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轮圆月耀天心
　　
　　——悲欣交集说弘一
　　
　　一
　　
　　友人从杭州打来电话，说他前一天晚上在虎跑看了一出精彩的园林小剧场话剧。话剧的名字叫《悲欣交集》，是为纪念弘一法师诞辰130周年而创作的。话剧的主角弘一法师的扮演者，是著名的话剧演员游本昌。游老先生虽然已是78岁高龄，其豪情仍然不减当年。他塑造的一个全新的弘一大师的艺术形象，在观众中引起强烈的共鸣。那一阵阵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在今天的话剧界已经是难得一见的一种稀有的奇观了。
　　
　　在虎跑这个弘一法师出家的地方，看反映法师出家生活的话剧。在清新的桂花香气中，你就仿佛置身于大师晚年生活的氛围中，没有了观演的阻隔。朋友说，在这里领略一位佛学大师的风采，真的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呀！
　　
　　演出还有两场，目前尚有少量余票！电话那边的朋友大声道：赶紧到杭州来吧，明天就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错过这次机会，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朋友的热情使我振奋，我真想马上动身。可是，近一段时间这心脏病总是不断发作，老伴怎么也不让我去买车票。两天过去，这一次终究没有成行。我恐怕要为此而抱憾终身了。
　　
　　遥想雨打桂树，落花满地。从虎跑小径一路上山，淡淡桂香和着潮湿的空气迎面扑来。远处树影婆娑，灯光星星点点。我在朦胧的月光中看到，一位德高望重的佛教高僧正在向我走来……
　　
　　二
　　
　　“清癯如鹤、语音如银铃”的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九月，出身于天津一个家资巨富的名门望族。五岁丧父，在母亲的扶养下成长。1901年随母南迁上海，入南洋公学，受业于蔡元培。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美术学校攻油画，同时学习音乐。1910年回国，任天津北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图案科主任教员。翌年任上海城东女学音乐教员。1912年任《太平洋报》文艺编辑，兼管副刊及广告，并同柳亚子发起组织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同年10月应聘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
　　
　　38岁之前的李叔同，已经是一位“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了。他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他把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至，“朴拙圆满，浑若天成”。他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所创作的《送别歌》，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成为经典名曲。同时，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卓越的艺术造诣，先后培养出了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一些文化名人。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以其无上的智慧和卓越的才华创造了现代中国独特而伟大的文化奇观”的大家，却突然离开了他的学生，他的家庭。1918年七月的一个黄昏，到庙里做他的和尚去了。
　　
　　三
　　
　　李叔同之落发为僧，遁入空门，决不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他学有所成后便立志追求艺术，然后又追求佛法，追求和升华生命的意义。出家，是他深思熟虑后的慎重选择。
　　
　　还在出家的前两年，在虎跑的断食中，他对佛门就有所接触、有所研究了。在他的眼睛中，这个世界之可爱，正如这个世界之可悲。他感叹世事的无常，感叹人生的有如朝露。从佛眼看人类的社会，是极其可悯的。他对他的弟子夏丐尊说：我们爱大自然，我们爱银河系，只是——结局总没有好的！
