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统购统销，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之一；粮证，粮票，便是统购统销的载体了。
粮站，就是粮店了，又不同于普通商店。因为，不是有钱有证有定量，随便哪里的人都能来买的，是定点的。
在那个年代，在干部口中是粮食统购统销，在群众眼里是吃粮限量，不管咋说，算得是基本国策了，犹如后来的计划生育。
那时候，秦淮区称为三区，公安分局叫三分局，交警中队叫三中队，粮食局的区分局自然也是三分局了。
粮食分局下面是按街道办事处下属的若干居民委员会划分的相应的若干粮站。
我家所属的居委会叫“九儿巷居委会”，唯一可以买米打油的粮站，自然是“九儿巷粮站了”，至于为什么指定唯一的粮站，这在当时从来不去想的，就如同每家人的姓氏不能更改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九儿巷，街坊又管它叫大九儿巷（因为还有一条很窄的小九儿巷），一条不算很窄的巷子，鹅卵石铺就的路面，同一条巷子，往南大约二三百米也就走完了一半了，继续往南的那一半便不叫九儿巷，叫旋子巷了，这大约也是南京街巷的特色，也不知道为什么，同一条巷子用两个名字的，不少：养虎巷几百米，往南的几百米又叫做扫帚巷了……
走进九儿巷，也就三五十米，便是32号的一座“清墙门”的门户，想必早年是大户人家的府第，便是与这一带居民每日里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粮站。
在我母亲感觉我可以做点力气事的时候，也就是十岁左右吧，能做的事首选买米，买十斤中熟米。多了怕我扛不动：从米缸里拿出米口袋，带上粮证，拿一块五毛钱，千叮咛万嘱咐：别把粮证丢了，那是和户口本同样重要的。
我家就住小九儿巷，出了家门，一溜小跑，沿小九儿巷走完，小巷口向左拐，再往前几十米，便是大九儿巷32号，粮站。
进大门，跨过不小的一个天井，一间很大的“堂屋”便是店堂，天井的另一面的几间房间是粮站的办公室。
一般情况下，来买米打油的人是不用去的，除非办理粮油关系转移之类的手续才需要进去。
店堂的左侧是一条长长的木制柜台，右侧便是两三个很高很大的“窝折”，这个“窝折”是用一条大约一米宽，很长的“芦席”一圈一圈延伸着围起来的，米多的时候，可以围得很高，米少了又可以降得很低。堆满了有限的几种米：
粳米，南京人管它叫“中熟”米，
籼米（南京人称之为“洋籼”），
再就是“大米”了，南京人一概称为“无锡大米”。
当然也有糯米，绿豆，红豆，面粉（老百姓习惯叫“干面”），玉米面（群众习惯叫“苞芦面”）。
到了柜台前，里面的营业员是侧对着柜台坐着的。她（他）的左侧是一个打开了的小木箱，竖起来站着，里面分隔成很多小格子，放着不同的竹制筹码；
他（她）的右侧是另一个小柜子，插满了很多硬纸卡片，卡片的边缘露出不同颜色的口取纸，阶梯般的排列：营业员接过我递上的粮证，打开硬壳封面，看一下户主姓名，极麻利地抬手抽出一张卡片，我清楚的看到卡片的左上角便是我老爸的姓名，原来每一张卡片就是每户人家的购粮档案，好像当年的银行存款账，其实，那卡片就是账目。
营业员头也不抬：“买什么？”
“10斤中熟。”我连忙答道。
我家每月的定量少，
老爸算干部，28斤；
我妈不参加工作，25斤；
我，小学生，25斤；
我姐，在工厂的科室，也算干部，28斤；
我哥，中学生，32斤。
总共138斤。
不论买多少，她总要在手边的算盘上噼里啪啦走一遍，最后归零。
偶尔买红豆，绿豆，面粉，挂面，糯米粉，都是要算在内，扣除定量的。
平日里买烧饼油条，麻花蛋糕什么的，也是要算在内的，凭粮证在粮站领取粮票，照例扣减计划。
这段时期，毕竟粮票的使用量还是不大的。
营业员分别在粮证和卡片上记上：年月日，中熟十斤，本月剩余128斤
