯大林毛泽东就是这样做的，这就严重违背了组织政党的意义。

    组织政党要领导国家，这无可非议，但关键的问题，是为谁领导国家，是为谁服务的。权力是处于领导中心的，同样关键的问题是权力属于谁的，是为谁服务的。

    作为政党，一定要争权，是人民的政党，必然要争人民的权利，是阶级的政党，当然是要争阶级的利益。封建贵族阶级，资产阶级政党，他们争取国家组织的权力，当然是为了他们的阶级利益，既或是在号称共和国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同样是为他们既得集团的利益服务的。这就是说认为权力是神授的，则权利及掌握权力的领导，都是统治者的而非人民的；说权力是某一集团得来的，则权利，领导都是某一集团的，而不是人民的；说权力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得到都是人民的，则权利领导都是人民的，都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

    任何政党组织以阶级标榜的权利、领导，不一定就是属于人民的权利和领导。政党的名称多种多样，是不是属于人民的政党，要从它的纲领和实际的行为来断定。

    什么是人民的权利？就是人民的自由、民主、平等以及为此而要尽到义务的权利。什么是属于人民的领导，就是领导人民去实现自由、民主、平等、幸福和尽到义务的服务。

    把政党以及个人的领导，说得神圣不可侵犯，本身就是违背人的自然权利的。把政党，个人的领导说成是全体人民的利益，这要看问题的实质，它的思想、方针、路线以及口号是不是代表了所有人民的利益。马克思在《A，一般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的形式，把它们描述成唯一合理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这显然符合资本主义，封建社会主义政党的特征和表现。所以要从政党的纲领和实际行动来看。

    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按照邓小平的理论，把民主、民生问题，列入了党纲，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吐故纳新，融合中西人民民主思想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已不再是一个教条主义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中的偏颇理论的政党。人民由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中走出来，真正感到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和人民发展进步的可靠领导力量。1977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第一次鲜明地指出党要坚决相信人民，依靠人民，顺应人民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潮流。1981年6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胡耀邦总书记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全党要力争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和党风的根本好转，说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根本目的。1984年10月十二届全会决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赵紫阳总书记在政治报告中说，党政职能分开，共产党应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指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1992年党的十四大，江泽民总书记在政治报告中全面阐述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重要内容。它标志了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成型。1997年的十五大，江总书记又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并在2001年十五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共产党和共产党员要做”三个代表“的思想。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吸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权。这次全会总结了五十五年执政的主要经验，指出党的指导思想必须与时进，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行为民所谋，保证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科学执政，依法执政，以科学的思想、制度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2005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五中全会指出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拟定了中国科学发展的新战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并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2007年党的十七大在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同时，强调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的繁荣，推进“一国两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和全会，一直不断深入的创造性的贯彻发展邓小平的思想路线，特别要指出的是：十四大在十三大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六大全面阐述了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论，这就鲜明的表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理念的成熟和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成熟。社会主义建设也好，党的执政领导也好，核心的是人民当家作主，是“以人为本”的民主和民生。

    党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事物，在毛泽东时代提出捍卫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纯洁性，是一个片面的口号，捍卫的是马克思主义中的偏颇理论，是斯大林、毛泽东的错误理论，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根本目的和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和党都需要不断吸取人民需要的先进思想，吐故纳新。在中国和中国实际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理论，可以说做到了与时俱进，恩格斯认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由一成不变的事物构成的，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死亡的不断变化中。”党也是一个事物，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党的历次会议，都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这在革命和建设中是必须的，这样大的国家，没有坚强的领导是不行的，而百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堪负    重任的。但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加强党的领导，实质是要加强党的队伍建设，尤其党组织的领导班子建设。也就是说，为了适应革命建设发展的需要，要有一个素质高的党员队伍，尤其要有一个素质高的党组织的领导班子。党的领导，实际是党组织中人的领导，这个人不是仅仅指的个人。加强党的领导绝不能理解为只是加强权力、权威的领导，权力、权威是由素质高的领导班子形成的，把共产党神化，实际上是对领导党的人的神化。加强党的领必须建立在改善领导的基础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关键是要有正确的思想指导，这个正确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科学是正确的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邓小平的理论是这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也是这样，要敢于认识和承认，今日的发展，是邓小平理论实践的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精髓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回归。也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的回归。“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一致的，它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以人为本的人民民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精髓和三民主义的回归和发展，而且是应当是包括了人类社会的一切先进思想。认识承认这一点对未来国家的发展和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有重要意义的。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还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这就是要不断的改革和创新，包括对党的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核心的就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领导人民过上幸福好生活。

    相信党的十八大，会成为中国新的里程碑，中国将更加稳步的发展，中国会更高的举起以人为本的人民民主的中国特色主义大旗阔步前进。

 

 

 

 

 

 

 

 

                                     关正伦    于成都

                                     2012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