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路仍旧如五十年前一样婉转曲折，回家的时间却减少一半。原来从沈阳需坐七八个小时的夜车清晨赶到瓦房店，再倒汽车到三台子乡。从三台子到辛店不通车，要么步行十多里地，要么搭顺路的牛车马车。所以，多年来，一提起回老家，想想这辗转一天一夜的路程就打怵。这次为稳妥起见，我们还是选择坐火车，只用了四个小时就到了瓦房店。电话约好堂妹在站前接我们，没用一个小时，双脚已经站在家门口了。
七十多岁的老叔在街口等待，他焦急的目光还未散去，我和丈夫已经站在他面前。“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诚哉斯言。台湾诗人余光中两句诗所表达的情愫，在亲人眼神交流的瞬间，体现得淋漓尽致。老叔比我年长九岁，和我父亲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一直是他和老婶在老家侍奉年迈的祖父母。祖父经常到沈阳我们家来，老叔也几度到沈阳打工，我和丈夫和他比较熟识。虽然小时候经常和他吵嘴抢东西吃，成年后深感奉养老人十分不易，对他十分敬重。
我是十一岁随父母离开家乡，文革“大串联”期间回来一次，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已改鬓毛衰”忘记了这两句诗的作者，也不知道引用的准确与否，只知道与我回归阔别家乡四十多年的心境十分吻合。
站在街口，认真地打量周边的环境，记忆中故乡的影子尚存，村中央直通南北的那条路还在，那是村子的主干，零零散散的房屋或高或低，就坐落在路的两旁。小时候觉得那不只是一条路，下雨天山洪暴发那一刻，这条路就变成一条奔腾汹涌的河。雨过天晴，被洪水冲刷的干干净净石头路坎坷不平，铁皮包裹的木质车轮在上面前行，“轰隆隆”的响声在孩子们的耳中算得上惊天动地。现在，路已经被沙石垫平浇灌成水泥路面。较之记忆中的老路没有加宽，倒是高出许多。
路边的老菜园子还在。只不过园子边上的篱笆墙由山枣棘变成了榆树墙。园北头那棵大桃树没有了。记得那桃树结出的果实我们叫它血桃。孩子拳头大小，咬一口，紫色的汁水横流，味道甜美得很。还有一颗虬枝横斜的胡椒树也没有了，不知是老死了，还是被砍掉了。园子角上给老太太（我父亲的祖母）放棺材的小屋也不在了，那个位置被迎风摇摆的玉米苗占据了。记得小时候，到菜园子里摘黄瓜矂瓜（这种瓜也绝迹了），看到那那小屋就觉得很恐怖，不敢独自到那里去。殊不知，那小屋里常年端放着的高大结实的松木棺材，是老太太的骄傲，更是儿孙们孝顺的实证。也许正是有了这么一座巍峨宏伟的阴宅，儿孙们每年都不忘给它上一遍油漆，老太太三天两头去瞅一瞅，心情舒畅，才活到九十多岁。我都十五六岁了，她老人家还健在。
菜园前面的老宅通通不见了。一前一后两排厢房和两个大院子荡然无存。原址上的几栋瓦房，都是正房，而且外面贴了墙砖。老叔告诉我，那是后院二爷的儿子和孙子们的住宅。往前面瞅了瞅，原来整整齐齐的两个大院子被分割得七零八碎。柴火玉米仓子鸡窝蔬菜畦子使几个小院子杂乱无章，看了让人更加怀旧。
永别了，我爷爷那一溜十几间土坯房，二爷爷那趟七八间青砖瓦房以及两个宽敞洁净的大院套。至今那两趟房子的朝向，那格局，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我就出生在土坯房从中间往南数的第三个屋子里。
原来大门前（现在已地处房后了）那口老井还在。人工挖制，石头砌成，不深，还有水，里边插着连着水泵的抽水管。浇地用的。井上面的辘轳没有了，表明村里的人们已不再吃这口井的水。除了井口那规规矩矩的四块大石头，能找到的几十年前的旧物只有菜园子里的层层厚土了。哦，还有一件遗存是老宅大门旁边一副碾盘，不知何时拆卸下来东倒西歪地堆放在街角。我怅然若失地分别为碾盘和上边的石磙子拍了照。小时候村里的人排着队到我家碾米压面，这副碾盘很少有空闲。夏天的傍晚，天已经黑了下来，拉碾子的驴卸下去了，碾盘上的米面清扫干净了，我和玩伴们才有机会爬到碾盘上载歌载舞，高唱“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那是一首抗美援朝胜利后的流行歌曲，忘记歌名叫什么。如今仔细端详，那碾盘实在不很大，当初怎么能站得下三四个顽童。
晚饭后和丈夫散步，走到村北头，碰到一个乳名叫小宽子的儿时玩伴。他是我祖母娘家侄子的儿子，小我两岁，是我的远房表兄弟。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路边的地里铲地。见到我们，连忙放下锄头说：“几天前就听说你们要回来，是昨天回来的吧？”客套几句便谈到孩提时代的种种趣事。他记得的事，我已浑然不知，虽然不好意思，也只得承认除了能想起他的名字，记得他的爸爸（我的二表叔）很健谈，他们家年年冬天被大雪封门，村里人带着锹镐去挖雪营救，其他的事大多忘记了。