　　
　　静坐时，耳根灵明，大地间无不是众生嗷嗷不息之声。精神界一片灵明，思潮澎湃不已。阅尽繁华盛宴聚散如梦，饱览悲欢往事转眼成空。
　　
　　短暂的欢乐，常常让人来不及享受就匆匆消失，恍惚犹如过眼烟云。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宗教，转向佛祖拈花时伽叶的微笑。
　　
　　他明白了，原来这一笑，便是整个世界。
　　
　　四
　　
　　出家的前一年，也就是1917年的下半年起，发心素食，并请《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多种佛经研读。1918年，一年一度的春节到了。学校放假，他却没有回上海去看他的日本妻子。学佛的决心已定。正月间，赴虎跑习静。正月十五，受三皈依，法名演音，号弘一。
　　
　　化人间幻土，谷响答泉声；欲达吾宗旨，泥牛水上行。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未来，不必预思量。
　　
　　只今便道即今句，梅子熟时栀子香。
　　
　　放开怀抱，看破世间。宛如一场大戏，即将揭开新的一幕。
　　
　　五
　　
　　从决意出家的那一刻起，他就着手进行一切必要的各项准备。
　　
　　首先是，将平日所用物品和书籍等分赠友人、学生。至于以前的用印，则捐赠予西泠印社。还有一些衣物用品，就分送给学校的工友了。
　　
　　出家前的一天，晚上。他恭敬地点燃一支红烛，开始为同校共事多年的老友姜丹书的母亲，书写《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姜太夫人已经过世一年多了，他一直没有动笔。明天就要出家，他怎么也要在今天了却这件心愿。
　　
　　墓志铭终于写完，他当即将手中的毛笔折为两截。这，便是他在俗时的最后一件书法作品了。
　　
　　翌日清晨，他义无返顾地走向他皈依的佛门。闻讯赶来的姜丹书，惟见残烛一支，断笔两截，再有就是端放在这书桌上的《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见此，姜丹书不禁百感交集，悲从中来。
　　
　　人们所熟悉的李叔同，已经从他的眼前消失。从此，他们再也见不到那个高瘦而又奇特的背影了。
　　
　　六
　　
　　对于李叔同的出家，感到最痛苦、最绝望、也是最难接受的，还是他留在上海的那位日籍夫人。
　　
　　对此，李叔同在出家前就想到了。他曾尝试着做妻子的工作，规劝她回日本去找个能够糊口的工作。
　　
　　他再三向她解释：你的心情，我并非没有想到。可是，为了那更永远、更艰难的佛道历程，我不仅放下了你，而且放下了一切已享有的名誉、艺术上的成就、乃至可以继承的巨遗产。世间这一切，不过是转眼即逝的烟云，我豪不留恋。我们要建立的，是未来的光华无限的世界。在佛陀的极乐国土上，我们还会再见……
　　
　　他遁入空门，她的世界也就宣告破产。妻子也不是不理解他。可是，他们毕竟是厮守了十多年的夫妻。在决定分手之前，她还是从上海赶来杭州。万念俱灰的她，只想和他再见上最后一面。
　　
　　据说，他们见面的地点在一家旅馆。他送给她一块手表，说了几句安慰的话，然后就雇了一叶轻舟，离岸而去，连头也没有再回一下……
　　
　　一个曾为风流倜傥而多情的才子，一旦信了佛便与过去判若两人。这种决绝，是多么地让人难以置信！也许这就是能否成佛的分界线。看来，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是永远也难以企及的了。
　　
　　在佛家看来，法师这种抛弃爱妻的举动并非源于自私。恰恰相反，这样做更是为了消去某些原有的自私。再进一层，他的决绝代表了一个道心对人性私情的严重考验。
　　
　　经过这些考验，法师始成为一个不再是一个原始肉身的李叔同，而是肉身成道的弘一了。
　　
　　七
　　
　　李叔同之出家成为弘一法师，不仅在当时的上层社会引起极大的反响，即使到了近百年之后的今天，也还是令许多人感到困惑。
　　
　　一个蜚声海内，集绘画、书法、音乐、金石、篆刻以至诗歌、戏剧等多种才华于一身的全才艺术家和教育家，怎么在一个早上就突然成了出家的和尚了呢？赞赏者有之，贬斥者亦有之，更多的反应是不解和叹息。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名人遁入空门，到底有着怎样深层次的奥秘？
　　
　　面对人们的诘问，法师选择的是不回答，是长期的沉默。直到近20年后的1937年5月，他才在《越风》杂志增刊《西湖》专号上，发表了一篇由他口述、由其弟子高文显笔录的题为《我在西湖出家之经过》的文章。
　　
