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反思录（读中国近代史札记）（续前）
二三
1895年，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联络各省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联名给皇帝上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极力主张在政治上弃旧图新。他们的变法思想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103天的戊戌变法，让一个古老的封建王朝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时代就要来临？中国又有了新的希望？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开始了疯狂的反扑。
于是，光绪皇帝被囚禁瀛台。康、梁出逃海外。谭嗣同、刘光第等六君子就义于宣武门外的菜市口。
天低云暗。血雨腥风。大清王朝，再次步入歧途，陷落在一个弥漫着死亡气息的绝境。
二四
曾经充满希望的百日维新，就这样被一个女人扼杀在摇篮里。
她也曾经支持过变革。历时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就是在她的支持下由小到大，慢慢发展起来的。
但是，她只想要经济上的繁荣，不愿意变更祖先的家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变革，被牢牢地限制在办厂、经商这些事情上。至于帝国之权柄，他人是休想染指、乱动不得的。
就是自己的儿子，也不行。
二五
现在，她得意了。
维新派被镇压。帝党被修理。皇上被囚禁。帝国这至高无上的权力，再次被牢牢地抓在她的手里。
作为一个最高的统治者，她还有什么遗憾的呢？
她是没有遗憾了，可是她治下的臣民却要遭殃了。
1900年，庚子拳乱。她向列强宣战。八国联军以此为借口而攻进北京。枪炮声声，尸体枕藉。金碧辉煌的王府，顿时便化为一片废墟。
惊慌失措的她，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狼狈西逃。当然，逃跑中并没有忘记带上被她囚禁的皇帝。
二六
与前几次的战乱相比，这一次的后果真的很严重哦。
几经周旋，清政府被迫与侵华的11个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根据条约，中国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按照当时的人口，平均每人一两。另外还有所谓划定使馆区（其实也就是“国中之国”）、拆除中国炮台、驻外国军队、严禁中国人成立或加入任何的反帝组织……
这个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大清王朝的运转，已经很难继续下去了。
二七
从1840年至1905年，清廷被迫签下了不平等条约700多个，割走中国领土174万平方公里，约等于三个法国的领土面积，战争赔偿白银总额19。5亿两，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1901年国库收入的16倍。
中国在近代史上损失土地300多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陆地表面积的1/4。中国的版图原来像一张秋海棠叶，被北边的狗熊咔咔一啃，就变成瘦鸡一只了。
二八
爱国志士中有一个叫做刘天济的，在变法失败后避往庐山海会寺。当他听到康、梁亡命海外，六君子遇害的消息后，悲愤至极，从此削发为僧，更名普超。后来听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他更是烈火燃胸。他立誓用自己毕生的热血，抄写长达80卷的《华严经》。他先后共用了五年时间，终于在1915年5月，用自己的鲜血抄完了80卷200余万字的《华严经》。
半年之后，48岁的他，怀着一颗赤贞的爱国之心圆寂而去。
血写的《华严经》在历史的寒流中颤栗。
二九
危在旦夕的严峻形势，让西逃的慈禧太后寝食难安。望着已经沦陷的皇都，她也许已经认识到，变革或许是眼前一条惟一的出路。
时间已经跨入1901年。1月29日，经过一番权衡的她，突然发布谕旨，宣布推行新政。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接着便是废科举、兴学堂、练新军、办实业、改良司法、调整机构乃至预备立宪……
一个保守的女人，总算认识到了时代的潮流。如果早几年就这样做，清政府也许能够完成一个国家的转型，实现一个王朝的自我挽救。
如果这样，历史就会改写。不会是后来那个局面了。
可惜的是，这是一场已经迟到的变革。一切，都来的太晚了。
机遇一旦错过，就再也遇不上了。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
三0
一个国家的政府，一旦失去人民的信任，就只能是死路一条。谁也无法挽救。
干柴一旦被烈火点燃，就再也无法扑灭。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专制、镇压是无济于事的。革命是无法制止的。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先行者，在海外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他们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为己任，多次组织武装起义。一次次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影响深远，震动全国。到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终于一举而成功。
260多年满清王朝，乃至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在革命的浪潮中被推翻。
中国的天，终于变了。
三一
中国的天，终于变了。