历经四五十年的时间和不足千里的地域阻隔，儿时亲密无间的小伙伴，再见时竟无话可说，生疏得形如陌路，酸涩心情难以言说，不由得想起《故乡》中的迅哥儿和闰土。好在小宽子除了少了个朋友，别无其他不如意的地方。土地承包到户以后，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他家在村北头的房子镶着雪白的外墙砖，有周围的石头砌的住宅映衬，显得非常扎眼。估计大雪封门的日子现在就是盼也盼不来了。他告诉我们，孩子们出去打工，家里的这点农活，自己愿意什么时候干就什么时候干。一般是早晨和傍晚凉快的时候扛着锄头到地里铲一阵儿，累了就回家，一点不受约束。吃的是大米白面，蔬菜是自己种的，没有化学污染，不比城里人差多少。
回到家乡，首先想到祖坟去看望故去的亲人，叔叔一家人非常赞同。说是去年二叔家的堂弟妹们从武汉回来，急着访亲问友，没有想到这件事，结果差点出了车祸。堂妹煞有其事地对我说：“那是老祖宗挑他们的礼了，在警告他们呢！这事我没提醒你，是因为全靠自觉才灵验。你先想到了，太好了！”第二天早上，我和丈夫在堂妹的带领下，买了很多烧纸，到祖坟去拜谒。我曾祖父老哥俩及两位曾祖母，我祖父母及八位叔伯祖父母，一位叔叔及两叔伯位叔叔，还有我的辛苦一辈子的老婶依次长眠在这里。这是我第一次祭祖，小的时候，上坟烧纸是大人们的事情，我和弟弟妹妹从来没有参加过。
回来的路上，站在高高的山坡上暮然回首，觉得真是很怪。眼前的小山村鸡鸣狗吠，炊烟缭绕，普普通通，难以设想，像这样的村庄普天下得有多少个？为什么就是这一个让我日思夜想魂牵梦绕？一度我曾以为故乡是丑陋的，穷山僻壤，交通闭塞，民风保守落后……没有什么地方值得留恋的。更不用说我的三位叔伯爷爷在解放前后陆续携家带口，漂泊异乡，并分别带走我的父亲和几个叔叔。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不管走到哪里，武汉哈尔滨也好，沈阳也好，他们故去以后都选择落叶归根，长眠在在故乡的山岗上。我也是一样，虽然离开故乡多年，如今回到这里，似乎这山山水水沟沟岔岔，每一棵庄稼，每一株草木都和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年在脑海扎根的故人旧物，看见了欣喜若狂，见不到便怅然若失。哦！就因为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才生出这么多患得患失的念头。
寻访我小时候念书的学校，是我回乡后另一个愿望，很强烈。老叔说，山牙口村那座大庙早就扒了，你愿意去看看就过去看看，反正也不远。于是领着丈夫重走小时候上学的路。那是一条山路，出了村子翻过一个山岗，拐一个弯儿就到。小时候跑跑跳跳去上学，一会儿功夫就到学校。中午放学回家吃饭，又跑跑跳跳走一个来回，并不觉得累。那时候，许是被山岗上星星点点的坟堆给吓的，上下学不但总是成帮结伙，而且从不敢慢腾腾地走回家。现在，站在山岗上，儿时满山坡怪石嶙峋的样子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些斜插在山坡上的巨石都不见了。估计是被挖出去做建筑材料了，因为在对面山上可看到采石场的作业面。原来光秃秃的山坡长满了橡树，绿荫密布，黑幽幽的，看不到上山的路径，就此彻底打消了第二天爬山的愿望。因为小时候爬上这座山顶，就能看到大海和海边几个坨子（小岛）。看样子儿时上学的这条路已经快消失了，好像也变长了，我们走了半个钟头才看见山牙口村一片房屋的屋角。回来的路上才知道，现在村里四五年级的学生上下学骑自行车走村边的柏油马路，小学生都由家长骑摩托车接送，早就没有人背着书包翻山越岭了。
到了山牙口村，我主动和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人打招呼，因为只要是老住户，他可能就是我的同学。附近三里五村，就这么一个小学校，一般情况下，同龄即同学。他先问我是哪个村子的，今年多大年纪，然后口气就近乎起来：“咱们念书时的学校早就扒了。院中央那棵合抱粗的大槐树也砍了，现在一点踪影都没留下。你离家那么多年还记得那座庙那个学校，真不善了（不错）！现在年轻人都没有人知道了。现在那地方成了果园和菜地。”
