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著名作家叶兆言一行来邮采风，前后两天，参观了企业，游览了景点，还深入到工人农民中间访谈体验。有两位女作家在一家服装企业，情不自禁地走到缝纫机旁，在一位女工的指导下踩起了缝纫机，乐不可支，童心荡漾。第二天下午，我以为他们累了，早早地停止户外活动，让他们歇歇。
这时，叶兆言提出一个问题，说他想去王氏纪念馆（王念孙、王引之纪念馆）看看。叶兆言带着十分崇敬的口吻说，“王氏父子不仅学问高深，而且做人也正派，大贪官和珅的倒台有他们的智慧”。其他人也要求到大淖走走，他们说，汪曾祺的《大淖纪事》给文坛注入了新风，汪曾祺也是凭借《大淖纪事》等系列乡土小说奠定了在当代文坛上的地位，大淖一定是个美丽的地方，否则汪老如何能写出那么优美灵动的作品。
我一边听他们高谈阔论，一边在绞尽脑汁地想办法。我清楚，他们所说的一点不虚一点也不错。王氏父子在清代训诂学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后人难以企及的，汪曾祺老于文革后一反高大全，以家乡的风土人情为背景，以温润和美的笔墨，抒写人的本性，人的真情，其作用和影响不可低估。作为文人，他们敬仰王氏，寻访汪的足迹，都是可以理解的。作为高邮后生，作为接待者，我理应满足客人的要求。但是，王氏纪念馆的破败，大淖的龌龊，我是亲眼所见。2003年5月，我接待了几位北京客人，客人要求拜谒王氏纪念馆，我径直去了。哪知道从小巷走进去，一路乱七八糟，买了两元钱门票入内，馆内破破拉拉，一个不大的展厅租给一个三流的艺人说扬州评话。光线阴暗，展品很少，也没有解说员。客人只停留了很短时间，颇为懊丧地自言自语道，“王氏这样的大家，竟是如此不受尊重。”客人当然不是批评我的，但作为高邮人，我感到尴尬之极，痛苦之极。后来，有客人来，我绝口不提王氏纪念馆，即使客人想去，我也会找出一个貌似合理的理由予以婉拒。2003年7月发洪水，我被派到大淖一带协助解决城区泄洪，还没到大淖，一股臭味扑面而来，进入大淖，污水横流，动物尸体和杂七杂八的垃圾飘浮水上，不堪入目，难以下脚，谁也不会想到这就是汪曾祺笔下的大淖
叶兆言等人是全国知名作家，走的地方多，游览的景点多，我不能让他们乘兴而往，败兴而归，更不能因此破坏历史文化名城在他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我很诚恳地说，叶主席（其时叶兆言是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王氏纪念馆正在修缮，展品都封存了，通往大淖的大道正在建设，进出不便，还是下次请您们去吧。作家们善解人意，听我一解释，表示同意。
叶兆言回南京后，写了一篇题为《是谁扳倒了和珅》的散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对王氏的颂扬和敬重溢于言表。另一位作家写了一篇散文《想见大淖》，发表在《扬子晚报》上，想象了大淖的静谧和优美。我阅后感到尴尬和汗颜。
去年，市里拨出专项资金对王氏纪念馆进行修缮和扩容，扩充了展室，丰富了展品，更换了设备。同时，对肮脏的大淖进行了彻底地根治，挖走了垃圾，疏通了河流，配置了高档护栏，对周边环境也作了改造，仅仅两个月时间，昔日臭水沟就变成了林木扶苏、花香四溢、美不胜收的景观带。
无独有偶，今年3月底，还是叶兆言等作家组成的江苏省作协采风团来邮采风，还是我负责服务工作。在安排作家采风线路时，我毫不犹豫地将大淖河景观带和王氏纪念馆列入其间。
在大淖河景观带，作家们环河而走，边走边议，还几次停下来与当地的居民攀谈，居民们笑在脸上，作家们乐在心里。他们认为高邮借助汪曾祺在国内外的影响，借助其作品的意境，用现代化的手法，把大淖建成一道活水常流、绿化美化配套齐全的景观，无论对于百姓生活，还是对于塑造城市形象，培育城市文化，都是很有意义的。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作家们所观看的大淖已非汪老笔下的大淖，但一点不影响他们的情致，也丝毫不影响高邮以及大淖在他们心中优雅的形象。