不可一世的大清王朝终于被推翻，封建帝制终于被终结。就这一点来说，辛亥革命是成功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它将被永久地载入中国的史册。
然而，这仅仅是一场旧民主主义的革命。人们用革命的方式反掉了清王朝，但这只是完成了传统的改朝换代的任务。它并没有触动专制制度的毫毛。独裁者的亡灵，仍然在前进的历史中不断地复活，或曰借尸还魂。
于是，便有了后来袁世凯称帝和大军阀张勋复辟的丑剧，还有一些在“共和”名义下实施的强者的独裁。
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帝制的被废除，仅仅是表面上的。
三二
那时候的孙中山先生是乐观的，对中华民国是充满信心的。他相信袁世凯，认为袁大总统也会跟他一样热爱共和，言而有信。在袁世凯当选为民国正式大总统后，他立刻表示诚挚的祝贺，并打算告别革命，从此从事国家建设。
在一次宴席会上，他表示，要让袁世凯做十年总统，练兵百万。他自己去经营铁路设计，把铁路线延长20万里。他认为，这样民国就可富强了！
然而，不久之后的现实就粉碎了他的好梦。宋教仁被刺。袁世凯独断专行。他只好发动“二次革命”，失败。无奈中，他实行党权的高度集中，要求党员宣誓对党魁负责。
一个长期追求民主与自由的革命家，此刻却想把民主制度下的政党拉回到专制集权下的旧式会党的老路上去。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倒退。
历史的悲剧常常就是这样发生的。
民主、共和的路依旧十分遥远。混乱，是难以避免的。
三三
清帝退位后的混乱，在国学大师王国维的眼睛里，简直是糟得不能再糟了。他非常留恋皇权至高无上的局面，留恋那个年代能够安心做学问的种种美好。
在清华大学做教授的时候，他不修边幅，又留着小辫子。有人说他的样子怪怪的，真难看。一天，他的夫人王氏一边帮他梳辫子，一边劝他：
都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东西做什么？
王答：正是到了这个时候，我还剪它做什么？
这话说的有点儿玄。还是也留着辫子的、北京大学的辜鸿铭教授说的更加直截了当：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辜鸿铭眼中那无形的辫子，也许就是皇权下的奴才意识、奴性人格吧！
三四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隶与奴才。奴才意识、奴性人格是专制制度下的必然产物。
皇帝虽然没有了，见到大人物还是要跪拜的。愚陋、怯弱、涣散、混浊，是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常态。正如鲁迅揭示的，奴性已经浸透了国民的骨腔和灵魂。在主子面前是奴才，在地位比他低的人面前是暴君。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
正是这种奴才意识、奴性人格，孵化滋生出那种种贻害民族的可恶病症。
可悲的是，许多中国人并没有感觉到自己之为奴。对此，多少仁人志士为之一叹！
梁启超曾经痛心疾首：“不禁太息痛恨于我中国奴隶根性之人何其多也”！
邹容在他的《革命军》中也曾经强调：“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
直到上一世纪80年代，台湾的白杨还在沉痛出击：“丑陋的中国人”！
三五
安于奴隶、奴才的命运和地位，反映了我们多数国民麻木、怯弱的心理素质。
中国的这种现状，注定了实现现代民主社会，仍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
正视、改造国民的劣根性，仍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胡适说过，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三六
然而，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传统文化和宫廷戏大行其道。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从吕后、武则天到慈禧太后，在我们的电视荧屏和流行书刊活跃异常。
一具具古老的僵尸在神州的夜空游荡。
传统文化作为整体，有它的博大精深，有健康有为的一面。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其精华必须传承。但是，它毕竟是过去时代的产物，难免有一些陈词滥调，有一些反科学的东西。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照单全收，全盘继承。
自从王国维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死了之后，传统的国学也就慢慢地死了。如今已经是21世纪了，传统文化的全面复活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
在新的世纪，我们应该站在老子、孔子、屈原等先贤的肩膀上，创造更加灿烂的文化。
在新的世纪，应该有全新的中华之学，东方之学！
三七
按照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说法，三千年来，中国经历过两次社会的“转型”。
第一次，即“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使中国“从一个高等群居动物的部落主义转向一个以自由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制度；和中央集权，以高度科学化的文官制度为骨干的，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宇宙帝国”（《晚清七十年》）。这次转型肇端于战国时的商鞅变法，完成于汉武帝时的“盐铁专卖”，历时二百余年。
第二次，其肇端就是这次的辛亥革命了。这一次的“转型”，将“从帝国制度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虽然已经历时百年，至今犹未告成。好象舟行三峡间，沿途尽是激漩急湍，凶险万状。然而，“不论时间要拖多久”，此一转型必将完成，“是任何人和事都改变不了的”。