　　文章中追叙了他由断食到出家的前前后后，而对于其思想的转变，却写得淡淡的。他究竟是如何彻底看破红尘的，仍然是语焉不详，并未揭示出深层的关键。
　　
　　这也许是由于他一生都在实行的那个“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的原则吧！
　　
　　正是由于法师自己生前的不愿深谈，人们在他身后仍然执著地力求解谜，力求找到问题的真正答案。
　　
　　有人说是由于他自幼受到的家庭的影响。有人以为，他是因为家业破产，走投无路。有人以为，他是因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苦恼。有人认为，由于投身革命的理想幻灭，他感到前程的暗淡。甚至还有人说他是因为婚姻感情方面的波澜和打击……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八
　　
　　在对法师出家的各种解读中，我认为，丰子恺先生的“三层楼”说，比较接近事实的真相。
　　
　　丰子恺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的很好，锦衣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这里头。这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
　　
　　弘一法师李叔同，就是对二层楼还不满足，还想再爬上三层楼去，去探求人生究竟、追求灵魂生活的宗教徒。
　　
　　从法师后来的一些自述来看，出家对他本人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他自己高兴，做朋友的也都开心，这就叫人够感动的了。
　　
　　俗人李叔同消失了，尘世中少了一个真名士。“弘一法师”诞生了，佛门从此又多了一位高僧。
　　
　　历史，还是值得庆幸的。
　　
　　九
　　
　　在李叔同看来，出家是一件生死大事。在超越了物质、精神生活的层面之后，他仍然感到没有满足。他还要继续前行，要去探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
　　
　　然而，他毕竟是一个人。是一个人就免不了有软弱乃至动摇的时刻。据余世存编著的《非常道》记载，出家后的弘一法师发现，佛门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干净。世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阴谋诡计，在这里应有尽有。他一度灰心丧气，有了还俗的念头。
　　
　　马一浮等朋友知道他的想法后，认为此事关系重大，便赶紧劝他：原先我们是不赞成你出家的。但是，你已经跨出了第一步，就不能再回头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个道理他还是懂得的。李叔同经过一番思索，觉得朋友所言在理，就彻底打消了还俗的念头。从此，他不再三心二意。他决心在一心念佛中成就自己的后半生。
　　
　　大师是人不是神。是人，他也远非完人。他也有自己的软勒。承认这一点，无损于弘一的伟大。承认这一点，我们更加感到大师的可敬、可爱、可亲。
　　
　　一0
　　
　　灵隐受戒之后，断绝尘缘的弘一恪遵佛门戒律，清苦自守，在说法传经中普度芸芸众生。
　　
　　灵隐寺，虎跑寺。玉泉寺，白云庵……这许多大大小小的佛寺环绕翡翠般的西湖，构成一幅庄严而又美丽的画面。置身于佛寺的弘一，早就超然于物外。为一心念佛，他几乎废弃了所有的艺术专长。耳闻晨钟暮鼓，心修律宗禅理。他终日沉浸在对佛理的探索和追求之中。
　　
　　为了弘扬佛法，他开始了后半生的艰难跋涉。
　　
　　1920年，至衢州写经，整理藏经。
　　
　　1921年至1924年，在温州庆福寺闭关精研佛教典籍，完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一书的写作。
　　
　　1926年，在杭州招贤寺，校勘《华严疏钞》。
　　
　　1928年，到福建南普陀寺挂单。1930年，在小雪峰寺与太虚法师合作《三宝歌》。
　　
　　1932年，在浙东游学。这一年的11月至厦门，从此定居闽南。
　　
　　1936年，应上海佛学书局之约，编辑、出版《佛学丛刊》之第一辑。同时出版的还有《清凉歌集》。
　　
　　1938年，在泉州开元寺讲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在漳州七宝寺讲《佛法大意》。
　　
　　1939年，在永春山中普济顶寺潜居572天，编著律学书籍多种……
　　
　　一一
　　
