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北方人筑屋砌墙，用的最多的建筑材料是土坯，我们关中方言叫胡墼（ji）。

    胡墼这种建筑材料，是哪朝哪代、何人何时、甚情甚境中发明的？又为什么叫胡墼？我没有考证过。但从现代考古学对古代建筑的一些遗迹分析，它至少在两千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使用了。

    胡墼撑起的土木建筑文明，可谓历史悠久。正是因为有了它，人类走出了山洞，走出了窝棚，走出了草庵，走出了愚昧；有了宽敞的居室，有了温暖的家，有了避风的港湾，有了繁衍子孙的热炕暖床。

    土木建筑文明在漫长的时空中产生、演进的形式和过程，我虽然没有经历过，也不可能经历。但由土木建筑文明走向砖混建筑文明，在我们关中农村，却是近几年的事，就发生在我们眼前。

    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末，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五六十年代，故乡的房子是胡墼砌的墙，茅草苫的顶。七八十年代，墙虽没多大变化，但房子的顶却换成了烧制瓦。八九十年代，富裕起来的农民，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翻建房子。把原来土木结构的房子，翻建成砖混的三开间大瓦屋，或三开间两层楼房。那时，如果哪家盖楼房，会成为新闻，在十里八乡传播的。如果家有儿郎，媒婆会踢断门槛，上门提亲。时光才过去几年，原引以为骄傲的“一明两暗”三开间楼房，便被社会公认为落伍了，装饰华丽的别墅式小洋楼，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房子升级换代的周期，由几年走了过去几十年甚或上百上千年的历程。建筑形式的多姿多彩，建筑内涵的丰富，让人们明显感受到时代前进的车轮加速了。

    一个偶然的事件，让我意识到了社会变迁背后被遗落的文明，体验到了社会进步中不和谐的节拍。那是回故乡参加族里一位老人的入殓仪式。按传统习俗，逝者的枕头要把干胡墼捣碎砸面，用细筛过滤，装进枕套里，做成鞍状，两边再用胡墼镶嵌固定。逝者的身下脚下用胡墼或铺或垫。那时正值秋天，霪雨霏霏，可难煞了我们。周围乡党邻里多年来都不曾打胡墼了。我们兄弟分头四处找，十几块新胡墼硬是找不到。最后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几里外的一处废弃的房子里，拆了些旧胡墼。

    祖先创造这种文明，经过了多少曲折，付出了多少心血，现在看来似乎不足称道。但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肯定是一部艰难史，辛酸曲。我不是食古不化者，但却是传统文明的守望者。看着这种文明在眼前消失，才忽然感到有责任写篇文章，记录下曾经的经历和美好的回忆。

    打胡墼的工具一般是特制的。由锤子、模子、砧石三部分组成。锤子也分两个部分，锤石和锤把。锤石用质地细腻的石料来做，青石居多。为圆台形，下平面大，直径在20cm左右，在圆心凿直径为6cm左右的石卯。锤把为硬木质，丁子形，下端为隼，中叉缝，插入石卯，用木楔嵌入中缝，憋紧。整锤重量在10-15千克之间。

    模子为长方形，内径约为30cmx40cm。两长边通常用枣、梨、核桃、柿子等坚硬而光滑的木质来做，宽在10-15cm之间。两短边为拉力档。一边为活而不死的横档，一边为活档，利于胡墼成型后顺利取出。两档中间还分别镶两小扳，是模边，规定着胡墼的尺寸。

    砧石一般利用废弃的磨扇，将朝上的一面用捣碎的干土和水糊平，洒上草木灰。因磨扇体重大，稳定性好，通常要比专用的还好用。

这些工具看似简陋，近乎原始，但弹奏出的音符却是雄强而奇伟，悠远而绵长。

    在关中，打胡墼的时令，一般被客观的界定在初冬和早春。过早或过迟，都容易受阴雨和冰冻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因此，在这段时节，在那个历史时期，旷野中，崖头下，田埂旁，小路边，会常常看到三五成堆，几十成群的打胡墼场面。

    不知是出于何缘故，也不知是形成于何时间，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两个男人一天打一摞胡墼。一摞胡墼五百个。有了量的标准，这种高强度的活什，就像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一样，自然成了男人们的竞技场，展示台。

    这是力与技巧的较量，强对弱的叫板，自信和怯懦的竞争。同样是一种大学问。

    你要健壮有力。妇孺不行，老叟不配，病残更得靠边站。从事者虽然没有现在挑选运动员那样严格，但至少应该是男人中的菁华。

    要智力和技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打胡墼用的土性、干湿要会掌控。粘土和散土有分野，干土和湿土要区别，表土和深土有讲究，掺水和拌土含分寸，绝不敢马虎从事。二是胡墼摞的地基处理，胡墼与胡墼间距，层层角度，不同层胡墼用锤力度，都有奥秘，都是绝学。考究起来，直到现在，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量化指标。这一关过不了，忙碌了半天，甚或一天，来个踅窝儿倒，你会形象地看到什么叫前功尽弃。我就亲眼见过两人打胡墼，到临近五百个胡墼倒摞的情形。在过去，摊上这种事，如果给生产队干，那会挣不到工分；如果是给人帮忙，主人会心疼自己酒肉的。