中国要进入真正的民治时代——即完成第二次“转型”——仍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在这百年中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这次艰难“转型”中的序幕。
套用一句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已经做的，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大戏还在后头呢！
三八
这次“转型”之所以特别艰难，是由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造成了两条道路的根本不同。
18世纪，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
而当时的中国，号称一代英主的乾隆皇帝，积60余年的努力，完成的是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与西方的体制不同，东方的体制是要把民众关进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正是这种与西方截然相反的体制，造成了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孱弱、保守、僵化。
要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体制，也就显得格外的艰难。
三九
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了。
1912年，孙中山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主权在民”的宪法。可惜的是，孙中山很快就被袁世凯赶下台了，这部宪法也束之高阁，被尘封起来了。
到了1928年，国民党统一中国。这一年颁布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让人失望的是，这部“训政约法”违背了孙中山《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根本宗旨，而开启了中国现代史“党国体制”的先河。是一部“党天下”的根本大法。它明确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国民政府主席、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国民党中央就是中央政府，国民党各级地方支部就是各级地方政府。一党专政，党国一体。“朕即国家”转型为“党即国家”。
“党天下”遭到了各政党的极力反对，其中也包括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严正抨击国民党“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专制主义，指出：国民党的“这种专制主义，在政治上，在文化上，腰斩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腰斩了他的新三民主义，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深重的灾难。”
历史证明，民主是这个时代的潮流。人民的国家，应由人民来管理。所谓“一个党”、“一个主义”的大一统的治国连理念，在今天已经行不通了。
四0
罗隆基说过，独裁制度是和平、安宁、秩序、公道的破坏者。
独裁者往往要用一个模子来重新铸造国人的头脑，搞思想统一行动。十年文革中的林彪提出，全体中国人民“只能有一个思想”。这种说法把“以一个人的思想治国”的理论推向极端。党和国家的命运被系在一个人的身上，结果造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历史悲剧。
独裁制的结果，是使国民成为绝无思想的机械，丧失创造力。没有了创新。没有了活力。也许这正是我们几十年出不了几个大师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四一
权力世界中，不会养育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仆。当公务员成为社会仰慕的对象，千军万马挤上这座独木桥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就危险了。
社会的良知、公正一旦出了问题，就会影响这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对一个有野心的人来说，权力固然可以成就他的辉煌，也可以铸就他滑向深渊、遭遇毁灭的人生悲剧。
四二
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这个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张扬利益的时代，同时也进入了一个道德失范、文化失范的时代。
一些为官者以这个时代的精英、领导自居，耀武扬威，为所欲为。
不久前报纸报道，某省某地级市一个区的旅游局长开车出行，遭遇车堵。可能是两个中学生挡了他的路，这位局长大人怒气冲冲的下了车，对着中学生就抽出了几个响亮的耳光。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领导，领导！打人者一边打，一边亮出自己的身份。
他自以为，被打者和周围围观的群众会乖乖地向他臣服。
他的老婆也亢奋了，在车上快活地高喊：打的好，打的好！
他没有想到的是，今天的群众已经不是封建王朝的臣民了，顿时就把他团团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他更没有想到，他这一闹惊动了更大的领导。更大的领导跟他不是一个思路，当场就向群众宣布，把他这个“领导”就地免职！
这个局长是免职了，其他与这位局长有着类似想法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能够接受他的教训、摆正自己的位置吗？
四三
我忽然又想到了鲁迅的一次感慨：中国太难改变了。不是很大的鞭子抽在身上，他是不肯动弹一下的。
更难改变的，是我们一些官员的陈旧、没落的思想观念。