　　出家后的弘一，慈悲为怀，菩萨心肠。他是抱着一片爱心在做佛事的。为着引导同好者由此岸走向彼岸，他呕心沥血，其用心可谓至善至美矣！
　　
　　他在一次演讲中，讲了佛经中的这么一个故事：
　　
　　一名高僧知道他的小沙弥徒弟只剩下七天的寿命，便慈悲地让他回家探亲。途中遇上一场暴雨，一群蚂蚁面临一场灭顶之灾。小沙弥心生怜悯，便将他们一一救出，确定安全无虞后，才继续赶路。七日后，小沙弥又回到寺院，师父感到非常惊讶，于是入定观察，发现原来是他的一念慈悲心，不但救了蚂蚁，也增加了自己的寿命。
　　
　　在讲了这个故事之后，弘一语重心长地对听众道：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信其意，是诸佛教。佛法固然博大精深，但在具体行持中，又要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最要紧的是，勿因恶小而为之，勿因善小而不为……
　　
　　以虚养心，以德养身。处处自律的弘一，总是注意言传身教。谦虚为人，低调处事。他不收徒众、不主寺刹，惟以写字与人结缘。那随心、随喜、随缘的生命情境，为我们这个浊世涓聚成一瀑清泉，其亮懿德行永照人寰。
　　
　　他的一言一行，至今仍然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楷模。
　　
　　一二
　　
　　有人问大师：初学念佛，总是心猿意马，思想不能专一。怎么办？
　　
　　刚刚念佛的，特别是年轻人，最容易懈怠间断。大师告诉大家，他发明了一种“听钟念佛法”，就是以钟声的频率来确定念佛的节拍。闹钟时常随身，倘有间断，一闻钟响，即可警觉也！
　　
　　他还讲了在“叮当叮当”的钟声中念佛的具体操作方法。不厌其烦，循循善诱。他再三告诫大家：一心念佛，诵读经咒。精进修持，千万不可懈怠间断。
　　
　　对内读经念佛，从未间断。对外不断地劝人念佛，教人念佛。这内外两个方面的活动，构成了弘一大师念佛事业的整体。
　　
　　虽然说是半路出家，然专心如一，心不二用。大师终其后半生精研佛学，在念佛中将失传700余年、在佛教中戒律最严的南山律宗拾起，被崇奉为律宗第十一世祖，与虚云、太虚、印光大师并誉为“民国四大高僧”。
　　
　　即使是为僧，也把它做到“家”的分上，做到极致。这就是当年的那个李叔同，一个独特的李叔同。
　　
　　一三
　　
　　李叔同，也就是出家后的弘一，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随缘弘法，广播佛种。在振兴南山律宗之后，于1926年夏与弘伞法师一起赴庐山，参加金光明法会。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佛教内部，他的影响力都是越来越大的了。
　　
　　从庐山回到杭州，不知不觉中就到了1927年的初春。此时北伐初成，政局未定，“革命”二字十分时髦。一些偏激的年轻人意气用事，高唱灭佛之议，甚至鼓吹毁庙驱僧。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灭佛事件”。
　　
　　面对外界的喧嚣，正在杭州的弘一挺身而出。一方面，他写信给地方上的党政要员，要求政府采取适当措施。另一方面，他主动召集一些热血青年座谈对话，同时写了许多劝戒的书法，赠送与会青年。座谈会上，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很快就拉近了双方的感情距离。由于他在社会上的崇高威望，一场危机终于化解于无形之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厦门的战局十分紧张。许多朋友劝他到内地躲避战乱，他坚决拒之。他向大家表示：“念佛不忘救国”。“为护法故，不避炮弹。”他决心与厦门共存亡。为明志，他干脆自题“殉教堂”的匾额，挂在自己室中。
　　
　　一天，日本某舰队司令登陆来访。交谈中，这位骄横的日本将军，竟然威逼大师以日语对话。大师大义凛然，坚决拒之曰：这是中国的地方。将军在华言华，必须说中国话。至于贵国的什么日语，对不起，我早忘记了！
　　
　　大日本为君之婿乡，又有血缘之亲。忘之？不可能吧！日本将军冷笑了一声，又在步步进逼：君如今乃佛门中人，当以弘扬佛法为己任。我大日本之环境较贫穷落后的贵国不知要好多少倍。法师若愿命驾，吾当奏明天皇，以国师礼专机迎往。不知意下如何？
　　
　　大师听罢，义正词严地：出家人宠辱俱忘，时刻不忘弘扬佛法。鄙国虽穷，爱之弥笃！尤不愿在板荡时离去，纵然以身相殉，亦在所不惜！
　　
　　在大义凛然的大师面前，这位日本将军无言以对，愧汗而去。……
　　
