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莽山,对妻子的父亲称为“外父”,特别是在莽山瑶族乡村子里,这样称呼绝对是正确的,如称“岳父”相反不习惯,上了岁数的甚至听不懂,可能还会说上一句:“叫外父”。
据史记载,对妻子的父亲的称呼在先秦时期称之为“舅姑”,后又有“丈人”、“泰山”等称谓,直到我们现在的称呼“岳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亲属间的称谓并不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称呼,而是实际上流行的对血缘亲属关系的亲疏异同的观点的表现。”
我们莽山人称妻子的父亲为“外父”。望文生义,也就是说比“父亲”、“爸爸”等类似的称呼稍疏远一些。按理来说,直接叫“爸爸”要亲切得多。老人接受起来也更乐意,更幸福,更甜蜜,更亲近。
我的外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少数民族——瑶族。自打他甘心情愿,高高兴兴地把自己的三女儿嫁给我做老婆时起我就一直叫他“爸爸”,看他高兴的样子,是我的称呼使他非常满意。因为,他见到我,特别是当听到我叫他一声“爸爸”时,眼睛就眯成一条缝,嘴角能挂得住半斤重的蜜罐。
我的外父生长在深山的小村庄里,他小时候刮过草,放过牛,砍过柴,犁过田。他住的村子叫新屋场。不过地名与实际不相符。在我的记忆中,村子里那时根本就没有新屋,破破烂烂,稀稀落落。就算我做新郎官进到那个村子里,依旧没新出个样子。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村子,它培育出了一个就聪慧过人,读书异常勤奋,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一直很优秀外父。那时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称他为神童,书呆子,秀才。说他,长大了会当官。
外父果然被言重。高中毕业返乡后,由于文才出众被公社看重,在公社当了一个小小的秘书,后又升为办公室主任。县里认为他是个人才,又把他调到了县里,到组宣科当科长。后来毅然回乡,到莽山林管局工作,投身到了家乡的建设。
就这样,我有缘结识了他的老三女儿艳艳。当时,我对她说:我们的事,我担心你父亲会阻扰。她听我这么一说,马上就回去征求了他父母的意见,竟然,她父母欣然应允。就这样,我提前进驻到了他们家当上了准新郎官:在她家洗菜,做饭,还帮做点杂活,显得特别勤快。
不久,我和艳艳到公社领了一张盖着公社红色大印的结婚证,凭着一张
我和外父在一个办公楼上班,而且同在二楼,那时我在工会只是一个小小的干事,因我从小就爱写写画画,能写一手好毛笔字。故被局领导看重,被调到工会搞宣传。我的工作就是出出黑板报,写写标语动动笔杆之类的活。外父是党委办公室主任,对我来说,他是当官的,是领导干部,甚至工会也在他的管辖之内,工会有时要举行什么活动,还得要征求他的意见。作为上下级关系,我们在上下班时,经常会眼睛碰鼻子,每次打照面,我只能是:“爸爸”叫一声,应付一下,好象这种叫法在这种特定的场合含金量不是很高,特别是在大众场合,称呼更显得有点窘迫、无奈和僵硬,我有时会让“爸爸”两字提速,向光速靠近,让脸部表情尽量平淡。这样我觉得,我既完成了尊重长辈甚至是领导的任务,又让别人看不出我是在讨好自己的外父,说直点,就是拍马屁。
外父是一个副处级干部,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待人接物非常严谨,为人厚道。工作很认真,非常坚持原则。不过,说来也奇怪,象这样的人,按理来说,很容易得罪人,因为常常会有些人或是个别人,对他不能满足自己的某种私利而怀恨在心,司机报复。事实却不竟如此,在他为官期间,从来没有人找过他的茬,更没人说过他一句坏话,全局上下对他的为人都非常敬重。因为,他从来不谋求个人私利,包括自己的亲属,从不开方便之门,一律公事公办,一碗水端平。