在这种陈旧、没落的思想观念的支配下，他们前赴后继地奔向腐败，奔向深渊。
面对这严酷而又可怕的衰败，我感叹，我无奈，我呐喊……
四四
专制、腐败、极权，是民主社会的大敌，也是今天的我们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大敌。
中国要有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实现社会与国家的分离。
没有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也就没有中国的现代文明。
人类的有限性注定了我们的生活本身才是目标。民生是第一位的。如何让我们的人民生活的更体面、更自信、更自由、更有尊严，是政府工作的首要追求。
四五
历史不是一个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
历史就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掩盖事实真相的历史不是真正的历史。
颠倒历史是可怕的。戏说历史是可鄙的。历史不容颠倒，也不容戏说。
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对历史心怀虔敬。历史是我的宗教。
我认为，以玩世不恭的态度等待历史，必将遭到历史的嘲弄。
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解读中，我的心情感到格外沉重。在世界的大变局中，我中华民族在这170年中，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而又悲壮的路。这一段路仅仅是一个开端。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巨大的震荡还在继续。大变局还在继续。也许还要动荡几百年。我们的子孙在这动荡不安的历史进程中，能够胜利到达光明的彼岸吗？我中华民族，能够永远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吗？
我不知道！
四六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和他的老师（徐特立）的老师黄炎培先生，在延安机场共话天下。
68岁的黄炎培直言相问：我生60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不知道共产党有什么高招？
53岁的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民主，国家才有活力。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话说来容易，可要真正做到，却不是那么简单的。难哪！
四七
谈到民主社会的建设，我们自然会想到台湾，想到海峡那边的蒋经国。
蒋经国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敢想敢做，有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更有定国安民的能力。
当年，在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的时候，国民党内有许多人向他提出质疑。国民党的大佬、“国策顾问”沈昌焕就跑来提醒他：“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会失去政权的！”
蒋经国不以为然地淡淡回答：“世上没有永远执政的党！”
字字落地有声。这才是真正的“天下为公”！
果然不出沈顾问的所料，国民党后来在台湾果真失去了政权。这与蒋经国放开党禁报禁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归根结蒂，还是缘于国民党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蒋经国抛弃了一个失去民心的党派，他本人却成了人心所向的伟人。
四八
民主，民主，应该是人民当家作主。可是我们往往遗憾地看到，在某些时候，民主竟然会成为某些政治人物用来达到某个目的的一种手段。
众所周知，伊拉克的萨达姆执政近20年，民主选举并没有间断。哪怕是兵临城下之际，他仍然以100%的支持率当选为总统。这100%，显然是人民被民主的结果。
另一个中东国家的总统，主政长达27年。他死后，国会马上修改了国家的宪法，将总统任职年龄降到了34岁，为的是让他的儿子继任总统。民主机制居然可以维护世袭，岂非一桩怪事？
还有，我们国家的“文革”，也是以大民主的形式进行的。其结果，只是用一种暴力的强制取代了另一种暴力，专制的风景并未被政治领域的革命所触动。
在专制不死的国家，民主是可以被一些人当衣服穿的。专制和独裁的闹剧完全可以在民主的舞台上表演。
但是，独裁者的威信是靠不住的。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在被捕前的5天做了一次重要讲话，热烈的掌声多达90多次。5天之后呢？正是这些热烈鼓掌的手，将绞索套在了他的脖子上。
四九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不能不关心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因为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我们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早在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就已经正式确定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邓小平认为，从国家全面改革的高度来看，政治体制改革在整个改革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不能再畏首畏尾、无所作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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