　　历史告诉我们，弘一大师念佛，并不是为了他自己个人的解脱。“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这字字掷地有声的话，表现的是何等的胸襟啊！做人——做出家人——到了这个境界，真的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惭愧了！
　　
　　一四
　　
　　列车的车轮在绵绵不尽的群山峻岭之间奔驰。两天后，我终于走进了一座古老的文化名城——泉州。
　　
　　我是为探访弘一大师晚年的踪迹而来。
　　
　　在通往开元寺的路上，我听到了一阵熟悉的歌声。呵，是大师早年创作的《送别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我抬头望去，歌声是从一个小学的校园里传出来的。大概是学生们在排练文艺节目。看样子，在弘一大师离去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这里的人们仍然没有忘记他。
　　
　　大师晚年多居闽南，弘法于漳、泉、厦各地，与泉州因缘尤深。泉州佛教界妙莲、圆拙、静远等，近年在大师弘律故居开元寺尊胜院，筹设了一座弘一法师纪念馆，陈列法师生平书画著作手稿及诸遗物，以供各界有缘人士瞻览。
　　
　　走进开元寺的大门，我便直奔纪念馆而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纪念馆前的弘一法师头像。离去六十多年了，大师依旧是那样淡泊，孤云野鹤，在一心念佛中普度众生。
　　
　　值得欣慰的是，在深宏广大的佛教世界里，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归宿。
　　
　　纪念馆共分五室：第一室，陈列弘一法师全身塑像及大藏经（藏经分装大小二十余箱，系法师生前请自东瀛的古板律宗着疏及国内各刻经处所刻经典，其中多有法师亲笔批注及题记，经箱又有法师题字，古香古色，至为美观）。第二室，陈列法师写经及著述手稿。第三室，陈列法师书法及平生所用自刻及他人刻赠的金石印章。第四室，陈列法师诗词、绘画、音乐作品及戏剧照片。第五室，陈列法师生前所用笔砚文具及卧床枕帐诸遗物。
　　
　　安住平等相，广发大悲心。寺院里，那回肠荡气的袅袅歌声，正穿过雾蔼缭绕的层峦叠翠，悠悠漾出隐约可闻的梵钟之音。这就是大师的艺术！
　　
　　皈依佛，觉而不迷；皈依法，正而不邪；皈依僧，净而不染。这就是大师的人生！
　　
　　一五
　　
　　1928年以后，弘一三下福建，与泉州结下不解之缘。他先后在开元寺、光明寺（位于市区西街）、铜佛寺、朵莲寺、梅石书院、南安雪峰寺、安海水心亭等处讲经说法。
　　
　　1929年12月中旬，应泉州开元寺慈儿院院长叶青眼之请到泉州。住南安雪峰寺过年，太虚法师作词、弘一谱曲，创作《三宝歌》，成为当时“泉州慈儿院”儿童早晚礼佛时的赞歌。
　　
　　1930年正月，应性愿法师邀请，弘一在泉州承天寺帮助性愿法师创办月台佛学研究社，弘一在那里教了两回写字的方法，闲时整理藏经，编成目录，至今保存着。
　　
　　1933年农历五月，应泉州开元寺转物和尚邀请，居开元寺尊胜院，为诸学人讲律，并专工圈点南山钞记，圈毕自记研习始末。11月，至晋江草庵度岁，撰一联云：“草积不除，时觉眼前生意满；庵门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
　　
　　1936年11月，应泉州承天寺邀请，于戒期中为新戒讲《律学要略》。不久又往惠安弘法，返回净峰寺。腊月染疾，归卧晋江草庵度岁。
　　
　　1938年正月，在草庵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为晋江摩尼教寺草庵撰写寺门对联和庵记，后为开元寺补书朱熹所撰写的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为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像题赞，使泉州的传统文化更得到发扬。
　　
　　1939年初，弘一出游清源山，暂居清源洞30余日，还为南台岩、赐恩岩、弥陀岩诸寺题字，方回承天寺。
　　
　　1942年2月，弘一应惠安县邀请，赴灵瑞山讲经。当时弘一即约法三章：“君子之交，其淡如水，不送不请斋为约。”在山讲经一月后，即往泉州百源寺，旋居温陵养老院。7月在开元寺讲《八大人觉经》。
　　
　　1942年10月13日，大师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晚晴室，享年63岁。
　　
　　一六
　　
　　弘一大师的一生是极具光彩的。他的存在，就像一座耸立于云天的高山，至今仍然令我们这些后人叹为观止。
　　
