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上无意中见一则消息余秋雨先生病逝了。

初时，感觉到的意外，余秋雨竟然去世了，而后是淡淡的叹了口气：死了就死吧。

在几年前，我拜读了余秋雨先生的的代表作《文化苦旅》，当时先生的思想和语言深深的震撼我，特别是在《道士塔》中那种对于当时中国人丑陋，表现的那么的犀利，犀利的如同闪着寒光的刀剑一般，对于那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的王圆箓，对于他我当时只有一种想法，掐死他。

然后，我读了先生的《千年一叹》，“我们是去寻找人类古代文明的路基，却发现竟然有那么多路段荒草迷离、战壕密布、盗匪出没。吉普车的车轮紧贴着地面一公里、一公里地碾过去，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实的恐怖故事。”先生对于文化的热爱已超过了他对于自己生命的热爱。

然而，几年后，我解了一些事：其实我想掐死的王圆箓，为了保护莫高窟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这一天，王圆箓揭开了藏经洞这个秘密。王道士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在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中对于王圆箓做出了：“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的评价。并且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西域考古图记》等），当时西方人来到中国带走文物的时候，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的，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王圆箓本身并没有能力拒绝他们。

先生在此篇文章中的一个硬伤，把众多的历史积怨，以文人特有的方式，发泄到一个脆弱的个体身上，这是具有理性思考的绝大多数人不能接受的，王道士曾经数次为了保护这些文物做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包括涉险送这些古籍文物到地方政府，最后冒死写奏章给慈禧太后，这些都是先生没有向此文的作者所袒露的，也就是这样一个冒死保护古籍，却连连失败的人。凭借着自我坚定的宗教信仰，为了清理当时的洞窟，出卖了珍贵的敦煌文献，先生并没有仔细的描述那段坎坷的历史，却以文人的特殊喜好，置王道士以死地。

先生有着文人的傲气，先生不愿承认文坛的前辈是错的，哪怕真的前辈们是错的，所以在先生的《道士塔》中宁可颠倒黑白的将一个守护者塑造成了一个背叛者，也要袒护那个时代的文人们。先生气量不大但无伤大雅，他好面子，对于前辈们歌功颂德，宽容仁慈；对于后辈们我引一句先生的原话：“我不赞成太多地歌颂青年，而坚持认为那是一个充满陷阱的年代。”对于后辈们先生总是一副前辈导师的样子，韩寒在自己的文章中骂了先生，先生以一个爷爷对孙子的口吻对韩寒说：“骂人是不对的，骂人为什么不对，因为骂人容易让别人生气，而一生气就容易得高血压，而一旦得高血压就容易引发中风和心肌梗塞，而一旦中风和心肌梗塞就容易死……” 这种貌似的“妥协”回应，是先生惯用的。早在当年先生也对余杰也是如此，先生亲自给余杰写了一封“充满善意”的信，又在魏明伦家见了余杰。这种善意的妥协似乎并不能说明先生是恢廓大度的学者。先生自我的或是被自我的高标了自己，然后将所以的批评，当做践踏自己的尊严，当做破坏自己的名声。正应如此先生像其他几位心胸狭窄的“著名”作家一样，把正常的批评当作谩骂，说那些“骂”先生的人，“都是曾经跟他套过近乎、想把他捧上天的人”，或者索性从动机上否定自己的批评者，认为他们“想靠他出名”。面对批评的时候，先生总是质问别人批评背后的动机，而根本不在意批评本身，难道批评的动机比批评本身还重要吗？

今天我知道了，先生是被病逝的。先生的身体不错，先生仍能挥笔泼墨，写下锦绣文章，仍能开拓抑或是改过。先生现在是成功的散文家，或许今后会是文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