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村里人差不多都打过摆子。我记忆最深的是1965年3月的一天，我染上了一场恶性疟疾，一会冷一会热，病得不轻，发冷时，盖上三床被子还嫌冷，发烧时，吹风扇喝冷水还嫌热。用父母亲轮换守候在我身边，用那疼爱的眼光看着我，并一再问我想吃点什么。每回母亲把可口的饭菜放在床前便说，人是铁，饭是钢，多吃点病就好了，说完用筷子挑起面条吹了又吹，生怕烫着我，硬是哄着我把一碗面条吃完。然后替我擦擦嘴，替我掖好被子。见此，我眼泪大滴大滴滚下来，拉着母亲的手泣不成声。
   我的病越来越重，大队赤脚医生给开的几片阿斯匹林，一点作用也不起，全靠父母，在我打摆子的时候母亲生炭火，在发高烧时父亲又用红苕酒给我擦身子。后来母亲听人说用77个辣椒尖包成饺子，吃了可以治打摆子，就让我吃了三天辣饺子，不知是土药方见效，还是医生开的药见效，三天后，我真的好了。
    我们这里是疟疾病(打摆子病)及流行性感冒的高发区。疟疾(打摆子病)。是一种急性传染病。病原体是疟原虫。传染媒介是蚊子。发病为周期性发作。由于疟原虫的不同，发病周期性也不同。有隔日性发作，隔两日性发作，也有的不定期发作。其发病征状是发冷发热，热后大量地出汗。头疼，口渴，全身无力。通称疟子，有的地区叫脾寒，我们这里叫打摆子。
记的我那时正上小学四年级。‘除四害’的运动还在继续，我们在放学后还要挖苍蝇蛹。也正在欢呼‘第一刻原子弹爆炸成功’。谁也没想到一种病悄然地来临，同学们今天你病倒了，明天他又病倒了。我也没有幸免，而且经常犯病，发病时忽冷忽热。先发热，然后发冷。
     发热可达四十一度，发热，能烧的人说胡话甚至昏迷。发冷时，冷得直打哆嗦，盖几床被子也闲晾，大热天的还要到太阳下晒。我记得，当时学校还正勤工俭学，同学们割的草，正在学校的操场上晒着我冷的被同学们架到教室外，睡在厚厚的干草上，还直喊冷。头疼头晕，四肢无力，昏昏沉沉。
    发病初期，当时不知是啥病，又是普扁生有此病。再加上都很穷，打摆子，根本就没有人到医院去看过。都认为是‘邪病’。人们用各种方法救治，有的上田野里拾一小块棺材板装在口袋里，有的逮蜘蛛用布包在手腕的脉窝上，有的用捣碎的大蒜，拿布包在手腕的脉窝上……治法五花八门。
    一天午觉起来就感觉不舒服，头昏昏的，全身没劲，畏寒，但还是坚持上学去了，老师看我不对劲，摸了摸我的头说，哎呀，你发烧呀，赶紧到大队医务室找来了赤脚医生。一量体温38.9度，赤脚医生说是感冒，不碍事的，给了些退烧药，嘱咐我回去躺下休息。吃了药，第二天感觉似乎好多了，第三天快到中午时分，前天的情况又来了，而且更重，中饭也没吃就躺下了，浑身冷得不行，人蜷缩成一团，加盖了几床被子也不顶事，同事来询问情况，我回答时连说话也不连贯了。这时我知道几年没犯的“打摆子”又来了。
    我母亲学着别人的治法，拿捣碎的大蒜，用布带子包在我手腕的脉窝上，要一次包半个月，才能取下来。但也没有治好我的病，至今我的手腕上还留有大蒜烧的疤痕。由于打摆子，严重的影响了学习。
由于疟疾病(打摆子病)。严重的影响了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党和各级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全面发动了群众，广泛地进行宣传。一时间，大街小巷的墙壁上，到处都刷满了“疟疾蚊子传，吃药不要钱，八天服八次，防止以后犯”的标语。(这类标语，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才彻底的清除干净)。
     当时，各级政府积极调配专治疟疾病的药品--奎宁。各公社，生产大队，都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生产小队成立查病和服药小组。发现一个病例，就发放服用八天的药物，并督促检查，跟踪服务。一场消灭疟疾病的人民战争又打响了。你说，人民战争还就是管用。人心只要齐，泰山也能移。疟疾病，当时让人‘谈病色变’的疾病，到七十年代初就基本消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