　　他是属于世界文化星空上一颗耀眼的巨星，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
　　
　　然而，大师对自己总是十分苛求。他始终严守佛门的清规戒律，过着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过午不食，咸淡随意。不是经语不写，不是佛语不说。出家24年，对佛学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
　　
　　在南普陀的一次讲演中，面对几十个听讲的学子，他一字一泪地叙说了自己在上年病中的心情：
　　
　　“回想我在这十年之中，在闽南所做的一切事情，成功的很少很少，残缺破碎的居大半。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是十分欠缺。因此，我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二一老人’”。
　　
　　所谓“二一老人”，取自于古人的两句诗。一句是“一事无成人渐老”，还有一句是“一钱不值何消说”。这两句的开头都有“一”，所以他的别号就成了“二一老人”。
　　
　　大师说，他十年来在闽南所做的事情，是不完满的。他也不准备去求它完满了。
　　
　　他还说，他只希望他的事情失败。因为事情失败、不完满，才会使他发大惭愧，能够晓得自己的德行欠缺，修养不足。这样，他才能够努力用功，努力改过迁善！
　　
　　原来，他是在要求自己勇猛精进。
　　
　　“一事无成”，再加上“一钱不值”。唉！人老了，不值钱了。叹息之余，我们看到的是自大师内心深处涌出的一股自责的哀思。
　　
　　一七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师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1941年5月，应檀林乡福林寺之邀，与传贯、性常法师一行由陆路到福林寺“结夏安居”。此刻，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来日无多，在忙碌中寄书各地师友，暗示与他们的行将告别。
　　
　　11月，回泉州，作最后一次弘法活动。
　　
　　1942年1月，为陈海量居士之父作传《陈复初居士往生记》。
　　
　　3月，赴惠安讲经一个月。
　　
　　4月，回泉州，移居温陵养老院。
　　
　　9月，于中秋之日在开元寺尊胜院讲《八大人觉经》及《净土法要》。这是大师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讲经活动。
　　
　　10月2日，应转道、转逢二法师之请，为其书写大殿上的柱联。由于过度劳累，旧病复发。
　　
　　生命的最后时刻，正在无情地到来。
　　
　　一八
　　
　　行将离世的弘一，此刻的心情分外平静。
　　
　　10月5日，他突然把饭量跌落到半碗。虚弱的躯体，更加难以支撑了。
　　
　　但是，他还是坚持写了几幅字。对于写字，他是献身的。为了写字，他默默地奋斗了一生。
　　
　　10月6日，宣布绝食、拒医。他在有条不紊地预备着自己的后事。
　　
　　10月8日，病势更加沉重。他口述遗嘱：关于我的后事，请照着世间最简单、最平凡、最不动人的场面安排。我没有享受那份“死后哀荣”的心，一切忌吊，都让他们免了！……
　　
　　然后，他在默念“阿尼陀佛”中安睡。
　　
　　10月10日下午四点，他支撑着坐了起来，端正地在桌上写了“悲欣交集”四个字，交给妙莲法师。
　　
　　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绝笔。
　　
　　一九
　　
　　大师就要走了。在这最后的时刻，他依旧清醒地看待自己的一生。“悲欣交集”这四个字，就是他参透人生，大彻大悟的总揭示。
　　
　　“这个世界，我总要来。”弥留之际，他心里只是不绝如缕的佛号：“释迦牟尼佛与我们这个世界有不尽的因缘，我们与未来的世界亦然。”
　　
　　“悲欣交集”这四个字，真实表现了大师临终前的心态。如何看待这种心态？田青先生有过这样的解读：
　　