随后又参观了王氏纪念馆。我们将车停在府前街上，从小巷北端步行进去。作家们走得很慢，他们边行边止，边走边聊，铜匠铺，烧饼店，杂货行，以及升火的煤炉，无不引起他们的深厚兴趣。他们说，一座城市保留一条甚至几条这样的老街，很有价值，老街有文化，老街有韵味。他们同时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是源与流的关系，非但不矛盾，而且应该同行共建。在王氏纪念馆，他们看得更认真，更详细，尤其是看到王氏的奏本，更是喜出望外。叶兆言索兴当起了解说员，可见，叶公对王氏是颇有研究的。
作家们对这次采风非常满意，作协副主席储福金感叹，虽然多次来高邮，但每次都看到新事物、新变化，每次都有新感受、新收获。回到南京后，在很短时间内，一行八人都写了内容各异、文彩飞扬的散文，发表在省内外报刊上。王成祥先生在其文《面对大淖，想起汪曾祺》的开篇写道：“2011年春，当有机会再次踏上高邮这片美丽的土地时，我首先想见的，自然还是大淖，因为5年前，当我初次来到高邮时，这一愿望遗憾地未能实现。如今，漫步在经过高邮人民精心整治过的大淖河边，一位已经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高邮籍作家，不禁从我的记忆中油然呈现。”傅晓红女士在《采风高邮忆汪老》一文中这样描述观看大淖河景观带后的感受，“眼前的大淖没有了沙洲、没有了茅草和芦荻，可有了雪白的汉白玉砌成的栏杆，有清澈宽阔的水面，在春风下荡起的层层涟漪；有桃红柳绿河道林和大小不一的绿化灌木丛与鲜花圃，还有的就是大淖旁一户户过着小康日子的普通百姓家”。
面对王氏纪念馆和大淖，我们不再尴尬，阅读作家们篇篇美文，生发的是一种自豪和骄傲，也从中得到深刻的启迪。一座城市往往因名人胜景而美名远扬，名人胜景也因城市的繁荣发展而千古留芳。文化就是在这样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中得到传承和弘扬，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也是在这样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中得到融合和共长。
这时，叶兆言提出一个问题，说他想去王氏纪念馆（王念孙、王引之纪念馆）看看。叶兆言带着十分崇敬的口吻说，“王氏父子不仅学问高深，而且做人也正派，大贪官和珅的倒台有他们的智慧”。其他人也要求到大淖走走，他们说，汪曾祺的《大淖纪事》给文坛注入了新风，汪曾祺也是凭借《大淖纪事》等系列乡土小说奠定了在当代文坛上的地位，大淖一定是个美丽的地方，否则汪老如何能写出那么优美灵动的作品。
我一边听他们高谈阔论，一边在绞尽脑汁地想办法。我清楚，他们所说的一点不虚一点也不错。王氏父子在清代训诂学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后人难以企及的，汪曾祺老于文革后一反高大全，以家乡的风土人情为背景，以温润和美的笔墨，抒写人的本性，人的真情，其作用和影响不可低估。作为文人，他们敬仰王氏，寻访汪的足迹，都是可以理解的。作为高邮后生，作为接待者，我理应满足客人的要求。但是，王氏纪念馆的破败，大淖的龌龊，我是亲眼所见。2003年5月，我接待了几位北京客人，客人要求拜谒王氏纪念馆，我径直去了。哪知道从小巷走进去，一路乱七八糟，买了两元钱门票入内，馆内破破拉拉，一个不大的展厅租给一个三流的艺人说扬州评话。光线阴暗，展品很少，也没有解说员。客人只停留了很短时间，颇为懊丧地自言自语道，“王氏这样的大家，竟是如此不受尊重。”客人当然不是批评我的，但作为高邮人，我感到尴尬之极，痛苦之极。后来，有客人来，我绝口不提王氏纪念馆，即使客人想去，我也会找出一个貌似合理的理由予以婉拒。2003年7月发洪水，我被派到大淖一带协助解决城区泄洪，还没到大淖，一股臭味扑面而来，进入大淖，污水横流，动物尸体和杂七杂八的垃圾飘浮水上，不堪入目，难以下脚，谁也不会想到这就是汪曾祺笔下的大淖