“一块二毛六。”
递上我妈给的一块五，粮证连同十斤米的一根竹筹儿，外加二毛四分钱，一个脑儿扔在了我手边。
粮证收好，二毛四是要上交的。左手拿米袋，右手捏着筹儿：筹儿的上端约莫一寸漆作了绿色，代表中熟米（黄色代表无锡大米，红色，橘黄代表籼米，糯米什么的）；竹筹已经被摩得油光水滑，不知道经过多少人的手：壹拾斤，四个字还清晰可见。
有时候坐在里面的是个三四十岁的伯伯，不胖不瘦，不高不矮，挺精神的，显得很精干，不多话，也不苟言笑，总是很严肃，看样子很正派。
听人称他“石站长”，业务十分熟练，算盘也打得麻利脆，估计是旧社会就从事粮食工作的。多数时间他在天井对面的办公室里，即使偶尔坐在店堂柜台后面卖米卖油，只要有人需要办理粮油关系转移，新生儿上粮油计划呀之类的都得找他办才行，这是他的职权。
筹儿递给发货的阿姨，矮小瘦弱，一件深蓝色布大衣套在身上很是宽松，灰蒙蒙的满是米灰落过的样子，有的地方落着大小不一的面粉斑块，显然劳动不轻松。
量米用的是芦苇编织成的笆斗，那是最大的，装满一笆斗，大约有四十斤，我也看她吃力地端起来放在墨绿色的台式磅秤上，抬手往右一抹那黄铜的标尺上的游标，到底，压不住，加上一块黑色的铸铁砝码，再往左轻移一点那游标，秤砣带着砝码落到底：分量不够，阿姨右手在米上按了按，心中有数了，差得不多，，随即抄起手边小小的白铁“撮簸”，把米慢慢加上去，那秤砣也慢慢抬了起来，晃晃悠悠的悬在当中，正好！
“接好！”这一声程序式的招呼少不得的，犹如收银员的唱收唱付。她看着你把米袋子的口接在了那个硕大的木漏斗的出米口，这才放心的吃力地端起满满的笆斗，往漏斗里倒，会倒完的时候，她会慢下来，担心下面的口袋装不下漫出来撒在地上。
“倒，倒。”米袋子越抓越紧，唯恐米撒在地上，还轻轻提起来蹾两下。
她更放心了，手上略一使劲，米全进了口袋，还用手拍两下笆斗，唯恐残留几粒在笆斗里呢！随手扔给你一小根细麻绳，好扎米袋口。小麻绳是他们在拆进货用的大麻袋封口上抽下来，留着的，剪成一小段一下段，方便群众的，真是想你所想，急你所急啊。这么多米，我自然是扛不动的。但心里又挺羡慕人家扛在肩上，长长的一袋，搁在肩上，可以不用手扶，挺神气！我呢，的两只手拽住空空的上半截布口袋不敢松，一不小心在背后能滑掉地上。
再后来，又大了一两岁，买米顺便打油了：
豆油，花生油，菜油几毛钱一斤吧；
麻油贵一点，大概不超过一块吧。
反正想打多也是不可能的事：倒也平等，每人每月的定量是半斤，后来减少到四两，六零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减到每人三两；
（粮食当然也每人减少一斤，我从六一年开始上中学，定量31斤。）
我去打油，我妈也是不放心的：生怕把油瓶给打了，每次把油瓶放在一个小竹篮里，竹篮的提手有个空处，瓶颈斜斜的卡在里面不会晃动。
长大以后，在宾馆的宴席上，看到穿黑色西式马甲，领口接着领结的服务生，左手背在后面，右手提着个小篮子，里面斜插一瓶红葡萄酒，我的脑子里便浮现出小时候提着的油瓶篮子的样子，姿态自然没有服务生那么优美。
粮站的打油处，就再买米的旁边，几口大硕大的水缸，分别盛着豆油，菜油，麻油；上面盖着两个半圆的木板盖子，其中一个上面放着一个铝制的面盆，盆里放着大大小小的竹制端子，如同打散装酒的那种。最大的端子可装半斤，来两下便是一斤。
我家五口人，每月定量二斤半，不会一次买完，一次最多买一斤，看着还是那位阿姨，接过我篮子里的油瓶，瓶口插上一个白铁做的漏斗，拿起半斤的油端伸进大缸，熟练麻利的倒进漏斗，有时候也会只买三两的，她拿起一个二两的倒上，再拿一个一两的再来一次，便完成了，那一个个竹制油端上并没有任何计量的标识，但她不会错的，大概是太熟悉了吧。
拿回家，妈妈也不会怀疑有什么错的，因为那只油瓶用了多少年了，从没换过，墨绿色的玻璃，瓶底有个深凹，她总让我两只手拿瓶，右手掐着瓶颈，左手托住，手指伸进那个凹，绝对不会打掉的。至于三两油应该到达什么水平位置也是有数的；一斤正好一瓶，不用说的了。