直奔不远处的果园和菜地，见三位老者在桃树下乘凉。聊了一会儿就知道那是六十多岁的儿子儿媳陪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在树荫下闲坐。提起我们辛店的老王家，他们都不陌生。老者打听我父亲的名字，他说：“认识认识，我们是一个班的同学，我叫南福安，你爸叫王有盛，前些年还回来过，对吧？他在大工厂里当车间主任，和我们班的同学们相比算是有大出息的。”谈起那座小学校，这爷俩打开了话匣子。那是一座关帝庙，中间端坐着关羽，身后站立周仓关平。四周墙上是色彩暗淡却依旧清晰的壁画，讲的是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庙的两旁一趟红砖瓦房，是学校的办公室和教室。这附近几个村子里的老老少少，都在那个学校里念过书。在母校的旧址同时邂逅自己的同学和父亲的同学，在丈夫看来，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怕我忘性大，直催促我拿笔记下那老者的名字。
住在老叔家，宽敞又随便。老叔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大锅贴的玉米面饼子。老叔告诉我，他们好多年以前就不怎么吃粗粮了。做两个饼子也不好做，还是打听一下谁家贴饼子，给你们要两个吧！于是，一周的时间里，我和丈夫只吃了一顿大饼子，还是老叔从邻居家要的两个大饼子。想当年，天天顿顿的大饼子，玉米碴子稀饭，现在竟成了稀罕物了。
堂妹在地里建了六七个大棚，种西瓜和香瓜。香瓜成熟的的时候，我们到了。从地里刚摘下来的香瓜，甜脆可口，让人吃了一个还想吃下一个。这么好的瓜，自然也卖出了好价钱。妹妹隔一天下一次瓜，每次雇好几个人早早进棚摘瓜，装箱，过秤，装车。上门收瓜的批发商天天都有。价钱谈好了，妹妹妹夫不用出村，瓜就卖出去了。这一点，和在蓬莱看到的景象十分相似。我看到妹妹记在挂历上的帐，每次卖瓜的收入有五千八千的，也有三千两千的。她告诉我，每年收入近十万元，扣除成本和日常支出，能剩个五六万。当然，也不排除遇到天灾，颗粒无收的时候。
在老叔家住的这几天，切实感觉到农民挣钱不容易。妹夫白天晚上守在瓜棚里，每天回家吃一顿晚饭，撂下饭碗就匆匆回到瓜园。好几个大棚一眼望不到头，为调节棚里的温度湿度，通风透气，用绳索绑在上面的塑料布须早晨太阳出来之前挑起来，晚上太阳落山再放下。就这一项工作，妹夫就忙不过来。他们的女儿女婿只要有空闲，都得过来帮忙。妹妹除了卖香瓜，还要管理三个大棚的西瓜。香瓜熟的时候，西瓜该定瓜了。我看妹妹和给她打工的姐妹们在矮矮的瓜棚里爬来爬去，把每一根瓜藤都捋清楚。除了掐尖打杈，选定一个品相好个头大的瓜，还要把其余的瓜都摘掉。看到拳头大小的西瓜被揪下来满地打滚，真心疼。
妹妹最苦恼的事就是没工夫做饭吃饭。家里大锅小灶，煤气罐电磁炉齐齐全全，冰箱里鱼肉满满，就是吃不到嘴里。老叔不太会做，妹妹腾出一点空做一大锅，老叔上顿热下顿热，全家人净吃剩饭。有时热了也白热，他们两口子没空回来吃，在瓜棚里就着咸鸭蛋吃点面包喝点水就算吃了一顿。他们家的鸡特别爱下蛋，每天都能捡回来十多个，煮鸡蛋也成了他们家的主食。帮妹妹做了几天饭，把她乐得够呛，直嚷嚷让我们多住几天。可惜，我们一天也不能多住了。首先是特别想孙子。初到时，已经给老叔的几张小孙子的照片，又要了回来，动不动拿出来看看。直担心回家后，孙子怕不认识爷爷奶奶了。
傍晚，到瓜地里取香瓜，一路上一边浏览乡村的景色，一边重新审视自己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感觉这种眷恋已从心底升腾，慢慢变成了空中楼阁。虽然自己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但是，自己的根已经漂浮起来，早已不属于这里。几十年的离别，把我们这些远行的游子同化为异乡人。对这里的很多事情都不习惯，没有水洗卫生间，蹲不惯那臭哄哄的茅坑；没有热水器，大热天不能随便洗澡；没有宽带和电脑，不能上网，带来的U盘没地方插；没有超市，买点什么东西得赶周边村子的大集……
回程简约的很。老叔的二女儿听说我们回乡，全家三口人开着自家车从长兴岛回娘家看望我们。第二天早上坐二妹家的小汽车到三台子，坐长兴岛至沈阳的客车，四个多小时就回到沈阳的家。此时，我才发现，我的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已经深深扎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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