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频频的开车往来于小城与故乡之间，一路上吸引我的不是那那挺拔的白杨，也不是那拔节扬花的麦穗，而是紫蓝色的苕子花。

一簇一簇的苕子。有的长在路边行道树间，缠住一些陈年的茎草或者缘着树干向上攀爬；有的成片成片长在陌上，铺陈开去像一块块紫色的方巾；有的长在沟边垄上，追着长长的田埂欢快的蔓延；有的偷偷的钻进了麦田，远远的看去，一缕一绺的，像是天上碎落下的云霞……

正逢苕子花开。每一条茎蔓上，都有几串紫蓝的花，每一串上，十六、七只风铃一样的花朵齐整的朝向一个方向绽放。惹得那些辛勤采蜜的蜂儿不知从哪里早早的飞过来刺探花情，发出嗡嗡的梵唱。最喜随手撮上几粒花瓣放在嘴里，咂叭几下，一丝淡淡的清香与微甜就会溢满唇齿之间，给人以回归田园的湉淡与安适。

北宋词人毛滂在《调笑令•苕子》中写道：“白苹溪边张水嬉，红莲上客心在谁。丹山鸾雏杂鸥鹭，暮云晚浪相逶迤。十年东风未应老，斗量明珠结里媪。花房着子青春深，朱轮来时但芳草。”又“芳草。恨春老，自是寻春来不早，落花风起红多少？记得一枝春小，绿阴青子空相恼。此恨平生怀抱。”说得是晚唐诗人杜牧与湖州一少女十年婚约的风情故事。先不管杜牧怎样的浪漫，单这“一枝春小”四字，就让人对苕子满心欢喜了。

许多年没有看到这么多苕子花了。应该感谢这个迟到而又突然变暖的春天，它为苕子的疯长提供了适宜的天气。这一路花开的苕子，不断地唤醒我遥远的记忆，儿时那有关苕子的情节，人物，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出现在我的眼前……

小时候村庄的周围到处是苕子。因为需要绿肥，乡邻就大面积的种植苕子。每年收割完稻谷之后，他们就早早的把稻田的土翻过来，晒干耙碎，作墒，然后播下了苕子种。要不了多久，就会有纤纤的小苗破土，可是整个一冬，我们几乎看不见它们铺绿，不似小麦那样油绿张扬。

立春一过，苕子像是睡醒了过来，争先恐后的发出许多头芽来，茎蔓疯长。及至四月，苕子已经长到和小孩子差不多高了。

四月的苕子地，是我们捉迷藏、打野仗的乐园。村里与我一船一磨（同龄人）的小朋友有十来多个。我们常常分成“敌我”两方，那苕子地就成了我们对决的战场。“战争”的主题基本是模拟刚刚看过的电影。那时演绎最多的是《渡江侦察记》，因为村西有一条溪涧，溪涧两边都是苕子地，我们就把这溪涧当做了“长江”。有时候，因为争演一个角色，小伙伴们也常常在苕子地里用摔跤的方式解决，被摞到了，一点儿也不觉得疼，因为身下有一层厚厚的苕子。

大人们对我们不爱惜苕子的行为非常气愤，远远的就能听到他们责骂声，那时一看到大人们过来，吓得我们拔腿就跑，来不及跑的，就索性躲进苕地深处，屏住呼吸，待大人们走后才悄悄的溜之大吉。

留作种子的苕子是幸运的，会有满地的花香与丰收的果实。而更多的苕子则在开花之前，就会被翻土掩埋，放水呕淹，成为水稻的绿肥。现在想来，在那个缺乏化肥的年代，那是农民为减少水稻倒伏和提高产量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当然，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叫做绿色农业，只是现在还有几人愿意这样种植水稻呢？在这个城填化进程加快的年代，又还有多少土地能够来种植苕子作为绿肥呢？

故乡的苕子有两种，一种叫做毛苕子，茎粗叶多丰产，乡邻们种植的就是这种。另一种俗名拉拉豆，叶面光滑，茎细叶少。两个品种的苕子生命力都特别强，它们有着同一祖先，那就是苜蓿。

苜蓿，上好的马饲料。原产于西域或者说是今天的新疆和中亚地区。西汉张骞通西域后，它随石榴、葡萄、胡麻、胡桃、胡豆、胡萝卜等一起传入内地。

为什么苜蓿也会传入？原因在于汉武帝时不断对西北用兵，需要大量的良种战马。而中原的马与西域的汗血马、大宛马无法相比。当西域的这些名马被带到中原来的同时，作为马的上好饲料——苜蓿自然也就被一起引入到中原了。

苕子引入中原，一种就是二千多年。由于苕子对土地要求不高，草质又柔软细嫩，叶多茎少，不仅马喜食，牛、猪同样喜食。小时候放牛打猪草，因为贪玩或者贪恋打球，当回家筐中空无猪草之时，生产队里的苕子往往成为我们应对家长的首选目标。

苕子花谢之后，会长出类似豌豆一样的细长的果实，我们常常把它轻轻的掰开，抠掉里面的种子，再截掉两头，放在嘴里一吹，发出哨子一样的锐响。小朋友用它比赛，看谁吹得响，吹得时间长。犹记一个小伙伴，因为吹不响，后来落了个“吹不响”外号。

处于化学与生物技术时代的人们，再也没有谁愿意拿出非常有限的土地来种植苕子了。

故乡的苕子，现如今它只能残存于林间、陌上、垄边、沟旁，无人问冿，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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