过了没多久，粮站的笆斗升级成一个个圆柱形的白铁桶了，；
从汽油桶般的大铁桶往缸里倒油，也不再是那手动的唧筒，改为手摇式的了，这便是我看到的第一次设备更新。
大约到了58年大跃进的年代。各行各业兴起发明创造。
粮站职工的劳动工具显然落后了，全是手工加体力哦！
员工们也都并不是身强体壮的汉子，对他们来说，劳动强度也是大了点。
先来点半自动化，芦席做的“窝折”不见了，代之以铁板的米仓，正面开了个不大的窗口。用一叶带弹簧的小闸门，发米的时候手按闸门的木把，米就哗哗的淌到固定在台式磅秤的铁漏斗里（木制的漏斗也不见了），淌多了好说呀，用小撮簸挖去一点就是啰；漏斗的出口也有一个带弹簧的闸门，把手在发货员手边，称好以后，随着一声“接好”，米就哗哗地进了米口袋啦。
自然油缸边上也不见了竹制的油端，代之以带标尺的手压唧筒，营业员慢慢提起手压把手，提到需要的刻度，客人把油瓶嘴接在出油口，就可以啦。
严重的是，每当进货的时候，那两百斤一麻袋的打包，还得壮汉们肩背上披着一块硕大的白布，一袋一袋从大门外的卡车上扛进来，走上木跳板，封口的麻绳早已被拆去，汉子们走到米仓上，头一低，一大袋米就倒了进去。这可是个重体力活，他们的粮食定量每月是三十六斤，每天一斤二两。
有的时候我早晨去买米，刚刚开门，走进去看见满满的米仓表面像被模具盖上了大印，后来听说，那是他们每天下班关门之前必须的工作程序，是防盗用的。每每大批刚进的货，也有这么做的，想必是待验收什么的吧。
再往后呢，大约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960——1962年）吧，粮食供应的办法改了，所有居民的粮食定量，全部以粮票和油票形式发放到户。
用现代人们的睿智，自然不用脑子也想得到：仅凭营业员的一支笔写上购买粮食的数量，漏洞可就大了去了，虽然，那个年代也没听说粮食系统发现多么大的硕鼠。诚然，一般化的跑冒滴漏也不会见诸报端吧，甚至也很难查清。再怎么的，至少经济损失不会有，有多大事呢？如果查实哪个，那帽子可是吓人的：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等同于现行反革命，死罪！
每月26号开始发放下个月的粮票，但不知道为什么买米还是得到定点粮站。既要带粮证又得带粮票，自然，还得钞票。
领粮票也是有讲究的，领地方粮票自然没有任何纠结，油票也随即如数发放，倘若要想领全国粮票呢，就得按所领数量，把油票相应的扣除。
很简单，只要你领取25斤（后来是24斤）全国粮票，就得扣除全月的油票；同理，倘若家里来了外地的亲戚朋友呢，只要报了临时户口，你用全国粮票来买米面，如数供应你食油哦。
这项政策，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那年，到上海短期出差，忘了携带全国粮票，到了上海，肚子饿的时候方才想起，兜里既没全国粮票，更没有上海地方粮票，咋整啊？好在是夏天，想到冰淇淋不是营养丰富吗？又好吃。太好了！左一客又一客地慢慢吃吧，还好，没吃坏肚子。
日子慢慢好过啦，粮票还没取消，但是许多不要粮票的食品慢慢多了起来，更有那收粮票的按平价卖，没有粮票的少许贵一点。
如此，每月的定量也就用不完了；
如此，粮票由无价渐渐变成有价啦。
如此，粮票可以变现啦！可以卖给粮食不够吃的重劳力，甚至灾区的百姓。
还可以以票换物，一百斤粮票可以换一只铝锅，低收入人家，省下粮票可以当钱用。
粮站除了发放粮票还发放粮贴。
粮食定量供应形同虚设，粮站职工下岗，
粮食统购统销，竟至完成她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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