　　佛教话语系统中的“悲”字，不是常人所说的“悲伤”、“悲哀”之意。佛家所说的“悲”，是“慈悲”的“悲”。隋僧慧远《大乘义章》释为：“爱怜名慈，恻怆为悲。”并说：“慈能与乐（给予欢乐），悲能拔苦（使其脱离苦难）。”而无论“爱怜”与“恻怆”，还是“与乐”与“拔苦”，指的都是对“众生”的怜悯与救助，而非指“悲”者自身的感伤之情。鸠摩罗什的名译《大智度论》明确指出：“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而大乘佛教所提倡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则更强调了“慈”与“悲”的真实意义——对父母、子女、情人的爱是“有缘”之爱，是“爱”而不是“慈”；“无缘大慈”是普爱一切生命，包括与你“无缘”——表面看来与你没有任何关系的众生。同理，对旁人苦难的一般性同情也只是“悯”而不是“悲”，真正的“大悲心”是对众生苦难的“同体”般的感受，即“感同身受”地把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因此，弘一大师的绝笔绝不是“尘世内在情绪的无形追随”，更不是大师人生根本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解决”的反映。恰恰相反，从佛教的观点看，在大师安祥的涅槃像和“悲欣交集”的绝笔背后，恰好反映了大师在涅槃之时是“根本地解决”了人生的根本问题的。
　　
　　“至于“欣”字，佛教认为，人生的根本问题不过是“生死”二字。而“了生死”——即透彻地洞见生命中苦的原因和灭苦的方法并身体力行，则是解决人生根本问题的惟一途径。佛教著名的“三法印”讲：“有漏（漏即烦恼）皆苦”，指明人生充满着烦恼，原因是众生不明白“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道理。而人生的六种“根本烦恼”（即贪、嗔、痴、疑、慢、恶见）不解脱，便会因“漏”而造“业（指人的一切身心活动，有身、语意‘三业’）”，复因“业”而生新的烦恼，如此轮回不已，永无休止。因此，佛陀教众生通过勤修“戒、定、慧”三学，明心见性，最终摆脱烦恼，了却生死。所以，在临终前能“欣欣然如赤子”，也是“根本地解决”了人生的根本问题的最好说明。一般人谈死色变，临终前大都苦苦挣扎，所以佛陀才总结出包括“死苦”在内的人生“八苦（指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所求不得、五取蕴）”。只有“根本地解决”了人生的根本问题的人，才能在临终时摆脱一切烦恼，才能有“欣欣然”的感受，才能写出“悲欣交集”这四个既深邃如海，又浅白如溪；既沉重如山，又清淡如远闻花香的字来。
　　
　　二0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
　　
　　10月13日晚上7时45分，大师呼吸急促。8时整，妙莲法师贴近大师慈祥的脸庞，知道大师已往生西方。
　　
　　已经圆寂的弘一大师，平静而安详地斜卧在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的板床上，他的眼角沁出晶莹的泪花。
　　
　　大师终于走完了他那多姿多彩的人生历程，去了他要去的极乐世界。
　　
　　二一
　　
　　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傍晚，我不得不走出纪念馆，走出开元寺的大门。夕阳的余辉映红了这个灿烂的黄昏，习习海风送来了初夏的清凉。不远处的校园里，学生们还没有完全散去。忽然，我又听到了一阵熟悉而又亲切的歌声：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斛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还是大师早年创作的那支《送别歌》。六十多年过去，古老的中国早就换了人间。然而，这里的人们仍然记着他们心中的大师弘一，记着那个多才多艺的李叔同。
　　
　　他没有离去。今天，他又回到了这个多灾多难而又充满希望的人间。
　　
　　从认识自我到超越自我，再到完善自我。从当年的李叔同，到后来的弘一。他一步一个脚印地步入了高僧之林。出家了，仍然积极向上。痴迷于宗教，但不忘众生疾苦，一心向真向善。不断探索，不断思索。不断寻觅，不断扬弃。不断认识，不断升华。终于在走向大彻大悟的哲人之路上，铸造了他的成熟的人格。
　　
　　大师之所以伟大，是由于他做人的低调，还有他做事的平凡。低调、平凡中的伟大，才是真正的伟大，能够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伟大。
　　
　　这个傍晚，这个城市，这个晚霞似火的天空。在人们绵绵不绝的追思和纪念中，我默默地吟诵着赵朴初先生为大师百年诞辰而写的一首献诗：
　　
　　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
　　
　　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2010年10月于南京雨花台下秋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