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舅不到五岁时姥爷因病去世。当时姥姥怀着小舅还带着妈妈、大舅今天东家、明天西家的讨饭，在乡亲们的帮衬下艰难度日。姥姥为了不让全家人饿死，在乡亲们的捏合下，与同意入赘姥姥家的孙老歪成亲。开始孙姥爷和大家在一起相处还算安稳，日子过的也比较和谐。但没过多久大舅就怕看到孙姥爷凶狠的目光，更怕和他单独相处，因为只要姥姥不在他就时常狠狠地掐他打他，边打边恶狠狠地说：“你妈要是生不了我的孩子，我就打死你”。有一次乘姥姥不在，孙姥爷拳打脚踢地毒打大舅，把大舅打的鼻青脸肿、无法站立，他怕姥姥看到伤心，只好爬到院外不远的秸秆堆中几天几夜不敢回家，傍晚他听到姥姥漫山遍野地喊他找他，三天过去了他饿的头昏眼花。是我母亲先找到他，偷偷地给他送吃的。但是他再也不忍心听到姥姥沙哑的哭喊声，便一瘸一拐地回到家中，并编慌说不小心摔的……。
为了躲避孙姥爷的毒打，大舅在外流浪了三年多。农闲时他在山坡上帮助小商小贩推车挣钱糊口，农忙时就给别人帮工混饭吃。最困难的时候他要过饭，到寺庙里偷吃过供品，到别人家的猪圈里偷吃猪食……。天热时他睡在山坎下、地埂旁、树荫下和草丛中，刮风下雨时他钻过秸秆堆，睡过破庙和邻居家的柴房，冬天就在别人遗弃很久的破窑洞里栖身。有一年，寒冬腊月，窑洞里存放着许多麦草，半夜时分他点火取暖差一点被烧死……。大舅在外流浪的几年中长了见识也壮了胆子，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有时实在受不了还敢对继父出手。但毕竟年龄尚小，在他十二岁的冬天被继父骗到自家附近的山坎下、一顿毒打后大舅昏死过去了。傍晚时分天降大雪，山村一片白芒芒，当大舅醒来时发现手脚没了知觉，于是大声地哭叫：妈妈救命、救命、救命……。救命的哭喊打破了寂静沉睡的山村，狗狂叫，人奔跑，大舅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又活过来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被继父打的，只是不说罢了……。
全国解放了。大舅家有土地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了。十七岁时那年他在乡亲们的帮助下篐了两孔窑，搭了柴房、羊圈和鸡舍。还为自己拴了一个俊俏的媳妇。那时他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供小舅上学。(小舅没有辜负家人的希望，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从公安干警到公安局长，从县委秘书到县委书记、县长，为姥姥和大舅争了光)。
二
一九五九年大舅结婚了，一年后他们有了可爱的女儿。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和人祸并举的困难时期，大舅是村里的会计，为了不让村里人饿死。他积极参加村委会组织的自救队集体出去帮工、逃荒要饭……。
在“十年动乱”时期，大舅已经是生产小队的队长。在“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混乱时期，大舅家的孩子越来越多，日子也越过越难。作为生产队长的他要组织大家完成上面下达的各项缴纳任务和各种摊派(公社、大队各项开支最后全部摊派到各生产队承担)，还要带领全村的贫下中农“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种好社会主义的地（必须按上面的规定撒种，不按规定撒种，长出苗来上面派工作组要全部铲掉）。
那时全国各地的农村都一样，农民不能因地制宜按自己的意愿种地和养鸡、鸭、猪、羊……。农民的劳动是无偿的，要靠劳动日以外的各种额外的、零零星星的、躲躲闪闪的劳动所得养活自己。在少雨缺水、靠天吃饭的白家堡村，农民年年辛苦，年年欠生产队的账。大家不得不从事一些“违反规定”的劳动来养家糊口。身兼儿子、丈夫、父亲的大舅也不例外，要养活全家老少十几口人（大舅六个孩子和小舅妈一家五口）。他只有辞去生产队长的职务，忘掉“阶级斗争”，在农闲时节冒着不怕戴“复避资本主义”帽子的危险，外出到定西、天水、兰州、西安等地做“投机倒把”的生意，如：贩羊皮、贩鸡蛋、贩农副产品等，用挣来的钱供五个儿子上学，给他们娶媳妇，帮他们成家立业。在这期间他扒火车被铁路警察抓住过；为躲避城管人员的追赶几次差点被车撞；因发洪水被困在火车上十多天差点饿死……。
大舅六十多岁时为了给小儿子娶媳妇还去新疆摘棉花，舍不得花钱舍不得吃，因身体营养不良多次昏到在棉花地里……。
母亲深知大舅的艰辛，经常给他寄钱、寄粮票、寄旧衣被，还把到上学年龄的表弟们接回我家供他们上学。小舅在外从事繁忙的工作，但也是尽最大能力贴补家用，帮助大舅度过艰难竭蹶的岁月。
改革开放生活越来越好了。可是大舅的却疑神疑鬼，整日里烧香拜佛，成了虔诚的信徒。尤其是他的疑心病却越来越重，住在谁家都说有人害他，身体有病不到医院去看，硬说是鬼魂上身，那里痛就拿钳子锤子在哪里乱掐乱砸，不断地自残自己让人惨不忍睹。儿子们强行将他送到医院，检查结果是晚期肝癌。我父母、小舅和他的子女们陪伴他走完了人生最后的里程。（病世时七十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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