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有次一位科室干部,他走到外父家神神秘秘地说:林技科需要一名林调员,你儿子的事,我帮你去说说……外父马上打断了他的话,果断地说:开玩笑,科室里需要的是有文化有技术的人才,怎么能随随便便调来一个没有林业专业知识的人呢?这么做太不负责任,会误事的,影响也太坏!外父坚决反对。那位干部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去了,弄得十分尴尬,只好悻悻的走了。就是因为外父的坚持,他始终把党性放到第一位,单位利益放到第一位,不给单位添麻烦,不给人留下任何把柄。为政几十年来, 干部职工对他的一致评价是:“坚持党的原则,廉洁公正,不谋私利,是一名优秀的领导干部,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别看他对工作严肃认真。可在生活中,却会给我们展示出不同的另一面:外父是本地土生土长的瑶族人,他有一个惊人的爱好,说惊人一点也不夸张:在他家乡村子的前面有一条宽约30多米的河流,那时河流在没被开发利用前,河流的水又深又清澈,河中生长着各种各样的鱼,能叫得上名的有“石板鱼、苦脑鱼、标杆子、王盖(据)婆、灰红拐……”十多种,大的最多巴掌大,他时常一个人拿起炸药出去。回来时把鱼篓一倒,能把脚盆底盖得严严实实。
说起来,我们也非常担心,我们有时也带点调侃的口气对他说:炸鱼还是不文明,太冒险,像是打日本鬼子,炸药一响吓得人心惊肉跳。场面倒是显得轰轰烈烈,异常壮观。可是太过刺激,太惊心动魄了!说归说,这样的活动我也壮着胆与他并肩战斗过,我看到他,胆子大得使人感到毛骨悚然,他总是徒手拿起炸药,插上雷管,而且引线取得比雷管口还短,点燃,然后抛入水中,浅起丈余高的水花。过几分钟,水面上便漂浮着一层被炸晕的鱼,在水面上象雪花一样,洁白鲜亮。我做他的女婿后,象这样的“战斗”我总共参加过两次。不过,我一般连助手都算不上,我只能当观众,而且为了规避风险,我每次都躲得远远的。
外父每次为我们冒着生命危险炸鱼回来,我们全家都能美美的饱餐一顿,这种鱼特别好吃,其味鲜嫩、甜美。外父对这种鱼还有一种做法,叫作“炸鱼锅”,就是用米粉把鱼蘸满,然后放进滚油锅里炸,炸出来橙黄橙黄的,既香甜细润,又酥脆可口。那种味道我现在都还馋得直流口水……
现在想起来,我对外父更是产生一种敬仰,且不说炸鱼捞鱼有多辛苦,其投炸药包的危险系数就比炸日本鬼子的碉堡低不了几个百分点。这使我想起了小时候大人给我讲的一则狐狸的故事:有一对狐狸母子,狐狸妈妈为满足小狐狸要吃葡萄的愿望,冒着被猎人围捕的危险硬是闯进葡萄园摘取葡萄,当它拿着葡萄就要回到家的时候却遭到了猎人围捕,最后惨遭不幸。这则故事告诉人们,母亲天生就具备那种博大无私和大无畏的母爱。故事情节凄婉动人。外父炸鱼的举动不正是这种爱的具体表现吗?他这是用一种行动来诠释那平凡而伟大的父爱!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转眼我和艳艳都已双鬓白染。
外父自然也是早就退居了二线,只是偶尔到局里开个会什么的。越到后来,他就只能去参加一年一度的职代会了,在会议室的“列席”座位上坐坐。他对这些表面的荣誉看得很谈,情绪非常稳定。平日里他会出去邀上一两个年纪相当的老人打打小牌,溜溜街,聊聊天,一天下来,也还充实,日子过得十分平静。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有天晚上近深夜时分,突然接到妻弟平平的电话,说老人出事了,声音急促凄切,我顾不了许多,从床上爬起,披上衣服就跑到外父家,只见外父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平平诉说道:老人起床小便,看到一只蟑螂,于是拿起苍蝇拍去打那只蟑螂,一不小心绊住了放在地上的簸箕,身子往后一挫,只听“啪”的一声,就站不起来了,可能是骨头断了。
