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讲了这么一件事：“邹人孟轲见魏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利吾国乎？孟子曰：君子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君子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未有义而后其君者。王曰：善”。

    这一段话可以说是：“君子不言利”最好的注解了。乍一看，讲得多好呀，连魏惠王都称“善”。君子真的不言利吗？不是不言，而是讲了“仁义”利即在其中了，于是乎穷酸腐儒们因此大谈“君子固穷”，而为自己穷困潦倒做解脱，为自己不事经济之事做挡箭牌，似乎他不从事生产，不从事经济之事是君子的行为，是清高，是高洁，而从事生产，从事经济的人都是小人，都是鄙俗之人，他好了不得了。是这样吗？

    我们先不讲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意识形态之类的这些理论，就连最下层的老百姓，村夫野老都会说：不事生产，饿死你这个君子，你去跟阎罗王谈你的“君子固穷”吧！

    何为“仁义”？“仁”者爱人，“义”者道义之谓也。表面看起来很玄乎，不知所云，又似乎明白，明白又不确切。可在现实生活中，它总得体现在某件具体的事情中吧？没有具体的某件事，空谈“仁义”，那“仁义”又是什么呢？是一只苹果还是一斗米呢？“仁义”具体到一只苹果和一斗米时候，它指的就是这只苹果这斗米是怎样生产出来的，怎样组织生产，怎样分配怎样消费的，在这个过程中体现怎样的高效组合，合理公平。具体表现在科学地种植，高效地组织生产，公平地分配，合理地兼顾社会各个阶级，各种类型的群体的利益。在实施这个过程中贯彻“仁义”的思想，那“仁义”就是一棵有根的大树上开出的花朵。泛泛而谈“仁义”，那“仁义”又是什么呢？是“爱人”，那“爱人”又表现在何处呢？“道义”又体现在哪儿呢？那只能在概念上兜圈子了。“仁义”的思想必须体现在具体的生产和管理以及分配上，而不是停留在纸上停留在学者的理论中。所以那些不事生产的腐儒们高谈阔论，什么“君子不言利”，老百姓就会说：饿死你个“仁义道德”！

    人类社会发展到产生“士”这个知识阶层，也就是社会分工有了很大的发展，生产的管理者可以脱离具体的生产活动而从事专门的管理工作了，也才有了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这个时期应该是我国春秋的时候。把具体的劳动生产者和理论研究以及实施者对立起来，是一种社会奇形心态的表现出。理论的研究者，理论的具体运用实施者也是生产者，是间接生产者，他们通过理顺生产关系，理顺思想意识而为更好地进行生产和分配服务，也是一种生产，是更高形态上的生产。毕竟是行为方式决定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更好地调节行为方式，从而更合理更有效地进行生产活动。孔子的思想是从上而下地进行思考的，从思想到行为进行思考从而建立儒家思想体系的。何为儒者？给人办丧事者即儒者，他是从死人到活人，从死人对活人的恩德讲活人对死人的思恩，再及活人对活人应该怎样协调关系。理顺了这个关系，在具体的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就有了有序化和可遵循的行为准则了，就可以化解矛盾而进行有效的生产活动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白了也就是一种生产的组织形态和分配方案。所以，“未有仁者遗其亲者，未有义而后其君者”，“君子不言利而利在其中也”。

    君子果真不言利吗？非也，而是利在仁义的具体实践中了。《资治通鉴》接着又说：“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这段话之意就是说，管理人民，首先要让人民得到实惠，得到实际利益，仁义本来就是体现在利益之中的，在上的统治者管理者如果在具体管理生产，分配产品以及具体的统治中不讲仁义，就是不讲科学的管理，合理地分配，兼顾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利益，人民就不知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社会就会大乱。做为管理者统治者不讲道义，也就是不按规矩办事，下面的人民就会热衷于为非作歹，互相欺诈，这样一来对社会安定对具体的生产就会造成极大的祸害。所以《易经》中讲：利益是道义所要调和的目标，也就是说道义就是用来调和各方利益的。用利益来安顿人民，在安顿人民的具体过程中体现仁义道德，尊崇仁义道德，这就是最大的利益，它会使得利益最大化。

    怎样理解呢？就好比有两枚可以孵出小鸡的鸡蛋，所有与之有关的人，大家坐下来讨论清楚了蛋变鸡，鸡下蛋，蛋再变鸡，鸡再下蛋后各人的利益分配方案，都觉得合理了，于是人们就都不去争夺这两枚鸡蛋的所有权，而是共同呵护这两枚鸡蛋，让蛋变成鸡，鸡下蛋无穷无尽地循环下去，使每个人的利益都得到最大化。如果利益没有协调好，每个人都想独霸那两枚鸡蛋，你争我夺，鸡蛋掉到了地上，那就是最糟糕的事了：“不利大矣”。君子不言利吗？管理人民，管理生产，首先就要讲利益讲分配，让人民得到实惠，怎能不言利呢？

    司马光评述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知仁义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子思，孟子讲的仁义都是一个意思，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中利益所在，才能使利益最大化；不懂仁义的人是不知道仁义中所含的利益的。所以孟子直接跟梁惠王讲仁义而闭口不谈利，是因为谈话的对象不同的缘故，如此而已。

    君子不言利，是与言者不知仁义之利也，非是君子不言利。君子言利了，君子何会固穷呢？固，不应该是做“本来”或是做“应当”来理解，它是指当没有正当的渠道获取财富，或者没有能力通过正当的渠道获得并保有财富的时候，固守自己的品行道德，哪怕贫穷也在所不惜。“固”应该是固守自己品德之意，这样理解好象更合理一些。

    所以，君子不言利，非不言利也，“所与言之人异也”！不是不讲怎样获得利益，而是看君子跟怎样的人谈。对自私自利的人只谈仁义道德，对大公无私的人就要谈怎样获取利益，怎样分配利益，而使利益在民众中最大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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