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在外，坐车行船。窗外时时有新景，但窗内景象仍旧。这窗内如同中国的城市，没有特色更无变化。所以每次逛街，一半出于无奈，一半出于习惯。
　　
　　在抚州的大街上，却意外地发现三尊铜像。身躯高大，气势不凡，着实让我感到惊愕不已。
　　
　　中间那尊，国脸牛眼，龙眉宽鼻，袖大扇风。一手托锦书奏折，一手扬天指日。右则那尊，盘发微耸，衣袍飘拂，两眼微闭。一手向后而背，一手持笔作墨状。左边那尊，园帽宽大，长须飘逸，一手云杖，一手端腹。
　　
　　他们是？心中欲问，低头看说明，原来是王安石、曾巩和汤显祖。三位文化巨人无人不晓，可都是抚州人氏，抚州就是古称的“临川”恐怕知之者少矣。
　　
　　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中坚，最有成就的政治家。曾巩唐宋八大家备受推崇的贤者。汤显祖明代未期的戏剧家，中国的莎士比亚。
　　
　　再平凡的地方，如此人物那怕只一个，都会是自豪的资本，更何况是三个！这让我不得不敬仰看似平常而实则不凡的抚州。当然，是那个宋代和明代的抚州，是那个充满文气风水还产生过大词人晏家父子的抚州。
　　
　　今天我们敬仰他们的是文化，是才气，是作为文人的气格。
　　
　　是半山先生《游褒禅山记》笔力雄健，峻拔奇崛的文气；是南丰先生的《学舍记》的温醇典重，雍容平易的文风；是清远先生的《临川四梦》的绮丽浪漫，奇幻道骨的文采。
　　
　　但当时，他们自己最看重的是出仕，从政为国的理想。所谓“兼济天下”才是根本。古代文人要么以儒为本而入世，要么以道为骨而出世。二条道路，非此即彼。入世形象的比喻是“出山”，出世则称之“归隐”
　　
　　汤显祖，世代富庶，可谓望族，然而却世代无官，是家族隐痛更是几辈的夙愿。当幼年汤显祖顺口作七个对联而气不虚时，一家人欣喜若狂。取名显祖。
　　
　　青年的显祖屡次试第，中进士后，身为遂昌知县，大办教育，淳化民风。赶虎驱害，为民谋利。即抑豪强打击恶势力，又进行监狱改革，首创让犯人回家过春节看花灯的先例。仅此就足以让他政绩斐然。
　　
　　曾巩更是为取功名，一边操持家业，侍父养弟；一边草房苦读，屡试及第。终以三十九高龄而中进士。而且是带着兄弟三人同时上榜登第。
　　
　　地方为官多年的他，兴办实事。劝富人卖粮，济贫于民；作主官府借粮种，济农于民；开铺送药，遣医治病，济医于民；根治邪恶，打击盗贼，济安于民。
　　
　　三人中最为辉煌的便是王安石。他是中国古代唯一深刻改变国家命运的文人。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在他任地方官政绩赫然的时候，三次拒辞朝官，足足花了十年，才以一篇《上宗仁皇帝言事书》的万言而得以当朝做宰相。得以施展他根除“三冗”（冗官、冗兵、冗费）“二积”（积弱、积贫）富国强民为目地，以“理财”“整军”重点的“熙宁新法”。
　　
　　他两度为相，短短几年，在青苗、农田水利、方田均税、免役、市易、均输、保甲等全方位实行新法，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十一世纪最为辉煌的改革，国家为之改变命运，世人引之瞩目。
　　
　　古代很多文人总是怀抱着正义与善良而救治天下。忠君济民是他们儒家理念的根本。为此他们寒窗苦读，呕心沥血；著书立说，疾呼号奔。一旦他们真正出山为仕，总要干出几件大得民心，大利于民的政事来。入世便是经天纬地壮举。这才是政治的本意，而他们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
　　
　　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拍拉图在其《理想国》里所说的苏格拉底的理想：政治是保障全体公民利益的实现，一切人的正义，造福于国家或维持生命的自由对幸福的追求。当然中国古代文人的国家是以皇帝为象征的，所以忠君就是忠于国家，在那样的时代也无可非议。
　　
　　这几天的江西山水之游，让我想到，由乐山而出山，由乐水而戏水。出山而戏水，戏水后再归山，是中国古代文人志士具有旨归意义的人生之路。是中国化儒道佛的特色理念。
　　
　　这样的理念，这样的出山，实在是得山之精髓。我想起山清山的清丽而巍峨，想起龙虎山的厚实而执着，想起一切山从平地拔起，高耸入云瑰丽与雄姿。只有山的深厚与雄伟才是古代优秀文人的最好象征，只有他们的出山，历史的暗夜里才会闪过耀眼的光芒，人类的希望。他们以出山，让自己成为一座座令人仰为叹观的高山。
　　
　　今天，他们又象山一般屹立在人潮如涌的街市里。让人崇敬，也不免让人一丝悲凉。
　　
　　谁都在他们面前忽忽而过，即使停留也只是一阵戏笑，有几个能走进他们伟大而深沉的灵魂。千百年的文采功绩只能成为不语的铜像，成为沉默的符号。城市作为炫耀，市民作为谈料。
　　
　　就象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一人独步钟山的无奈，就象当年曾巩屡试不第后的乡民的嘲笑，就象汤显祖当年弃官后，街坊不相信他为官多年而租谷不满六百担。
　　
　　一个伟大的灵魂只所以伟大还在于它不被世人所能理解，因为他们总是在现实社会前列，站在俯瞰世界的高度，去引导世界，去改造社会。而常人无法企及也就无从理解。这是作为伟人悲剧性的悖论，一个几乎不可能逾越的屏障。
　　
　　另外，中国古代的文人把气节作为原则，他们从政大都不会为计谋而放弃气节。也成不了计谋家。而中国封建的政治无一不是权谋下的计谋。所以他们一般都最后不为君所用，不为群所容，最后不得不归隐于山。去走文人的另一条路“独善其身”
　　
　　如此想来，我还似乎看到半山先生的眼好象只睁开一半的无奈，南丰先生眼闭的一丝叹息，清远先生持杖的一微颤抖。即然他们的愿望是独善，又何苦让他们身处闹市，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不恭。
　　
　　对他们最大的崇敬，是让他们回到山中草堂。
　　
　　我们的江西之旅，“雨田”兄不仅尽地主之谊，倾其所能，还一路拍摄人物风光，讲解民俗风情。讲到江西的樟树药帮更是津津乐道，自豪之意溢于言表。
　　
　　由此我想到，江西山水能让仁者、智者、勇者、文者在人生的游历中，进山水而乐之，出山水而戏之。进则净化灵魂，启示哲理，使人升华。出则即经天纬地，又超越时空。让历史的进程充满人文的向往与美丽。其根本似乎与这药帮有冥冥中的关联。
　　
　　“药不到樟树不灵，药不到樟树不齐”，起于西汉盛于清代樟树药帮采撷山水之精华，深得山水之精髓，倾其山水之所有，尽职尽责地医民济世。江西这块灵异的山水上才会人杰璀璨，只要走进这山水就能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代伟人毛泽东在这里打下了他强国的基业。
　　
　　虽然没有到樟树，但它隐隐然的气势，冥冥然中的魅力，却无时不在山水的游历中。
　　
　　江西，我想还会来的！
　　
　　草作于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九日上午十时到下午十三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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