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多年前离开故乡之后，我每每想起故乡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太美好的感觉。除了由于部份亲人还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活着，让我经常牵挂之外，也实在再没有其它任何能让我有牵肠挂肚感觉的人和事。
    最近，常常会想起故乡的饭场。所谓“饭场”，就是村民们集中吃饭的场地。提起这个词，居住在钢筋水泥间、习惯吃桌饭的城里人可能会觉得很陌生，然而土生土长、率真洒脱的农村人则觉得非常亲切，对于漂泊异乡的游子而言，那更是散发着浓郁乡情的字眼，或者可以说是家乡的印记。
    记得童年时故乡的饭场总是很热闹。每到吃饭时，几乎一个村庄里的人都集中在一起，围成一个大圆圈，边吃边聊，边说边笑，气氛祥和，这就是记忆中故乡的饭场。这个饭场是在村里一个比较平坦、干净，而且树荫茂密的地方，长年累月，除了刮风下雨天，从没间断过。
    大伙到了饭场，年长一点的，脱只鞋子垫在屁股下，盘腿而坐；年轻一点两腿一蹲；青少年们啥也不顾地就地打坐；稍小一点的儿童总是像刚出生的小羊羔，面对着父母在地上蹭来蹭去的，直到撑饱肚子扬长而去。
    那年月，靠挣工分分粮食。队里钟一敲社员就下地。平时大伙到了地里，有的干，有的看，有的转，有滑头、偷懒的干脆借机“拉屎”，在沟沟里呆上一时半刻，再混上一会，队长一叫“放工了”，就如同“黄蜂”一般，嗡的一声夹着工具往家跑。而在“深挖洞、广积粮”的年月，社员们还真憋了一股“人心齐、泰山移”的劲，深翻土地的积极性十分高涨。
    由于“大锅饭”人心不齐，生产上不去，产量低，农民每年基本上光靠秋季的红薯度日。所以，每到秋冬春三季，人们的饭盆（筐）里全是红薯。夏季就吃红薯面“窝窝头”（红薯晒成干再磨成粉）。那时在晒红薯干时，遇到阴雨天气，红薯干都晒霉了，也舍不得扔，仍然磨面做成馍馍吃。那时人们到饭场吃饭，有的捧着自己编制的筐子，有的抱个大海碗，里面装的全是一种食物——红薯。有条件好一点的人家，凉拌个白萝卜丝；条件差的人家，恨不得连红薯皮也不剥填饱肚子为止；还有的小孩多、家里常年有病号的，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饥一顿饱一顿。那时，人们长年累月，一天三顿饭很少能吃顿面条，就是吃一顿“三合一”的面条（做面条的面，是三分之二的红薯粉，三分之零点六的黄豆粉，三分之零点四的小麦粉），盛到碗里也是糊糊面条分不清。
     然而，在饭场上也有显富、比阔的。有些显富的人端上一大海碗面条坐在饭场，用筷子夹着几根面条，只见喝汤，不见吃面，直到汤喝完了，再把筷子上的面抖几抖（以便引起别人的注意），而后，出溜一下才送进肚里。因此，这些自欺欺人的场景，一直被当今的人们作为谈笑的话题。　　女人们在互相问询着做的什么饭，还异口同声地抱怨说：“这饭越来越难做了，横竖就是一把白面，任凭你怎么做，也是白面馒头白面条，或是搅白面疙瘩。”这时有孩子吃完一碗，让大人再回去盛的，最后却招来大人一顿臭骂：“小祖宗，你可真懒到家了，我还指望你将来孝敬呢，看来恐怕没指望了吧！”顿时引起一阵哄笑。其实孩子不是懒，是害怕，家里人都出来了，到处黑咕隆咚，老鼠横行，他心里还想着爷爷讲的红发绿眼的妖精呢！
    大人们在互相聊着庄稼的长势，以及年底可能的收成，总之，对于这些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庄户人，除了这些，别的也没有太多要说的。女人们喜欢讲一些家长里短的闲话，以及一些早就变了调的传闻。至于男人们的话题，则是一些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新闻，国家又换了几个领导人，哪里又发生什么灾害了，他们也会表示一些关心。也有老人在唠叨着过去所过的苦日子，想让小辈们都知道，今天的幸福不是凭空得来的。总之，所有的听到的，看到的，经历过的，都可以在这里互相交流、传递，这是一天里仅有一次的大聚会。晚风吹拂着，一天的劳累，仿佛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风调雨顺的日子里，他们的心里只相信：人，只要不惜力，生活确实可以过得安稳与滋润的。
    孩子们吃完了饭，把碗往大人身边一推，自己就开始玩起来。女人们也为了贪图凉快，说等一会儿再回去洗碗的。阿洪婶还抱怨说：“女人的命可真苦，一样和男人下地干活，回来了还要做饭整理家务，而男人们一净身干活，回来什么也不管，就等着吃饭。嗨，下辈子俺说啥也要脱生个男人。”洪叔只在旁边偷笑，另外一个叔叔却插嘴道：“洪嫂，你要是当男人，让洪哥找谁去。”“爱找谁找谁去，反正俺也管不着了。”洪婶一脸的“仇恨”。可那都是下辈子的事情，今世仍然要这么过，洪婶也只是图一时嘴上的痛快。
如今回到阔别以久的故乡，昔日那种热闹非凡的饭场早已不存在了。而今农民富裕了，生活条件好了，小饭桌早已取代了大饭场。现在吃饭时，各家都有一到两个或炒或凉拌的小菜，一家人座在宽敞明亮的房子里，围着小饭桌，看着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品味着幸福而甜蜜的生活。就连光棍汉们也要端上酒杯，自斟自饮，借美酒来消除劳作的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