    要配合默契。执锤者一般突出有力，锤夯、卸模、堆摞，每一个工序都得靠气力做；供模者要是究麻利，挖土、拌土、放模、供土得统筹兼顾，甚或要瞬间完成。这就仿佛我们现在看相声表演，逗哏抛出包袱，捧哏需要接上，不能拉下，不能断档，否则就晾了场子。

    强势的男人很骄傲，契合的对子很得意。常常睡到日头一竿高才动作，疯张一气子就歇下来，或嘴里叼着烟，或手上执着茶壶，在其他模位旁评头品足，炫耀自己的能行。那气度和傲岸，不亚于非洲大草原睃巡的狮王。虽然如此，夕阳还在西山顶上，他们就完工封模了。而瞀囊的男人，邋遢的对子，即使鸡叫起床，也干不到别人头里去，有时还要摸黑收工。

    天作之合也会成为明星。他们动作起来，与其说是打胡墼，不如说是表演艺术，就像时下赵本山和宋丹丹合作说小品，常常得到人们的喝彩和赞扬。两个高大魁梧的关中汉子，黝黑的脸庞，橄榄色的肌肤，胳膊、胸脯、腿部疙里疙瘩暴起的肌肉，在大地一片银霜或薄雪的情境中动作起来，执锤者跳上模子，将模上隆起的土堆用双脚“磁磁”收拢，双手反剪背后，猫腰用脚后根在土堆两边前后一踩，提锤发力照土堆顶“咚咚”两下，再移锤模子前两角各一下，转身模子后两角两锤，复位轻点整理，放锤，脚后根退档，弯腰卸模，双手用力起坯，轻如春燕戏水，动若饿虎扑食，敏捷明快，一鼓作气。再看供模者用灰板“擦擦”刮净砧石上的余土，放模，右手抓灰在模子四角“叭叭”一撒，左手捞锨把右手跟上“呼呼”铲起两到三锨土扣于模中，回身整理备土。手疾似白驹过隙，身转像海豚出水，干净利落，气定神闲。间或二者边做边吼秦腔，那节奏、那气派、那场面，不亚于秦始皇平定六国，一副纵横捭阖的气度。这时，或是憋屈的未婚小伙子，遇上漂亮多情的少女少妇围观，那骚情劲儿就像发情的野狼，别提有多猛，有多酷，有多帅。

    这样的劳作境界，已不是寻常意义上的生存拼搏，而是人类自身对自己创造的享受和欣赏。这和王羲之挥写《兰亭序》，钟子期演奏《高山流水》，徐悲鸿泼墨绘骏马，聂卫平围棋场出奇制胜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们看到的绝不是两个大汉的拼命挣扎，而是人体的健壮美，人性的自然美，劳作的节奏美，力量的潇洒美。

    有件打胡墼作月下老成全的姻缘，就发生在我身边。我们村比我高一辈的人中，有个叫张震山的人，人称“疯子张”，长得虎背熊腰，个大面赤，喜练拳脚，好争强斗胜；还有一个人叫李森娃的人，人呼“果子狸”，个虽不高，但精瘦干炼，英俊洒脱，是个屠夫。他俩打胡墼是“天仙配”，各有绝活。“疯子张”疯起来，一是打胡墼不用锤子，双脚锤出的胡墼，要比一般人用锤子锤出的胡墼还要瓷实，还要平正；二是使锤如闪电，像舞蹈。特点之一是手快，频率高。别人打胡墼还未进行一半，他已停锤卸模；之二是美。锤子在手上就如侠客的剑，鼓手的锤，上下翻飞，左右旋转，如打迷踪拳，变幻莫测。“果子狸”“ 猴” 起来，掘土，和土，安模，供土，确有狸的机敏，猴的利索。且能边做边唱，戏文里的生、旦、净、丑样样能来，一人能唱一本戏。邻村的一对孪生姐妹容如西施，貌赛贵妃，她们来我们村走亲戚，被二人的精彩表演迷住了。后来大姐嫁给了“疯子张”，小妹嫁给了“果子狸”，在四邻八乡传为美谈。

    由打胡墼衍生出的一些社会学意义上的文明，已远远超出了这种生产活动的本身，更是耐人寻味的。在我还懵懂的时候，常听大人调侃，谁谁给谁提锤子，谁谁给谁供模子。当时并不明白其中的含意，后来才弄清楚了隐含的奥秘。前人太伟大了！进行传宗接代的性教育，没有对下一代讲高深的道理，用的就是这种直观形象的喻比，用的就是在这不经意的情感交流与愉悦中的熏染。一定意义上，胡墼于我们人类的繁衍和发展，功莫大焉！

    胡墼虽然随着土木建筑文明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这种生产方式形成的文化影响却是深远的，悠长的，不会因斗转星移而消逝，也不会因社会变更而浆解。人类的进步对自身创造的文明观照会更加自觉的。正如宋瓷烧制工艺重演，陶艺制作复燃一样，说不定哪天哪个旅游点开发了打胡墼这个旅游产品，会吸引更多的汉子尽情挥洒，一展才艺的。至少我现在就有这种强烈的心理和生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