我们赶忙找来在局里开小车的姐夫(老婆二姐的爱人),把外父送进了县第二人民医院,经照片确认胯骨骨折,由于年纪大骨头酥脆,伤情较严重。便又转入县第一人民医院进行诊治,在住院期间,两个儿子轮番全程料理,我们这些姊妹也经常出入于这家医院,我们主要是替换一下两兄弟,在者也时常给老人带去一些水果、罐头和保健品之类。更重要的是常常捎去一些安慰话。因为,刚开始老人在我们面前总是流露出悲观的情绪,甚至说:我不想死,我不能死,我还没去爬过天台山顶……老人话语中透露出对莽山一草一木的留恋,表现出还要去领略莽山旅游开发后那如诗如画的风光的迫切愿望,我们望着他那悲哀而又带着企盼的老脸,心如刀绞,只好强装笑脸,对老人说:没事,现在医学发达,这点病算什么,一定能治好,要听医生的话,配合医生安心养病,医生说了保证不出半年一定会病好如初,到时我们全家人都陪你去登天台山顶。我们的一席话止住了老人的眼泪。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真谓是“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更遇打头风”。外父还在医院卧榻不起,我老婆又被检查出“子宫囊肿”,医生说要开刀,住进了医院,这样一来,就好象在伤口上洒了一把盐,也象是在我胸口上插了一把刀,一时让我这五尺汉子六神无主,全身瘫软。全家乱成一锅粥。在这关键时刻,我心想:我不能倒下,我要坚持住。于是,我咬了咬牙,对家里关心我的人说:没事,还是照顾老人要紧,这里的事我一个就行了,我会处理好的,放心吧。我强忍内心的难过,把该安排的事都安排好,该做的事都做好来。尽量做到不让家里人操心。
不过,常言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老婆这次住进医院,是与外父同住在一个医院,双方照顾起来倒也挺方便。老婆开刀后,病情稳定,不用担忧,所以,勿须特殊料理,这样一来,我便经常去探探外父,去和外父聊聊天,唠唠嗑,他也不会觉得乏味。我还可做到两不误,既可照顾好自己的妻子,又可调解一下外父的情绪,来回一走动还觉得挺新鲜,也蛮有意义。外父每次看到我都挺开心,等我一坐下来就没完没了地跟我讲起自己的往事:他读书时哪年哪期几班三个同学在班里成绩最好,其中他自己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他说,有次他与班里一名成绩最好同学为考地理打赌,他说哪个分数少就背着分数多的那个到球场跑三圈,结果他自己输了,他只好背着那个同学在球场上跑了三圈半,他说是自己跑晕了,给那个同学多赚了半个圈的便宜。他还说起他后来是怎样参加工作的,怎样得到领导重视的等等。津津乐道。天南地北,无话不说,我看到外父在住院期间心情越来越好,越来越开朗,虽然显得非常消瘦,脸色显得苍老,但精神爠烁,病情也有所好转。
一个多月后,外父出院,接回来时,双脚还不能挪动。我们兄弟姊妹七手八脚把他抬进了房间。老人看上去显得非常瘦弱,脸色苍白干瘪,皱纹纵横深陷,也许是这段时间住院熬的。我们几姊妹在床前一再叮嘱要好好养病,千万不能擅自下地。我们说会经常来看望,还叮嘱外母说,如果有什么需要就对我们说。
转眼又过去了四五个月,天气逐渐变得热起来。虽然没象医生所说,不出半年就病好如初,但如今看上去,他的气色好多了,脸颊上呈现出淡淡的红晕,外父能拄着拐杖逛街了。而且外母也开心地对我们说,外父现在天天要出门走动,最开始是在门口走走,后来越走越远,现在居然一天能在毛庵街走上几个来回。他开始是拄着双拐走,后来就能拄着单拐走。如果走得不远,他还能丢下拐棍走。我们有时也把他当成小孩样逗他,哟,看来再过两天,你可能还可以去炸鱼呢!他只是嘿嘿两声一笑。我接着说:还是去爬天台山吧。他更是合不拢嘴,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这天,外父家显得特别热闹,喜气洋洋,屋里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农村里的叔叔、婶婶、姑姑、姑爷、兄弟姊妹全都来了。
这天是
趁还没开席,我挎着照相机,我搬了两张椅子放到门口的坪上。我请外父、外母坐到椅子上,我要他们靠紧点,然后我“咔嚓,咔嚓”按下相机快门。我把相机递给两位老人看,两位老人看后笑眯眯的对我说,你把我们照年轻了。实际上他们心里是美滋滋的。我说,爸爸、妈妈本来就还年轻,一点也不老,绝对能活一百岁。
我拿着相机郑重地对兄弟姊妹说,我要让两位老人两张脸永远定格在一棵苍劲青松背景下。让外父那张眼睛眯成一条缝的脸上永远饱含幸福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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