叶兆言等人是全国知名作家，走的地方多，游览的景点多，我不能让他们乘兴而往，败兴而归，更不能因此破坏历史文化名城在他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我很诚恳地说，叶主席（其时叶兆言是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王氏纪念馆正在修缮，展品都封存了，通往大淖的大道正在建设，进出不便，还是下次请您们去吧。作家们善解人意，听我一解释，表示同意。
叶兆言回南京后，写了一篇题为《是谁扳倒了和珅》的散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对王氏的颂扬和敬重溢于言表。另一位作家写了一篇散文《想见大淖》，发表在《扬子晚报》上，想象了大淖的静谧和优美。我阅后感到尴尬和汗颜。
去年，市里拨出专项资金对王氏纪念馆进行修缮和扩容，扩充了展室，丰富了展品，更换了设备。同时，对肮脏的大淖进行了彻底地根治，挖走了垃圾，疏通了河流，配置了高档护栏，对周边环境也作了改造，仅仅两个月时间，昔日臭水沟就变成了林木扶苏、花香四溢、美不胜收的景观带。
无独有偶，今年3月底，还是叶兆言等作家组成的江苏省作协采风团来邮采风，还是我负责服务工作。在安排作家采风线路时，我毫不犹豫地将大淖河景观带和王氏纪念馆列入其间。
在大淖河景观带，作家们环河而走，边走边议，还几次停下来与当地的居民攀谈，居民们笑在脸上，作家们乐在心里。他们认为高邮借助汪曾祺在国内外的影响，借助其作品的意境，用现代化的手法，把大淖建成一道活水常流、绿化美化配套齐全的景观，无论对于百姓生活，还是对于塑造城市形象，培育城市文化，都是很有意义的。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作家们所观看的大淖已非汪老笔下的大淖，但一点不影响他们的情致，也丝毫不影响高邮以及大淖在他们心中优雅的形象。
随后又参观了王氏纪念馆。我们将车停在府前街上，从小巷北端步行进去。作家们走得很慢，他们边行边止，边走边聊，铜匠铺，烧饼店，杂货行，以及升火的煤炉，无不引起他们的深厚兴趣。他们说，一座城市保留一条甚至几条这样的老街，很有价值，老街有文化，老街有韵味。他们同时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是源与流的关系，非但不矛盾，而且应该同行共建。在王氏纪念馆，他们看得更认真，更详细，尤其是看到王氏的奏本，更是喜出望外。叶兆言索兴当起了解说员，可见，叶公对王氏是颇有研究的。
作家们对这次采风非常满意，作协副主席储福金感叹，虽然多次来高邮，但每次都看到新事物、新变化，每次都有新感受、新收获。回到南京后，在很短时间内，一行八人都写了内容各异、文彩飞扬的散文，发表在省内外报刊上。王成祥先生在其文《面对大淖，想起汪曾祺》的开篇写道：“2011年春，当有机会再次踏上高邮这片美丽的土地时，我首先想见的，自然还是大淖，因为5年前，当我初次来到高邮时，这一愿望遗憾地未能实现。如今，漫步在经过高邮人民精心整治过的大淖河边，一位已经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高邮籍作家，不禁从我的记忆中油然呈现。”傅晓红女士在《采风高邮忆汪老》一文中这样描述观看大淖河景观带后的感受，“眼前的大淖没有了沙洲、没有了茅草和芦荻，可有了雪白的汉白玉砌成的栏杆，有清澈宽阔的水面，在春风下荡起的层层涟漪；有桃红柳绿河道林和大小不一的绿化灌木丛与鲜花圃，还有的就是大淖旁一户户过着小康日子的普通百姓家”。
面对王氏纪念馆和大淖，我们不再尴尬，阅读作家们篇篇美文，生发的是一种自豪和骄傲，也从中得到深刻的启迪。一座城市往往因名人胜景而美名远扬，名人胜景也因城市的繁荣发展而千古留芳。文化就是在这样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中得到传承和弘扬，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也是在这样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中得到融合和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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